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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资本逻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物”的逻辑，指资本生产总是表现为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二是“关系”的逻辑，指资本生产本质是追求价值增殖，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劳资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既要积累财富，又要积累权力；既要追求剩余价值，又要追求剩余权力；既要构建财富的社会秩序，又要构建相应的权力秩序。正是财富与权力的相互规定、相互促进，资本最终成为形塑现代性和生活世界的总体性力量。
资本权力是一种与财富创造融为一体的、不同于传统权力的全新权力形式。将资本视为一种权力，并非完全以权力逻辑的单一进路去理解资本（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而是必须将之与资本的财富逻辑结合起来。这是因为，资本权力来源于资本的财产权利（财富权力）并展现为对价值增殖的追求。也正是因为对财富的追求成为自由主义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权力形式，如国家权力、法律权力、军事权力、社会文化权力虽然都有自身的运作逻辑和具体方式，在根本上都无疑受到资本权力的控制，从而导致了通常所说的“权力资本化”。
但需要看到的是，在资本的双重逻辑之中，资本的权力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如前所述，“资本权力”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形成的“资本”与“权力”的“双螺旋”结构。“资本”之物性为“权力”之力量奠定基础，而“权力”力量则进一步促进“物”之增殖。在这双螺旋结构中，已经内在地孕育着既统一又分裂的力量。所谓“统一”，就是资本为求得最低成本消耗、最大价值增殖而形成的能使一切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的力量；所谓“分裂”，是劳动与资本因绝不可能真正“平等地”获得财富增殖而必然使世界最终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二元对抗。可见，只有在资本的双重逻辑中，权力关系才能体现不平等、不对称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体现资本的本质（也就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本质）——如果仅仅停留在物的层次，就可能使对资本的认识停留在平等交换的假象之下。与此同时，财富逻辑的“量”的属性被吸纳到权力逻辑的“质”的属性和内在机制之中，变成资本权力的“量”。也就是说，资本不仅是一种经济权力，也是一种“权力经济”。资本扩张与其说是财富数量的扩张，不如说是资本权力自身的扩张。这种扩张恰恰构成资本权力的另外两个层面，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前者体现为资本权力击败各种权力形式，在空间上为自己开疆拓土，进而使得工厂内部的“剥削逻辑”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殖民逻辑”，使劳资关系问题变成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
后者则是指资本权力变成一种将成本、效率、收益纳入精细化计算的权力技术，试图通过数字化的计算、系统化的分析、规范化的操作、精细化的监督，对身体、生命、意识、欲望、主体进行深层的微观控制。
在现代市民社会内部，资本权力始终发挥着形塑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巨大力量，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一切的、异化了的经济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统治对于现代社会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资本权力打破了传统权力关系对分工、交往和现代生产的限制，推动了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高扬了资本创造文明的逻辑；另一方面，资本权力通过推动商品化、货币化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通过对劳资关系的支配导致劳动者自身及其劳动能力的异化，导致社会生活的拜物教化、功利化和工具理性化，这又展示了资本逻辑对人的宰制。资本权力运行的双重效应既是资本双重逻辑的深刻体现，又是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所在。扬弃并超越资本权力的现代悖论，必须在唯物史观的批判视野中认识资本运行的内在本质，揭示资本生产及其权力生产的历史界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质就是在保证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利用资本吸纳自然资源、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的能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了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现代改变。但同时资本也带来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而言，需要在正确认识资本双重逻辑的基础上积极应对资本权力，使资本的力量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相适应。进入新时代，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利用资本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力量，正确处理资本力量在生产劳动领域、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微观渗透所引起的各类矛盾，为广大劳动者实现美好生活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