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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对象是关乎人们理解分配的前提性问题，而分配对象的确立原则又是从前提上制约分配正义性的社会历史前提。并且，分配对象与分配对象的确立原则，从前提上决定了分配的正义性。分配对象的确立过程，一方面具体地呈现了分配形式的操作逻辑，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这种分配的政治本质。马克思依据其对资本主义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哲学批判认为，收入与财富作为分配对象是在经济扣除与社会扣除之后确定下来的。因此，把握分配对象及其确立原则才是洞见分配正义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这既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又奠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分配正义的致思理路。
从社会历史的逻辑来看，是人的劳动而非劳动所有权创造了分配的对象：收入和财富。马克思认为是人类劳动与自然界的否定性统一创造了可分配的对象。当收入和财富表现为分配之物时，不过是以收入的方式肯定了人劳动的创造性，它以财富的方式呈现了物与人的统一。如果自然界未被占有，那么劳动创造的一切有形与无形财富都应是分配的对象。此时还必须考虑生产劳动的延续。人的劳动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就在于，它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理性规划下的实践活动。劳动得以为续必然会成为确立分配对象的重要参考原则。因此，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抽象地看必须作出经济与政治的必要扣除。
分配之前对社会总产品进行的经济扣除，充分体现人类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历史属性。任何时代的劳动者创造的劳动产品显然不能都被创造者们全部分配而消耗掉，也不应该以分配的方式被部分个体囤积起来而不参与社会的再生产。马克思具体提出了经济扣除的三个方面：“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首先，经济扣除明确了人以劳动创造财富时对生产条件的依赖。人以劳动创造财富必然会消耗先前积累的劳动条件，如果要想劳动创造的财富得以为续，那么必须在新的社会总产品中把必要的扣除加以补充，否则财富的创造就会枯竭。补偿性的经济扣除，其实是对分配对象持续性的前提性保障。其次，经济扣除表明人创造财富的历史与社会的活动，这为社会总产品的政治扣除提供了社会历史前提。劳动创造财富和所有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样，都是在历史的已有前提下展开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
如果仅仅扣除补偿性的消耗，最多只能保持社会财富不后退。而历史向前的内在动力本身也在人的生产与生活中被创造出来了。人不仅在劳动中创造满足目前需要的财富，而且创造出新的要求。因此，扩大生产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然，经济扣除可能并不会考虑更多的原因，只是在直接利益的驱动下作出的理性计算。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扣除的人类性指向。最后，经济扣除既要保证生产劳动的物质条件，也要保证生产劳动的社会条件。后备金或基金，是维系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必要开支。生产劳动遇到不可控因素、人类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的相对有限性，都要求必须对之作出足够预留。当然，这种扣除虽然在结果上保持了生产劳动的延续性，但是出于经济的理性计算，而非社会历史的人类学考虑。
对于社会总产品的经济扣除，马克思有着精辟的概括：“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中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质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来计算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无论如何根据公平原则是无法计算的。”
经济扣除的，既是人类生产劳动不得已的扣除，也是人类生产劳动能力特性的具体体现。这种不得已的扣除与参与分配个体的自然偶然性、社会偶然性和命运偶然性是没有关系的。或者说，无论是社会生产中的支配个体，还是社会生产中的受支配个体，都必须承认这种扣除。这一扣除不会因为个体能力的差异有所不同。在此意义上，社会总产品经过经济扣除之后的对象才是分配必须考虑的重点。同时更不能以经济扣除的名义来转嫁社会个体的责任与义务。因为经济扣除，是人类创造财富的必要规定。
当然，经过经济扣除之后的社会总产品，尚不是分配的对象，还要对之进行政治扣除。在经济扣除后，“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但是必须进行以下扣除：“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政治扣除一般情况都以税收等方式进行。不同的政治体制有着不同的税收体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扣除原则。这种扣除是满足政治组织的运作所必需的费用，同时也是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要求。
对社会总产品的政治扣除不受制于生产劳务的必然性制约，而是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政治扣除是以经济的方式传达的政治观念与政治价值。这样的扣除，对于特定政治团体中的个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政治集团的利益具有根本性意义。政治扣除作为从劳动者个体身上的扣除能否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于社会成员就成了衡量社会总产品扣除正义性的重要原则。
社会总产品从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进行了扣除，经济扣除是维持生产繁荣、财富增长的必然要求，具有自然的正义性；但是政治扣除作为在人类学维度之外的政治维度却决定了扣除的正义性。或者说，如果政治扣除不存在利益的转移、财富的积累、贫富的差距、支配的形成，那么扣除当然是正义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一节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政治扣除的非正义性，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将政治扣除伪装成经济扣除，以经济的必然逻辑来掩饰政治的价值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