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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学术脉络，并呼吁开展相关研究，针灸学界也不例外。要对学术脉络进行研究，首先要理清其现存著述。因此，笔者以全国权威性中医书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
（以下简称《总目》）为基础，参考《中国针灸荟萃·现存针灸医籍》
（以下简称《荟萃》）、《中国针灸文献提要》
（以下简称《提要》）及《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
（以下简称《民国总书目》）等相关书目工具书，并借鉴民国医家医籍相关研究论文，对民国时期针灸医籍数量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考证。
关于民国时期针灸医籍数量，尚未见进行系统研究者。少数学者在开展民国针灸课题研究时曾做过统计，但所得数目不甚一致。如王勇据《中国针灸推拿学史》统计，民国时期针灸著作有113种
。谭源生对几种书目工具书分别进行考查发现：《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收载民国时期现存针灸著作199种（包含翻译日本的医籍），《荟萃》记载现存针灸医籍有52种，其中2种未见于《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民国总书目》收载现存针灸医籍32种，其中4种未见于《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另有上述3种工具书均未载录者凡7种，因此，他认为民国时期现存针灸学著作共212种
。据谭源生言其所据《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2005年修订版，经笔者考察该书修订版为2007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即《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由此推测，谭氏所据修订版当为该修订版尚未正式出版前之草稿。
为搞清民国时期针灸医籍具体的数量和书目，笔者对上述书目工具书及相关研究论文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各种工具书对于同一种医籍的记载不甚一致，其原因主要在于各书目对“民国针灸医籍概念”的界定不同。因此，在进行详细考证之前，应先澄清以下几个相关问题。
对于民国起止时间的界定，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从1911年算起；另一种认为从1912年算起。而现行公认对民国时期起止时间的界定为1912年至1949年。《总目·凡例》也是将1911年作为清朝最后一年，“查不出准确成书年的著作，给参考年号，加方括弧表示，例如明朝著作，查不出具体年份，以明朝最后一年为参考年号，标作［1644］；清朝则标作［1911］。”因此，本次考察民国时期中国针灸医籍的数量，时间范围是1912年至1949年。
通过对《总目》及相关工具书研究，在统计针灸医籍数量时，笔者认为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有以下两条原则与编纂书目工具书的原则不尽相同。
（1）关于丛书与子目
从学术研究角度统计，应将丛书作为子目各书的一个版本，而不应将二者分别作为两种不同书籍计算。
从编纂《总目》等书目类工具书角度而言，丛书与子目分别单独著录，数量也分别单独计算，正如《总目》“凡例”在“条目的著录原则”和“有关条目著录的说明”两项分别指出：“合刻书的单行本另立条目，不与合刻本混合著录”；“丛书子目的单行本遇有相同品种的独立条目，此单行本作为独立条目中的一个版本予以著录”。然而，在现行《总目》中，民国针灸医籍部分却不完全是按照上述原则著录，丛书与子目的著录方式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①丛书与子目分别作为独立条目著录。如《针灸学讲义三种》作为一条著录，下设子目：针灸歌括汇编、经穴学讲义、针灸治疗讲义；同时，《针灸歌括汇编》《经穴学讲义》《针灸治疗讲义》又分别作为独立条目著录，符合《总目·凡例》的著录原则。
②仅以丛书一条出现，不仅未列子目，各分册也未以独立条目著录。如《高等针灸学讲义》，仅此1条，该条目下未列子目，各分册也未以独立条目著录，容易使人误解为该书仅有1本。然而，据考查，该书实为一套丛书，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消毒学、经穴学孔穴学、针治学灸治学，合计6册，与《总目·凡例》著录原则不符。因此，建议《总目》在《高等针灸学讲义》条目下应将子目分别列出，并分别著录各单行本：《高等针灸学讲义·生理学》《高等针灸学讲义·解剖学》《高等针灸学讲义·病理学》《高等针灸学讲义·诊断学消毒学》《高等针灸学讲义·经穴学孔穴学》《高等针灸学讲义·针治学灸治学》。
③丛书与部分子目分别著录。如《（绘图）针灸传真》条目，下设子目：针灸传真2卷、绘图针灸传真内经刺法2卷、绘图针灸传真名医刺法2卷、绘图针灸传真考正穴法2卷；同时，仅《（绘图）针灸传真考正穴法》2卷作为独立条目著录，其他子目未单独著录，与《总目·凡例》著录原则不符。因此，建议《总目》将其子目各单行本分别单独著录。
通过上述分析，在《总目》中丛书与子目的著录方式的三种情况，存在前后不一致现象，建议在编纂同一本工具书时，同样情况应采取统一处理方式。虽然编纂书目可以丛书与子目同时计算，但从学术研究角度统计针灸医籍数量时，应将丛书作为子目各书的一个版本，而不应将二者作为两种不同书籍同时计算，如上面提到的《针灸学讲义三种》，当从学术研究角度统计针灸医籍数量时，应将《针灸歌括汇编》《经穴学讲义》《针灸治疗讲义》分别作为单一书籍统计，《针灸学讲义三种》仅是它们的一个版本，而不应再作为一种，统计数量时当是三种而非四种。
除上述丛书与子目的关系外，关于同一书的问题，按《总目·凡例》“同一书的不同辑本，或经重订、校注、发挥等再创作，均按不同书处理，给单独序号”原则，则增订或重订等不应作为一个版本而应作为新书单独著录，在《总目》中《中国针灸治疗学》的著录不符合该原则。《总目》仅见《中国针灸治疗学》1条，其下分列不同时间发行版本，然而，《中国针灸治疗学》在1933年再版时是在原书基础上增订而成，且更名为《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因此应增列《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1条；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由于增订是在原书基础上，又增加新内容，因此，也应作为新书单独计算。
（2）关于译作及外国人著作
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译作及外国人著作不应计算入内。
由于研究目的差异，对民国针灸医籍概念的界定也有所区别。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如研究民国时期中国针灸学术发展，则应以此期出版或公开发行的中国作者自主创作的针灸医籍为研究对象，而不应包括译作及外国人著作，因为译作及外国人著作内容反映外国当时学术发展。虽然国外的著作被翻译为中文或用中文创作，有可能被中国学者看到而受其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学术发展，而其本身不反映中国针灸学术情况。因此，在研究民国时期中国针灸学术发展时，译作及外国人著作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仅可作为参考而已，故不属于该期中国针灸医籍范畴，统计民国时期中国针灸医籍数量时，显然不应计算入内。
然而，从编纂书目工具书角度而言，与此原则不尽相同，书目统计原则是以实际图书出版数量为准，如同一种书有不同人的译本，则该两种译本算作两种不同书。因此，《总目·凡例·收录范围》规定，包括同期译作及外国人中文原著，“外国人所著中医药著作，只收中文原著或中文译本，外文不收”。
关于译作的标注年代，是标注原书成书年代还是译入年代，《总目》未作说明。通过对《总目》民国时期（1912～1949年）针灸医籍书目考查研究发现：在《总目》中译作年代的标注是以译入年代为准，如《（最新）实习西法针灸》，据王勇考察，该书原名为《实习针灸科全书》，由日本冈本爱雄著于1900年，在日本该书到1914年已经出版至7版
。该书引入中国后于1915年被顾鸣盛翻译编辑并改名为《（最新）实习西法针灸》，于1915年12月由上海进步书局出版。在《总目》中，《（最新）实习西法针灸》标注年代为1915年。按照这个原则，《总目》收录属于民国时期针灸译作计有5种。
然而，与此不同的是，《总目》中有些译作又以原书成书年代进行标注，如《（杉山真传）百法针术》，成书于1887年，由日本杉山和一撰，缪召予译，于1932年由宁波东方针灸学社铅印发行。《总目》将该书的年代标注为1887年，与标注译入年代的原则不符。如以标注译入年代为原则，则该书译入年代为1932年，属于民国时期针灸译作。
另外，见于1991年版《全国中医联合目录》的译作《中风预防名灸》，在新版《总目》中却未收录，不知何故。据1991版《全国中医联合目录》载，《中风预防名灸》由日本吉原昭道撰，1932年由陈景岐译入中国，现存有宁波东方针灸学社铅印本。按照译作收录原则，该书也应列入民国时期针灸译作。因此，建议《总目》在下次修订时，在“凡例”中对于译作标注年代作明确说明，并在收录时予以统一。
关于外国人中文原著的收录，通过对《总目》考查发现：这类书籍的标注以成书年代为准，而不以引入中国的刊印时间为准，如《皇汉医学丛书》刊于1936年，其中4种针灸书则分别以成书年代列入相应时期内，包括《针灸则》（1776）、《经穴纂要》（1806）、《选针三要集》（1887）及《针学通论》（1925）。与此不同的是，《提要》将《针灸则》作为民国针灸医籍，显然是以引入我国年代为准。按照以成书年代标注为原则，《总目》收录的外国人所著中文原著属于民国时期针灸医籍计有8种。
综上，从学术研究角度统计民国时期中国针灸医籍数量的原则，有以下三条：①时间以1912年至1949年为限；②丛书类书籍数量计算方法应以各子目数量计算，不再将丛书作为一种单独计算；③译作及外国人著作不计算入内。
为进一步核实民国时期针灸医籍数量，笔者据上述原则，再次对《总目》等相关工具书进行认真考查比对，发现：
《总目》记载，民国时期针灸著作共有193种（含译作及外国人中文原著），包括针灸通论类77种，经络孔穴类66种，针灸方法类24种，针灸临床类26种；中国人著作180种，译作5种，外国人中文原著8种。新版《总目》较1991年版《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收载183种多10种。
《荟萃》记载民国时期针灸医籍52种，其中5种未见于《总目》民国针灸医籍，分别为：《嵊县周氏家传秘本针灸秘授全书》《（增图编纂）针灸医案》《针法穴道记》《中国针灸外科治疗学》《十二经脉汇辨》。其中，《总目》作为清代医籍而《荟萃》作为民国医籍者有：《嵊县周氏家传秘本针灸秘授全书》（《总目》载书名为《针灸秘授全书》）、《（增图编纂）针灸医案》及《针法穴道记》；《荟萃》作为清代医籍而《总目》作为民国医籍者有：《针灸灵法》《针灸便用》；另有《铜人图》一书，二者载书名同，而《总目》载著者佚名，《荟萃》载著者为贾梦莲，是否为同一种书，有待进一步考察，此次统计暂视为同一种。因此，《荟萃》载未见于《总目》的民国针灸医籍实有2种，即《中国针灸外科治疗学》和《十二经脉汇辨》。据笔者考察，《中国针灸外科治疗学》书名记载有误，当是《新著中国针灸外科治疗学》。
《提要》记载民国时期针灸医籍47种，其中3种未见于《总目》民国针灸医籍，分别为：《太乙神针古方》《针灸则》《中国医药汇海》。据上述分析，《针灸则》成书于1766年，为日本菅沼长之著，宁波东方针灸书局曾于1936年出版铅印本，故据成书年代则不属于民国医籍；《中国医药汇海》为中医丛书，其中第七编为针灸部，《总目》将其列入综合性著作，而未入针灸类；据王雪苔考证，《太乙神针古方》实为范毓葡《太乙神针》（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一书北京达仁堂1913年重刻本
。因此，《提要》载民国针灸医籍均见于《总目》。
《民国总书目》所载民国针灸医籍33种，其中5种未见于《总目》民国针灸医籍，分别为：《彩色针灸铜人图》《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科学化）针灸医学》《救人利己的妙法》及《温灸医报》。其中，《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为《中国针灸治疗学》的重订本，在《总目》未作为独立条目单列，然而据上述分析，该书应单独列出；另有《砭经》书名同，而著者异，《总目》载著者为砭道人，本书载著者为韬光居士，不知二者是否为同一人同一书，有待进一步考察，此次统计暂视为同一种。通过上述比对分析，上述3种工具书所载未见于《总目》的民国针灸医籍共7种（详见表1）。另，据高福惠等考查，杨医亚民国时期针灸著述有5种未见于《总目》
（见表2）；据戴铭等考查，罗兆琚有关针灸著作15种，其中8种未见于《总目》
（见表3）；据王勇考证，承淡安《伤寒针方浅解》成书于1941年，经查《总目》未见载录。在《总目》针灸推拿类1912～1949年书目的基础上，增加中国人著作20种（该数目据上述文献考证所得，其中5种笔者尚未确定是否存在），包括《新著中国针灸外科治疗学》、《十二经脉汇辨》、《彩色针灸铜人图》、《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科学化）针灸医学》、《救人利己的妙法》、《温灸医报》、《中国针灸学》、《配穴概论》、《百廿孔穴挂图》、《针灸经穴学》、《针灸治疗学》、《中国针灸学讲习所消毒学讲义》、《中国针灸学讲习所诊断学讲义》、《针灸秘钥》、《针灸便览表》、《经外奇穴学》、《中国针灸术诊疗纲要》、《增订中国针灸经穴学考证辑要》及《伤寒针方浅解》；增加译作2种，包括《（杉山真传）百法针术》和《中风预防名灸》。因此，民国时期针灸医籍数目是在原193种基础上，增加22种，合计215种，建议将此数作为下次修订《总目》的参考。
表1 《荟萃》等所载未见于《总目》的民国针灸医籍
表1 《荟萃》等所载未见于《总目》的民国针灸医籍-续表
表2 未见于《总目》的杨医亚针灸著作
表3 未见于《总目》的罗兆琚针灸著作
从民国时期针灸学术研究角度来看，民国时期中国针灸医籍数量的统计则应在215种基础上，减去译作及外国人著作2类，并重新统计丛书类著作。通过上述统计，译作类共有7种，包括：《（最新）实习西法针灸》《高等针灸学讲义》《针灸秘开》《灸法医学研究》《针灸处方集》《（杉山真传）百法针术》《中风预防名灸》；外国人著作类8种；丛书类有《针灸学讲义三种》及《（绘图）针灸传真》，《总目》以6种计，实际应以7种计。因此，民国时期中国针灸医籍数量应在215种基础上，减去译作类7种、外国人著作类8种，增加丛书类子目1种，故民国时期中国针灸医籍数量为201种。由于本研究以上述几类常见书目工具书为考察对象，参考相关研究论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随着有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祈望同道继续增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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