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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飞
张树剑
民国时期，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新旧交替的变革之中。不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孕育和发展，封建保守的传统思想逐渐得以解放，加之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西方的文化理念和自然科学相继传入我国，对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的治学风气和思想观念形成强烈的冲击，国人对于新知识、新文化和新的思想观念逐渐接受。在此环境下，中医学界的有识之士，纷纷致力于对传统中医的反思，同时，为及时沟通与联络，交流学术经验，谋求中医的发展与进步，纷纷成立学术团体，创办学术期刊。
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出现，客观反映出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医、针灸的发展处境及状态。据考察，该时期载有针灸文章的中医期刊有34种
，然而，针灸专业期刊仅有两种，一种是由承淡安创办的《针灸杂志》；另一种就是《中国针灸学》。
我国针灸专业期刊发轫于1930年的《温灸医报》，后有《针灸杂志》，1937年停刊，之后未见有针灸专刊发行，直至1945年，杨医亚创办《中国针灸学》。其创刊之缘起正如发刊导言中所述：“……复承一般针灸同志们屡次来函云：‘认我国针灸术为物理之惟一疗法，而皆神秘其技，不能广推风传，以致岐黄绝学湮没而不彰，殊深可惜。’医亚亦不忍古道之日趋沦亡，特在业余之一部分时间，毫不计个人之学识与能力，简陋与绵薄，凭着勇敢来负责发扬针灸工作，以尽个人之天职，故除编辑针灸书籍外，特发行《中国针灸学》广为宣传，以便神效万能针灸术得以早日复兴。”
此外，国医砥柱社为其提供的印刷等方面的硬件条件，加之时任《国医砥柱》总主编的钱今阳和主理汪浩权、王治华等人的帮助，使《中国针灸学》的创办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中国针灸学》是民国时期由杨医亚创刊于北平，面向全国发行的一份针灸专业杂志。该刊于1945年1月创刊，1948年8月停刊，计划出版周期为季刊，断续发行5期。创刊号主编是杨医亚，复刊号主编是焦勉斋，复刊时组建编辑委员会，成员是：杨医亚、焦勉斋、钱今阳、曾天治、汪浩权、王治华。复刊后第二期马继兴加入，并担任后三期主编。该刊所载文章中西兼有，内容广泛，同时积极与读者、作者交流互动，不断改进办刊思路。该刊的创办及发行切实助力了彼时针灸的传播与发展。
通过梳理该刊信息可知，杨医亚、焦勉斋各担任一期主编，马继兴担任三期主编。复刊时，钱今阳、曾天治、汪浩权、王治华被聘为编委，该刊编辑者共7位。
杨医亚
（1914～2002年），原名杨益亚，河南温县人。1936年冬月尚在读书期间的杨医亚即组建成立“国医砥柱”社
，独自创办中医杂志——《国医砥柱》。1937年元月1日该期刊创刊号正式发行，销至港澳地区，甚至远销美国旧金山、日本、马来西亚等地
。《国医砥柱》的成功使杨医亚逐渐为医界所知，与此同时有机会结识许多优秀医家，这与其后来能创办《中国针灸学》并能组织优秀的编辑团队有切实之关系。
焦勉斋
（1906～1975年），原名焦念勉，山东章丘人，出身于世医之家。1946年，受杨医亚聘请担任《中国针灸学》复刊号主编。在担任主编时，选稿、审稿既立足传统，又不墨守成规，而且积极写稿，为该刊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继兴
（1925～2019年），山东济南人。1947年1月，受校友杨医亚之聘担任《中国针灸学》主编直至期刊停刊。马继兴对针灸知识的灵活把握和对西医知识的兼通，为《中国针灸学》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钱今阳
（1915～1989年），名鸿年，号苍盦，江苏武进人。先后兼任上海医界春秋社理事兼撰述委员、国医砥柱社董事长兼沪社社长等。1946年，担任《中国针灸学》编委直至该刊停刊。
曾天治
（1902～1948年），原名曾贵祥，广东五华人。师承著名针灸医家承淡安，悬壶于两广、香港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港迁于沪上设诊办学，1946年，被聘为《中国针灸学》编委。
王治华
（生卒年不详），名延豪，浙江诸暨人。先后任北平国医砥柱总社主理、重庆新中华医药月刊社编辑委员、华西医药杂志社分社社长等。1946年，被聘为《中国针灸学》编委。
汪浩权（生卒年不详），上海名医，《国医砥柱》主理兼编辑委员。1946年，被四川省医药学术研究会聘为主理，同年被聘为《中国针灸学》编委。
综上所述，这些医家多数拥有针灸知识和编辑经验，本着务实推动针灸医学进步的理念，积极参与《中国针灸学》的编辑工作，为该刊的创办发行奠定了基础。
1945年1月1日，《中国针灸学》创刊号正式面向全国发行。该刊由位于北平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四十五号的中国针灸学季刊社出版，由国医砥柱社印刷部印刷，中国针灸学社发行部为其总发行所。至此，针灸专业期刊得以续焰。
《中国针灸学》出刊一度，便告停刊，其主要原因是受《国医砥柱》停刊的影响。《中国针灸学》在编辑人员、期刊印刷等方面都依赖于国医砥柱社，而《国医砥柱》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于1945年3月出版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后首次停刊，如杨医亚所述，“……出版七期，即逢事变，因环境之恶劣，不得不暂行停刊”
，鉴于此，《中国针灸学》亦无法继续开办。另外，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巩固自己的新闻阵地，对北平地区各类报纸、杂志、出版社等进行严格整顿管理
，《中国针灸学》因待政府核准、登记等事宜，一直处于停刊状态。
1945年12月内政部开始陆续公布已核准登记的刊物
，《中国针灸学》经内政部整饬核准并记录在案，其登记证字号：25，经中华邮政登记为第一类新闻纸类
。这使该刊的1945年1月1日创刊得到了政府的许可。1946年《国医砥柱》的第四卷第六期、第七期、第八期三期连续刊载“自六月一日起恢复该期刊（《中国针灸学》）订阅的消息”，并在1946年6月的第四卷第九期上刊登《中国针灸学》征文启事。后“本定于七月出版，因登记证未经发下，未能准时出版，现奉中央令准于出刊，特定于十月一日正式出版……”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医砥柱》于1946年2月便已复刊，这又为《中国针灸学》的复刊提供了依附条件。1946年10月1日，《中国针灸学》复刊号正式出版，复刊号之后，其出版社地址迁至北平宣武门外米市胡同乙五十二号。其后，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陆续发行，其时间依次为：1947年6月1日、1948年1月1日、1948年8月1日。
1948年8月1日，《中国针灸学》复刊后的第四期出版发行，之后该刊物宣告最终停刊。对于停刊原因，笔者分析如下。首先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从1946年到1949年，南京政府的中医政策出现大幅度的摇摆
，这十分影响中医各方面顺利的发展。其次是受经济方面的影响，1948年国内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纸张价格上升较多，致使《中国针灸学》办刊资金紧张；而该刊定价也不得不上调，创刊号时其定价为全年二十元，复刊后第二期时其全年定价即已飞涨至六千元，因此，其订阅量受到一定影响，期刊的正常运转受到了限制，继续开办十分艰辛。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鉴于通货膨胀，《国医砥柱》的连续开办也已非常困难，继第七卷第一、二期最后一次合刊于1948年11月1日出版后，宣告停办
，这样，《中国针灸学》在印刷及编委等方面的依附条件消失。后来，杨医亚于1949年受聘为华北国医学院院长，开始从事中医高等教育工作
，由于其工作重心转移，该刊不再有复刊的机会。最终，《中国针灸学》刊行五期，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针灸学》在栏目的编排方面没有固定形式。由目录可见，创刊号和复刊号均未分栏目，第三期的栏目只有“信箱”和“编后话”，其他文章均以篇名列于目录。第二期和第四期标明了栏目，第二期栏目依次为“专论”“验案”“译文”“史料”“每期论坛”“信箱”“读者来论”，第四期栏目依次为“专著”“史料”“治疗”“译文”“验案”“读者来论”“针灸新闻”“信箱”“编后话”。
该刊所设“专论”栏目，旨在广开言论，广泛而深入地探讨针灸学术，激励读者思考；“专著”栏目旨在刊登当时已有一定学术地位和影响力的针灸医家的著作或译作，如日本医家玉森贞助著、杨医亚译的《针灸秘开》，该书为作者晚年所著，内容多涉及其治疗经验，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验案”栏目，刊载医案、医话，数量方面呈逐期增多趋势；“史料”栏目是一个特色，丰富期刊之内容，平添趣味性，如第二期中某学生的《隔腹针胎之传说》，介绍了8则相关故事，如摘录《齐东野语》中的屠光远治番易酒官之妻不能分娩案、《江宁府志》中的丁德刚针治即将下葬的一位孕妇案等；“信箱”一栏，内容广泛，涉及“批评”、“建意”（注：“意”，原刊如此）、“摘疑”等；“每期论坛”和“读者来论”栏目极大增强了读者、社员之间及其与编辑者的互动性，为各地社员、读者提供了较好的信息和学术交流平台；“针灸新闻”一栏，介绍针灸界的相关新闻，增强了期刊的时效性；“编后话”栏目为主理马继兴撰写，反映其编辑观点和思路，兼顾与作者、读者及社员交流的功能。
期刊自身对于内容的分类较为模糊，笔者将其重新梳理归类，以呈其详。通观《中国针灸学》其内容可分为：“评论性文章”“著作刊载”“国外译文”“学术探讨”“信息平台”五类。其中“学术探讨”类分为“理论阐述”和“临证纵横”两部分，“理论阐述”类又细分为：“传统类”“尚新类”“会通类”三个方面；“临证纵横”类细分为：“临床心得”“经验传承”“医案医话”三个方面。“信息平台”类分为“医讯广告”“针灸新闻”“交流互动”三部分。笔者将该刊文章分类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针灸学》内容分类
由此可以宏观地看出，创刊号主编杨医亚比较注重对于专著的刊载，或其个人著作，或为难得的针灸医籍，如《近世针灸学全书》、日本医家高桥大和馈赠的《灸法要穴》等，一者可见其传播针灸知识的开放态度，再者期刊刚起步，不乏稿源空虚之由。复刊号主编焦勉斋在延续“著作刊载”的基础上还刊载了3篇较为有主见的评论性文章，如王治华的《针灸为医学上治疗奏效最伟大之技术》、汪慎之的《针灸慢谈》（注：“慢”，原刊如此）等；另外刊登3篇个人临床心得类文章，如曾天治的《药石无灵之面神经痉挛的特效疗法》、秦正生的《针灸术之小发现》等，为读者提供了较好的临床借鉴。第二期时，马继兴担任主编，较之于前两期，本期刊登较多医案医话，此类文章共计10篇；另外刊登8条医讯广告。第三期刊载5篇评论性文章，如吴超先的《中国推行公医制度与针灸医学》，通过谈“公医制度”，展现针灸的诸多优势；周处中的《谈谈神针灸治病的来历及在现代针灸学上的价值》，直言“神针术是改良的灸法，可补现代医学的缺憾”，观点明确，立场务实。第四期呈现尚新倾向，传统针灸理论的阐述未有刊载，尚新类文章有2篇：佚名的《背部植物性神经之刺针点》、潘钧若的《针灸治疗顽固的书痉症》，多用西医知识揭示医理；此外，主编与读者交流互动方面非常活跃，读者所提问题，涉及针灸书籍、针灸知识、疾病治疗等方面，马继兴不惜版面，一一详尽回复。
纵览全刊，每期都刊载了不少医案医话，通过对此类文章的梳理，可以看出当时针灸治病的范围较广，除了腹痛、腿膝疼痛等常见的针灸适应症之外，针灸医家在治疗妇科病、传染病及内科杂病等方面亦有一定的发微与实践，如高辅汉的《针合谷三阴交治愈难产始末记》、宋鹤年的《以针灸治愈寒霍乱》及焦勉斋的《针灸验案选录》等。在治疗方法方面，针灸医家不拘泥于针，而是根据不同疾病灵活运用针、灸、药，如胡朝钧针治产妇证为肝气横逆、血瘀凝结一案，助治以太乙雷火药针，焦勉斋针治温热症一案，助治以汤药等，真实呈现了当时针灸医家积极进行针灸临床探索的情况。而该刊作为当时针灸信息平台，除学术文章外，还刊登了诸多广告，如书籍广告、针具广告、药物广告等，其中书籍广告最多，如钱今阳的《中国儿科学》，姜春华的《中医病理学》，杨医亚、马继兴合编的《中国针灸学集成》（第一集）等都有刊载。另外，自复刊号起，逐期刊登社员照片。从期刊刊登的79张社员照片信息可知，社员地域分布较广，北部有辽宁、陕西、河北；中部有河南、四川、湖北、安徽；南部有江苏、浙江、江西甚至远及广东、广西、贵州、福建等，共计14省。由此可见，该刊在当时传播范围较广。
《中国针灸学》是在社会动荡、战火频繁、人们思想观念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中国针灸学》创办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此时办刊不利因素较多，该刊难免出现不足之处。该刊计划出版周期为季刊，发刊期间囿于当时国内局势不稳、中医政策摇摆、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出刊断续不接，即便由国民政府内政部认证后也未能按期出刊；在栏目分类方面，亦未能形成稳定的形式；该刊刊载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如杨医亚的《近世针灸学全书》《简明针灸治疗医典》等，但未能坚持连载，实有遗珠之憾。除此之外，尚有同文重刊之现象，如复刊号中叶劲秋的《针灸孔穴证疗典》、杨医亚的《重要针灸法》及第四期中焦勉斋的《针灸学研究论》均与创刊号中的重复。
然而，该刊作为战争中唯一一份坚持创办的针灸专业期刊，体现了彼时针灸医家切实争求针灸之进步的心志，反映出针灸医家为求针灸之发展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作为民国时期继承淡安《针灸杂志》后的一次接续，该刊为针灸会通西学、交流新知提供了较好平台。再者，该刊作为医讯信息的发布平台，加强了针灸医家之间的沟通联络，较好地促进了针灸知识的传播。更为难得的是，期刊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中为当时针灸界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发展理念，正如期刊主旨所示：“我们的主旨，在整理旧有文献，而归纳以客观的结论。故即使我们现在所用的说明，和所执的理由，未能满足近代学术上的欲求，但是我们正是不屈不挠向着这个方向追求的。”
这昭示了当时针灸医家寓传扬于继承之中的理念和积极进取、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这些对于针灸学术的思考与探索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意义。另外，其所呈现的针灸医家的学术观念和临床经验，如马继兴的《针灸学走向何处去》，倡导用实验、检验等西医学手段揭示针灸医理，强调针灸治病要有理有据，母永祥的《针灸验案二十八则》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临床参考价值，而今，这些文章、医案被该刊保存下来，为目前临床诊疗疾病，探寻新的治法与思路提供了思考空间和借鉴价值。此外，该刊在混沌复杂的社会背景中仍保持清醒的学术理念，扮演着重要的向导角色，作为一种刊物的价值体现，同时也是当前期刊应该借鉴和秉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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