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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从最初艰难选择到革命实践运用，再到建设实践的创新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和发展，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为什么还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产生迷惘和动摇呢？深入分析与思考进而研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时代的巨大变化。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科学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满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其理论本身缺乏适合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内容。今天的世界，国际化进程加速发展，各民族、各地域的深度融合不断加强，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大大缩小了人们物理空间的距离，又大大扩展了虚拟空间范围。随着人们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讲的“世界历史”得以形成，民族的、传统的观念与世界的、现代的思想认识碰撞交融，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一球两制”，国家间博弈开始由政治对抗向利益竞争转移，我们党提出了“互利共赢”“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要求人们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在统一的市场竞争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形式上的相互趋同，利益上又斗又合，思想政治上交锋交融，使人们丧失了自己的方向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由此凸显。从社会上对改革开放、国体政体、党的领导、民主政治、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问题的讨论看，远不及我们期望的那样清楚，反映出理论解释力的弱化，思想的供给远没跟上。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其已经得出的结论，只有从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出发，科学解剖当代资本主义，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从中指明社会主义的方向，阐明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径，从而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才能进一步激发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和热情。
当年，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个大问题，激励着红军指战员战胜敌人的信心。一篇《论持久战》，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景，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论，及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天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保持和发挥我们党的理论优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看待当今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在大众化、普及化中发挥思想逻辑内在征服的力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有学者从社会层面对信仰信念缺失的原因进行了诊断。阿尔文·托夫勒指出，未来的冲击，是形容人们在变革时代，在很短的时间内遇到过激的变化所引起的紧张情绪和迷失感。未来的冲击，针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一代人离开熟悉的环境，突然被抛入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中，而新世界的思想、行为准则等与先前又截然不同，于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因迷失方向而遭受的疲劳，迷茫、厌烦会相伴而来。他断言：“个人、组织，甚至还有国家，在太短的时间内遇到太多的变化，是承受不了的，必然使他们迷失方向，无力做出理智的适应性决心。”
在新旧千年交替之际，身处各地的人们确实感受到世界变化真的太快了。澳大利亚某研究所曾在2016年针对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以及一连串的恐怖主义事件等，做了个年度调查，调查显示多数澳大利亚成年人对世界的发展方向感到失望。由此可见，时代性因素是造成信仰信念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理论本质的特性。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看，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从特性上看，它们既是认识世界的工具，更是改造世界的武器，这是与以往思想体系不同的特质。但是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每个阶段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从信仰层面看，马克思、恩格斯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大趋势，始终是引领共产党人前进的灯塔，这种引领不是强迫，而是一种思想的征服，体现的是一种思想的力量。但从武器层面看，改造世界需要实践积累和矛盾展开，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误。如果不能正确地看待成功与失误的辩证关系，就不可能正确对待作为信仰层面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理论既然是真理，运用这个真理就能毫不费力、一帆风顺地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显然是幼稚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曲解。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自己特定的历史轨道。最大的特点是“武器”运用的层面多一些。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由于这个理论契合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并有了俄国革命成功的榜样。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使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了对这个理论的信仰。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形势任务发生了转变，理论指导由此面临着新的实践检验的考验。同时，还应看到，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为主体的特殊背景，决定了从信仰这个层面，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还不够牢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蜕变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腐败分子的劣迹看，他们思想深处并没有解决信仰信念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党在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早期是一种自发状态。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学习探索主要还是为了解决现实革命的需要，从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度和高度来认同，确信马克思主义，恐怕还只是少数人的事。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广大民众来说起到了一定的普及作用。然而，学术界的争论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其作用又受到了一定的消解。而后发展到用学习语录、片段来代替系统学习。用学习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来代替信仰的追求和认同，以至于一方面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普及深化任务既没有很好完成，又面临着理论创新的任务。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开创了社会主义新气象，但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创新理论三者之间，虽然我们总说一脉相承，可是对于这个“脉”阐释得不够，使少数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信仰信念层面接受还不够。今天，我们解决信仰缺失，精神迷惘的问题，一方面要用事实辩证地看待前进中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追溯思想源头，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宣传，把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作为基础性、根本性的大事摆在重要位置。
马克思主义是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孕育诞生的。人们一般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待的多一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革命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解放，本质上是人的解放的学说。这一点，我们一度有点忽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理论，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它能给人们提供未来社会的愿景，也具有终极关怀和心灵抚慰的功能。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必然伴随着思想震荡，产生的各种具体问题造成了少数人的认知错位。在价值取向上，由注重精神层面向强调实际层面发展，注重义务方面向强调利益方面演变，注重集体向强调个性转化，由此而引发了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尤其是多元价值取向，引发了价值观念的混乱和无序，甚至冲突，使主流价值观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教化和行为规范功能弱化。面对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思想观念的冲突，人们在选择时无所适从，归属感失落、困惑和迷惘的产生就在所难免。而我们又没有针对这些现象进行科学分析，对因此产生的社会心理加以认真有效的引导，使得我们的科学信仰并没有转化为人们的思想共识和理性认同，更没有通过扎实有效的建设，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共识。而一种信仰体系，如果不能扎实有效地转变为社会共识、日常观念，进入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自觉思维，发挥出心理调适和心灵抚慰的功能，要想持久坚定恐怕是很困难的。
第三，现实存在的问题。必须承认，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并没有很好解决人们的精神支柱问题。相反，一些现实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这些问题怎么看，必须有辩证思维。我们利用市场手段发展社会主义无可厚非，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当国有企业甚至政府成为市场的主体后，容易给人留下这些主体借助垄断地位与民争利的印象，而政府在老百姓的眼中，是正义、公平的化身。市场交换作用的机理，使人们的逐利性、等价交换意识不可避免地泛化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甚至渗透到公共服务部门，由此导致权力寻租现象。处在市场条件下的人们，通常总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谋求利益最大化，并认为这是正确和道德的。思想变得更加务实，而这背后寄托的是对个人利益的满足和对生活状况改善的期待。这种整个社会的大氛围，使得一些人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和崇高性，但也认为共产主义过于遥远，不能给自己带来眼前的实际利益。信仰的现实价值性与理想的超越性出现了脱节，当理想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时，人们就将目光投注于世俗生活的平凡满足上。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使公平和效率得到更好的体现。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达到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种目标的预设与实际情况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公平正义等方面问题，人民群众反映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改革的红利不能惠及大多数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不出来，人们自然会产生“我们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惑。这正是不少人马克思主义信仰信念不够坚定和纯洁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问题，对人们的信仰信念产生极大的冲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的，信仰的危机折射的是对领导干部的信任危机。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一些领导干部不注重党性修养，贪欲极度膨胀，在糖衣炮弹、金钱美色面前当了俘虏。从这些年查处的一些腐败分子看，他们的思想轨迹与行为变化是相向而行的。从思想上看，他们的思想一般都经历了从困惑、迷惘到放弃、背叛这样一个变化轨迹。思想的蜕变导致行为的失控，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那些在老百姓眼中被视为共产党精英的人都不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一般官员和普通群众又怎么能相信呢？中国社会的传统，就是人们的感性往往重于理性，特别是在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有些道理的遵守要靠强势群体、社会精英来做示范，因为在老百姓看来，他们是社会的引领者，道理的阐释者，理应带头践行。如果这些人都不相信，甚至搞腐败，言言不一，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对广大普通人来说，不仅仅是个不认同的问题，更认为是一种政治欺骗，思想愚弄，对精神层面的杀伤力更大，又怎么能够让他们把理性信念立起来呢？
另外，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状，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一味高调是不合现实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被认为是一种左的表现。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氛围中，有的人也自觉不自觉地放低了标准，使得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物质化的倾向。应该看到，一个人信仰的确定，既是社会对个人进行信仰教育的过程，也是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作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的社会权威形象，是由社会、学校、家庭共同创造的，如果三者之间对人们的规范要求和价值指导出现了分歧、对立甚至冲突，社会权威形象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约束力便随之降低，这种降低和弱化也是造成部分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信仰信念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四，传统文化的缺陷。传统文化惯性很大，我们经常在讲，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思想营养和精神资源，其家国情怀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和神圣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很重要的一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均贫富，等田地”等思想相契合。但传统文化又有很多糟粕，在信仰问题上，传统文化就有其模糊性、实用性的缺陷。自孔子以来，就培养出一种深厚的“实用主义”精神，重实际而轻玄想，崇现实而抑超越，同西方学以致知不同，我们是学以致用。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问题也就是“彼岸世界”，采取的是一种悬置的态度。受此影响，国人缺少一种刨根到底，永不休止的探索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坚定信仰必不可少的。与这种在终极问题上模糊处理的方式相一致，人们很容易把一些次终极性的东西当作终极性的东西来处理，这种信仰往往具有功利性的特点。灶王爷、财神、门神等由此产生。“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靠撞大运企图获得实际需求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升职、赚钱、高考、生育、避祸、安全等，追求的都是实际利益，并不是心灵的追问。因为功利的目的而缺少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所以人们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工作生活中的进退得失，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有的人入党并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作为一种敲门砖，把马克思主义信仰当作一种工具式的信仰。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掺进了杂质，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一旦个人目的未达到，个人的心愿未能实现，就会在世俗生活中寻求满足，而忘掉了入党的初心。
此外，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也比较抽象、不够具体化。仁、义、礼、智、信等包含的内容多而杂，释义的空间很大，内容很多，而落实的标准又不像宗教信仰那样具体明确，导致人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任意解释，随意变通，这种禀性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信念的消极影响。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糟粕，如厚黑学、潜规则、人身依附、圈子文化、官场文化等，对政治生态影响巨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