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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界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往往没有重视黑格尔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但这是直接关涉到能否准确地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的问题。对此，在这里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还原黑格尔的法哲学，我们首先追问黑格尔法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我们知道，黑格尔哲学体系确立的时代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繁荣的年代。当时整个欧洲都沉浸在政治经济学之中，并为之痴迷，特别是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给整个欧洲带来轰动的效应。有着敏锐洞察力的黑格尔同样把注意力投向了政治经济学。一个公认的事实是，“黑格尔早在法兰克福时期（1800年前后）和耶拿时期（1801—1807年），就曾对爆发于英国的产业革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并认真阅读了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1767年）”。
罗森克兰茨在《黑格尔传》中就曾指出黑格尔曾对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进行过评注，他说：“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本质、需要和劳动、分工和各种身份的资产、救济制度和福利行政、租税等所有思想，从结果上都集中在他对斯图亚特的经济学的德语翻译所进行的批判性评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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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黑格尔在耶拿时期还认真地研读了斯密的著作，特别是斯密的《国富论》，并且在《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一书的第一卷中直接引述了斯密《国富论》中制订工厂里劳动分工的例子。对此，日本学者植村邦彦还专门对黑格尔与斯密的关系进行探究。他指出，在《精神哲学手稿I》《法哲学讲义》《哲学史讲演录》《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都曾直接提到斯密。事实上，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就曾对黑格尔与斯密的关系给出过明确的界说。他说，“黑格尔在经济学上是亚当·斯密的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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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不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就是作为批判的人道主义者，也是亚当·斯密及其老师弗格森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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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确信，黑格尔的哲学深深地打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烙印。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黑格尔的哲学是否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特质？还是说，黑格尔只是出于好奇去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并没有受到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经济学并无关系？这些问题需要返回到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本身中去寻找答案。
通过透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不难发现，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言，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结晶。黑格尔哲学的时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盛行的时代，是政治经济学呈现现实的时代。黑格尔的哲学正是他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哲学批判而形成的。对此，卢卡奇曾明确指出，黑格尔把“英国的古典经济学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 [4] 在笔者看来，可以说，离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语境，是不可能真正读懂黑格尔的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对此，我们可以从斯密对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以及黑格尔自己哲学思想中所体现的经济学特质得到佐证。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劳动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过去我们对黑格尔劳动范畴的研究通常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的，如主奴辩证法。但即使是在主奴辩证法的层面上，劳动也体现着经济学的特质。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指出劳动是主人、奴隶和物的辩证中介，是人和世界得以生成的重要中介。劳动在这里所扮演的生成中介与斯密所强调的生产性劳动是一致的，因为在斯密那里，财富是通过劳动的生产性实现的，劳动也是世界得以进化、趋向文明的真正动因。除此之外，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就“需要的系统”进行论述时明确指出，普遍的财富是来源于一切人的劳动以满足需要而得到的，“通过自己的劳动永远重新生产可交换的手段这种情况所制约和中介；借助于一切人的劳动以满足需要的这种中介就构成普遍的财富”。
而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更是直接将劳动与需要和劳动与人的主体塑形进行直接关联。在黑格尔看来，劳动是满足需要的手段，并且是必要的，“用不着加工的直接物资为数极少。甚至空气也要用力去得来，因为我们必须把它变成温暖。……人通过流汗和劳动而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
这些只是黑格尔哲学的经济学特质的具体体现。除此之外，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对市民社会的演绎就是建立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哲学批判的基础上的，这可以从他所分析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方式”“劳动的方式”“财富”等方面得到证明。
总之，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的法哲学内蕴着经济学特质，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哲学批判而形成的理论结晶。可以说，要读懂黑格尔，特别是读懂黑格尔的法哲学，必须明晰黑格尔法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来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这也是我们还原黑格尔的法哲学首先需要掌握的前提认识。那么，在明晰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之后，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原象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国家观来还原黑格尔法哲学的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