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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生于1989年之后的人来说，前朝遗老遗少分析问题的角度根本不存在，他们关心的是其他问题。
令人奇怪的是，迄今尚未有针对前朝遗老遗少的面相学和类型学。在精神面相学方面我们的研究囊括告密者、特工、内奸、间谍、随大流者、难民、流亡者和叛教者。这些形形色色有代表性的人物足以构成众多肖像画廊和图片库，在那里他们的类型和性格特点等得到描绘，自然还有那些常用来形容他们的词汇。
20世纪盛产前朝遗老遗少。每一次突变、每一次转折、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整整一代人被甩出局，他们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落伍，或是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失去了自己的职位，遭到了清洗，从此在被遗忘的角落苟延残喘。这种命运在世界史中屡见不鲜：当希腊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并成为罗马帝国的边缘省份时（那是一个反思、放松和文化繁荣的幸福时代）；当罗马帝国自身成为蛮族放牧山羊和鹅群的牧场时；作为难民逃往意大利或莫斯科公国的拜占庭后裔；在收复失地运动
中得以幸存的塞法迪犹太人
；在自己的领土上被白人征服的土著，从此他们只能仰视新世界；逃往科布伦茨（Koblenz）和圣彼得堡宫廷的法国贵族，他们是法国旧秩序的真正代表，也是现代早期恐怖的异常珍贵的见证人，他们是法国旧秩序文化的集大成者；俄国革命的输家，无论他们留在俄国、背井离乡或遭驱逐，他们都详细描述了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他们之所以能够描写这一切，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对差异十分敏感。在俄国历史中“前朝遗老遗少”——（原有人）byvšie ljudi——找到了最确切精辟的代表，这并非偶然。这类人在认识方面享有特权。他们的认知角度是与众不同的，也许甚至可以说其角度就是一种特权：这种角度处于一种既属于体系又不（再）属于体系的状态。这类人知情并了解内幕，他们比后来人在认知上肯定占有优势。他们是知情者，往往认识活跃分子本人，知道环境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它们是如何改变自己的（直至到让人无法辨认的程度）。他们了解内幕，即使不知道整个帝国的秘密，也知道某些特定行当的猫腻。他们熟悉名流不为公众所知的那一面，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从钥匙孔窥视世界历史者。他们了解“时代的喧嚣”（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
语），所以他们能更好地察觉到颜色的渐变、声调的转换、噪音的强度以及风俗习惯和交往方式的改变。他们是自成一格的见证人：他们并非简单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而是思索己之所见与同时代其他人之所见的差异何在。
属于前朝遗老遗少的有19世纪知识阶层成员，他们是“昨日世界”之代表。例如其中的左翼革命者，他们遭到十月革命的碾压与超越，因此只能作为失败者从下面或侧面观察与评价这场革命。当自己落伍成为边缘人物后，他们看到从前的同志超过了自己，成了气候。处于这种位置难免产生怀恨、偏见和妒忌，让人无法更全面与更公正地进行感知。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落入疯狂改变信仰和刚愎自用的陷阱。然而这时人亦可获得格外犀利的认知能力，这是与贴近、亲密以及熟悉分不开的。反革命营垒中前朝遗老遗少更是不胜枚举，他们依次成为势必沉沦的旧世界分崩离析时的碎片：贵族、大庄园主、神职人员、知识阶层、工人革命者、军官、流亡者和富农。从他们看事物的角度出发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样人们可获得全面概貌。变节分子的目光也很锐利，他参与一件事至某一时刻，然后叛逆。但他对环境仍旧是熟悉的，他要能为自己的参与和脱离辩解，这需要必不可少的圈内人的相关知识，即通过若即若离而了解到的知识。社会主义晚期持不同政见者们亦是一种“自成一格的前朝遗老遗少”。这些1989年被碾压、遭清除和被忽视的人们看到了一切：那些阿谀奉承者的飞黄腾达、重大希望的破灭、自杀、早逝、大变革时期的解体与重组。
我所进行的思考，其方式与其说是世界史式的思考，不如说是长时期的实地思考与测量。我总是不断前往一些敏感地点，去记录那里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些测量都是些选择性的例子，不具全面性，不能以点概面，它们总是一个地方的数据，不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但它们不仅仅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所发生的事情，而是以微观世界的状态让人感兴趣。这种穷其一生的测量汇总在一起就构成了对某些地带与空间的重新测定。许多人觉得这太微不足道，但有时候见微知著。这些不断被测量的领域包括：作为结晶体的城市，40多年来城市在其面貌、气氛、居民构成、风格、速度以及交通状况方面的不断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街道、交通路线、交通工具的快慢、观光客的构成或所运输的货物的变化等。当然还有戏院和歌剧院的节目单、商店和超市所供应的货物品种、旅游路线和休假计划、室内装潢的变化以及新品牌对迄今封闭区域内的市场的占领。
由此构成的分析矩阵与通常进行政治评估的言论没有多大关系。后者的内容有限，这一点人们从电视访谈节目中总是同一些人不断出场即可看出，这种节目中的经验之谈都是来自相应的渠道。与这类话语相反的并非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权威人士——专家，这些人对某个国家或行当了如指掌，他们因专业知识而成了书呆子。真正有发言权的人应该类似于民族学者，他既在场同时又有局外人的身份，他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而不是像大会的节奏那样匆忙或是要遵守编辑部为出版物规定的截稿时间。他的媒介不是社论，而是报告文学，其所报道的世界不是我们熟悉的，而是要花很多时间与精力才可以进入的。
从这种视角既可洞察，亦可曲解。长期观察的结果是一定程度的信任，这种信任则源于对各种力量与其累积过程的了解，这是人们在日常纷繁的政治生活中靠匆忙的指手画脚和政治宣传所无法获得的。
需要事先说明的一点是：我的出发点不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是1989年，更确切地说是从东欧集团解体到西方金融危机这20年。旧状态的结束始于1989年的东欧，现在也波及西欧。“老的”东欧与西欧已经不复存在。力量与坐标已发生位移，该过程至今尚未结束。在这种世界史转变的大潮中欧洲打拼得不错，其辞旧迎新的过程整体来说无可指摘。最大的失误和新欧洲的堕落是在南斯拉夫崩溃时它的不作为。欧洲当时不够警醒，未能阻止南斯拉夫陷入战争。尽管如此，欧洲总的来说还是控制住了局面，从政治、文化、精神和机构各个方面扬弃了旧边界，创造了新空间。今日欧洲是一种新的经验与生活空间，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还算运转正常。对此做出贡献的有：布鲁塞尔欧盟管理机构、货运商、建桥者、伊拉斯莫斯大学生、公司创建者和外来打工仔、“波兰女清洁工”和柏林附近的柏林高等研究院、欧洲足球杯赛和城际旅游、易捷航空公司和申根公约、欧盟补贴和罗马尼亚籍老人看护者。最近20年出现的这种人员、思想和货物的新交织是非常强大的，所有的谅解备忘录和宣言与此相比都相形见绌。当然，人们不该神化这种“脚踏实地的欧洲”，把它弄成意识形态。夸张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人们也要指出这些情况，因为它们是真实的事实，尽管它们一般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雷达屏幕”上。只有发生大灾难和意外事件时，震耳欲聋的崩溃才会吸引人们的耳朵与眼球。人们一般不谈论普通按部就班进行的事情，只有当它们中断或受阻时才成为话题。我这样阐述的意义不在于绘制出一幅相反的画面，在普遍烦恼的气氛中提供一种引人乐观的说法、一种解药。为了让人对起作用的各种力量获得更精确的图像，我要在我们的感知图上加入一些东西。
贝尔加莫。 从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用飞机从北意大利机场，如阿维亚诺（Aviano），飞往贝尔格莱德和科索沃，去那里扔炸弹；现在其他飞机在贝尔加莫升降，那里是米兰和整个北意大利廉价航空公司的空港。航行业务24小时不间断，因为贝尔加莫不仅是意大利最漂亮的城市之一，而且是购物者的天堂，人们从英国中部和德国均可前往，购物中心就在机场对面。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在大显示屏上看到众多目的地：许多航班飞往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这说明，在劳动力缺乏的意大利北部富有工业区和劳动力过剩的区域之间已经形成了有规律的往返运输。每天都有飞机穿梭于贝尔加莫与利沃夫/伦贝格、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蒂米什瓦拉和克卢日（Cluj）之间。意大利北部能够正常运转，全依赖其餐馆、养老院和疗养院——此系老龄化社会的基础设施——得到上述各地的人力支援。异地的新伦理关系和生活世界正在形成，如今这些都已不再是问题了：看电视、孩子们由祖父母带大、大量货币流动。汇往家乡的钱让布科维纳或特兰西瓦尼亚（Transsilvania）建起了新的居民区，使新的社团和新的多元社会得以生成。此外还有其他连接：虔诚的香客和朝圣者前往卢尔德（Lourdes）或特拉维夫（Tel Aviv），去瞻仰圣母或圣地。这种远距离往返穿梭发生在许多区域之间：波兰东南部与莱茵-美因地区、波美拉尼亚与英国中部、乌克兰与爱琴海诸岛、罗马尼亚与阿利坎特周边区域。从这些往返交通中——其频率、密度和取消过程——可以看出经济形势。它们标志着一个大陆的正常化，这个大陆在两大阵营界线消失后重新“站住了脚”并获得了新生。
慕尼黑哈克尔桥长途汽车站。 每个人都可以在他居住的城市测试一下，看看自己置身于什么网中。欧洲的地图得到了重绘，在新地貌——先是在交通领域，然后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过程中最有力的推手是运输和长途汽车公司。每当过度疲劳的司机把一辆车开到迎面而来的车道上，一趟回波兰的行程结束于一场重大车祸时，这些公司都能登上报纸头条。但从不见有人报道那些成千上万、数十万日复一日行驶在路上的车辆，正是它们保障了欧洲境内人员与货物的正常运送。每个人都可以去柏林广播发射塔旁、多特蒙德总火车站旁或慕尼黑新建的长途汽车公司试试：在那里生活在罗马尼亚的德裔少数民族人和乌克兰人相遇，他们乘车经布雷斯劳前往伦贝格；去上阿玛高（Oberammergau）看耶稣受难剧的人与前往布拉格进行年度游的音乐协会的人邂逅，后者中途在此停留。这些都不是什么充满异国情调的联系，而仅仅是普通人建立和利用的日常联系。
欧洲杯赛，欧洲歌唱大赛。
不仅布鲁塞尔代表着欧洲，如今的欧洲随时随地都可见到。“欧洲文化之都”——如伊斯坦布尔、鲁尔区、锡比乌和维尔纽斯——不仅仅是为了开发旅游业和基础设施而搞的补贴宣传手段，而是那里确实值得一看。这一点人们很容易从欧洲范围种类繁多的大型活动中看出，无论是索波特（Sopot）的欧洲杯赛还是巴库的欧洲歌唱大赛。欧洲是一个云集着歌唱家、乐队和观众的大舞台，这些人利用这一舞台并在上面庆祝。欧洲不仅存在于政治与管理层面，不仅体现在交通运输上，不仅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区域——雅典和拜罗伊特（Bayreuth）
、莫斯科大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而且是用来举办大型活动的区域。波兰人和英国人前往柏林动物园一带参加爱的大游行，他们每周都飞来这里度周末，为的是在各种俱乐部消磨时间。欧洲的日常生活与庆祝活动都是有特点的，不仅仅局限于节日演讲或星期日布道。举办足球赛时，一旦那些从国外专程赶去的球迷们把球场变成名副其实的斗兽场，届时的欧洲经历既可以是美好的，亦可能是可怕的。
哥达隧道。 还有一些改变欧洲的大事并非随着议会任期的节奏发生，而是要间距几代人之久。挖掘阿尔卑斯山隧道就是这样一件欧洲级别的大事。它几乎改变了自然史，让欧洲人几百年来铭记在心的那座山的全貌彻底改观：一条隧道打破了要隘的特权，它是物流与工程艺术的杰作，将改变欧洲。其目的不仅仅是缩短苏黎世和米兰之间一小时的运行时间，而是欧洲心脏地区的地理战略位置的凝聚与改变，它肯定将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如瑞士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当我们渴望前往柠檬花开的故乡时能更快地如愿以偿，改变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土地价格等。
伊拉斯莫斯。 学术朝圣无须重新发明，从中世纪盛期起它就存在于索邦学堂和帕多瓦大学，以及萨拉曼卡大学和克拉考的雅盖隆大学之间。但伊拉斯莫斯大学生交流计划是让人经历欧洲的新模式，校际学生交流已成为课程安排的有效组成部分。无论大家是否都利用这一机会，所有人都可以去外国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这已然是件平常事了。这样欧洲就变小了，变成了学习的地方，人们在这些地方流动或被送往这些地方交流。这意味着，掌握多种语言将会成为一件现实的事，100多年前伦贝格集市上女摊主们就会用五种语言兜售自己的货物，这种语言能力将不再是无法企及的范例。极为有益的是，如今的年轻人一开始就可以进行双语学习，英语则成为通用语，一种像曾经的拉丁文一样的第三方语言，中立而可靠。正是借助这第三方语言，欧洲人可以就所有在这块大陆上产生分歧的问题进行谈判，远离猜忌。
堵车，交通瘫痪。 民间智慧普遍认为，拥有汽车与文化无关。但人们很少真正涉及的题目是自由，也包括出行与越境自由，它恰恰是与灵活性，即如今最重要的行动媒介汽车分不开的。汽车身份的转变——在东欧集团国家从公共交通工具过渡为私人与个人交通工具，这让人们赢得了更多的独立和自由，尤其是行动自由。人们无须拜物和替汽车康采恩做免费宣传，作为开车一族——我自己也开车——人们尤其不该看不起那些终于能享受独立与无阻碍出行的自由之人。私家车的普及体现了灵活性与独立性的增长，是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和公民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大家都待在家里不挪窝的社会不可能拥有公共领域。从交通方式的演变中亦可看出普通交往方式与政治交往方式的改变。在公共交通中不能顾及他人者，在政治交往中更不会考虑别人。遵守游戏规则，尊重别人的优先行驶以及左右转弯权——若非在大街的交通中，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还能对生死攸关的问题进行更高程度的演练？街道交通的文化与其实践体现着顾及他人的文化。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都市，如莫斯科的交通混乱就是一个相当明显的标志，说明那里所有的规则都不算数了，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立法与社会自治能力，这将会导致原先运转不灵的社会瘫痪。
启蒙之路——城际旅游。 启蒙有自己的路，有时几乎难以辨认，往往不是壮观的国王大道或主要街衢，而是秘密路径。未经宣布的启蒙常常与自命的启蒙同样重要。人们可以在柏林、慕尼黑或法兰克福的广告柱上看到招贴画，那是为波罗的海海岸、里加的青春艺术风格建筑或塔林老城做的广告。土耳其航空公司想载我们去参观小亚细亚的古城风貌，西班牙旅行社想向我们展现阿尔汗布拉宫的魅力。瑞安航空公司为新航线——目的地是波兰与乌克兰边界附近的热舒夫——做的半版大的广告，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加利西亚的基本信息。启蒙无处不在：各航空公司的航线图上，飞机上，自然还有旅行社和德国铁路的小册子中。它们向我们介绍了但泽的魅力、布达佩斯的温泉浴场和布拉格的名胜古迹，经常包括所有重要的基本信息：旅馆、前往途径、网页、城市交通图、文化节目以及酒吧和夜总会。感谢互联网，人们事先即可了解要去的地方，他们知道哪里有最好的饭馆和最激动人心的俱乐部。这样产生的文化空间其实是没有国界的，欧洲城市的风光就这样被创造，人们在其间行走自如。欧洲人不光飞往普吉或马尔代夫度假，而且发现了近处的奇遇——自己所在大陆的空前丰富与美丽。
柏林—布雷斯劳。
人们会感到绝望：多年以来这段铁路就在修，但几乎毫无进展。从柏林前往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仍旧需要五六个小时，这段路程战前曾只需要不到三个小时。欧盟定义过欧洲境内的水陆空交通线路，对新交通空间的描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蓝图在有些地段很快得到实施，但在很多地方鲜有突破。人们到处发现，被战争毁坏、冷战时又遭废弃的基础设施，现在必须维修或彻底重建。堵车一方面是运输与交通大大加快的明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现有基础设施的超负荷与落后。这大概就是1989年至1990年期间那个得天独厚的时刻所错过的时机之一：决定建设横贯欧洲的大项目——把新欧洲连在一起的交通路线。倘若新建了从鹿特丹和汉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Wladiwostok）
和上海的交通路线，那这对未来而言肯定是比改组过时了的北约更好的投资。货运商与货运公司这一群体的理智有时会胜过各国党派与议会的理智。
克拉考—都柏林间的穿梭往返。
从克拉考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可以看出欧洲的状况：繁荣与停滞，这里劳动力稀缺而那边劳动力过剩，收入与生活水平的落差，以及货币的兑换率与稳定性。从排队的人数则可看出都柏林什么时候是工作日，什么时候是周末，孩子们的学校何时放假和圣诞节回乡潮何时开始。迁徙决定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家庭和爱情生活、健康和心灵、建造私宅和未来的养老金。在某些区域许多行业与某个年龄段的人都消失了，留下来的都是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所有欧洲国家都被卷入这个无声的变动过程，许多这类变动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波兰人前往英国与爱尔兰打工，同时波兰人又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到波兰打工。当俄罗斯人涌向世界各地时，莫斯科的一座座摩天大楼正由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外籍劳工们建造。旅游旺季时，在蒂罗尔为游客提供管理与服务的人来自德国东部。目力所及到处是相互依存与社会化。
玛丽亚广播电台的喋喋不休。 开车时，这家波兰电台播出的连祷、《玫瑰经》和布道让我感到很不安，虽然我没完全听懂，但多少也懂了点儿。那是天主教教会的声音，我当学生时听过梵蒂冈电台。那是一种虔诚、恭顺的喋喋不休，间或会穿插些不俗的雄辩和辛辣的词语。教化、划界、诅咒和回头是岸的呼唤，后者充满了恐吓。令我不安的是它离我近，至少比我听不懂并只能在报纸上阅读的阿訇的致辞近得多。
马斯特里赫特、尼斯、里斯本等。
只要一提到“布鲁塞尔”就能听到嘲讽或看不起的评论，其中大多数都是完全不恰当的。在马斯特里赫特、尼斯、里斯本——也许还有博洛尼亚——条约得以签订，这凝聚了大量心血：经年累月所召开的数百次会议、协商、咨询，各种级别的代表团碰头会，数千小时的谈判和经常的彻夜不眠。它们是以条约形式凝成的欧洲结晶，它们是我们理智和妥协能力的客观化与条款化，它们暗示着我们既不头脑发热也不麻木不仁。对这些条约嗤之以鼻是不公正的。首先，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如今所置身其中的欧洲：穿越国境不会这么容易，超市中的商品不会这么琳琅满目，也不会有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如此快捷与方便的欧元。
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民族都热衷于参与这些条约：条约不是雾里看花，不是条款组成的海市蜃楼，而是能让我们在多民族的联盟或联邦中和睦相处的规则。
阿塔蒂尔克国际机场。 一再令人惊叹的是：现代土耳其将聪明才智、管理技能和稳健品味结合得多么好。我认为这得益于以下几种因素的完美结合：数千年来小亚细亚所产生的古老商业与工匠文化、奥斯曼帝国传承的管理天赋以及美国式的北约实用主义。到达阿塔蒂尔克国际机场后人们马上就能感受到这一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特别是来自老奥斯曼帝国区域——从斯科普里（Skopje）到撒马尔罕（Samarkand），从开罗到麦加——的人潮，在还未引起飞机抵达后的混乱之前就被马上分散开来。需要签证的人——如不久前蜂拥而至的俄罗斯人——交五美元，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在相关窗口拿到签证。事情就这么简单：落地签。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彬彬有礼，巨大的到达大厅的地面一尘不染。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这座拥有1500万人口的城市——人们从飞机上看到它坐落在黑海与马尔马拉海海滨——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人们必须找到用条约方式明确规定和睦相处的方法，类似于现代汉萨同盟或是城市共和国联盟。欧盟方式并非智慧的最终定式。
柏林和其他地方的俄罗斯人。 柏林的俄罗斯人变成了通俗文学中的主题，不再引起轰动，除非重新出现忠诚大街那样的枪击事件。他们无处不在：超市里有专门供应俄罗斯食品的专柜，游戏场上陪伴幼儿玩耍的是俄罗斯保姆。人们在健身房和桑拿场所能听见俄罗斯人大嗓门地谈生意，在特快列车上他们则在不断地和世界各地联络——莫斯科、伊尔库茨克（Irkutsk）和海法（Haifa）。他们无处不在：土耳其或法国海滨，巴登-巴登和卡尔斯巴德温泉浴场，或是爱尔兰任何一个小村庄。人们觉得所有俄罗斯人都在出游途中，但不再以代表团或旅游团的形式，而是自由行，自己挑选路线，事先经互联网预定旅馆。他们取代美国人成为各地的观光客。但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旅游，而是一种漫游，强度各异，逗留的时间也不同：从短暂访问和购物游、学术逗留到最终安家，其中混合着度假、寻找安全落脚点与逃脱的成分。这是往返于第一住宅与第二住宅间的旅行，在不稳定和明显随时会发生什么的日子里，旅行成为权宜之计。人们从年轻人身上首先可以看到，他们不是第一次来这里，而是轻车熟路、举止得当、见过世面。但这对一方来说是人才流入（brain gain），对另一方则意味着无可挽回的损失，哪怕两代人都无法弥补的损失：人才流出（brain drain）。
图书市场、思想市场。 对此人们如何才能做出综合评论呢？东边回归到古登堡印刷术时代，结束了自制图书——秘密出版物的时代，出版业重新步入正轨；在西边人们则说，纸质书将被互联网和电子书取代。书店里的景象也各不相同：书籍铺天盖地或是寥寥无几，老式的书店中书籍杂乱无章地堆放着，新式的书店中则井井有条。图书业可以反映出所有偏移，它是非当代共存性存在的地方：一方面是东边的图书市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接轨，另一方面也有倒退，即破烂货和取悦大众的书籍越来越多。但这也是一种正常化：经典的（国营）出版社消失了，这就像久旱之后降下第一场雨，草地上百花齐放就成了不争的事实。
讲述历史与创建博物馆的良苦用心。 人们到处都想甩掉20世纪的幽灵，一种强烈的意志——至少是精英们——想降服幽灵，把不体面的事彻底埋葬。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其他倾向：释放凶恶的幽灵，让死者服务于当前的日常小政治，让他们为自己效劳。自己无法应付现实，就上演对幽灵之战。这种现象到处都有，特别是那些召唤民族神化即可带来选票的地方。可另一种发展趋势亦很强大：布鲁塞尔创建欧洲博物馆只是例证之一，它是这类创意的集大成者。格但斯克/但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博物馆和波兰的犹太人博物馆则是另外的例子。柏林修建逃亡、驱逐与和解历史中心证明，要想让一段历史最终能成为历史，就得讲述它、陈列它、展览它。在欧洲几乎到处都可以观察与分析这一过程。一段长期被塞在地窖中讳莫如深的历史，需要其特定的时间，才能被揭示和讲述。历史在被叙述前需要时间的沉淀，但首先是：要耐心倾听历史的叙述，不要一味条件反射地进行反抗。
周年纪念日、重大纪念日、回忆政治等。 欧洲从战争中重新恢复过来了。这一点也体现在它又可以具体地回忆这段历史了，在那场灾难刚刚过去时，人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当时人们仓皇地从过去逃入现在，一心扑在建设上，所解决的也都是些当务之急。对此仅仅回避是不够的。如今人们有了相反的印象：欧洲上了年纪，它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它对自己的历史多少已经释然了，而且它以这段“已经解脱了的过去”为戒。过去的事都已清清楚楚，而现在的事则模糊不清、悬而未决，或至少是含糊不定的。当前的事比过去的事难办，过去的事毕竟已然过去而无法改变了。遗忘历史与热衷历史都是对现实的回避，是对当代处理问题不当的一种代偿。庆祝周年纪念日的浪潮、用纪念日时间来代替现实时间、用回忆与纪念文化来替代亲历文化，这些都是令人震惊的征兆，大概是源于现实损失与对现实的逃避。这里很可能也存在西欧与东欧的不对称性。
欧元奇迹并非魔术。 新货币迅速且顺利地被引入，我们大家很快就习惯了在整个欧洲区域使用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各国货币是民族文化元素，几乎起着认同作用，有很强的象征意义——马克、法郎、里拉和德拉克马等都是如此。但欧元就这么顺便地登上了欧洲货币的舞台，我们已经根本无法想象再退回到使用各国货币的日子。还有什么能比欧洲新货币的流通更能证明欧洲化的可行性呢？即使是希腊危机也不能提供相反的证据，而且该危机从根本上说并非共同使用一种货币所引起的。欧元是成功实现欧洲化过程的润滑剂。
吉卜赛人引起的恐慌——宽容的界限。
欧洲，特别是西欧，一向为其民主与自由的原则感到自豪。那是在富有和稳定的时期，许多想在阳光下争得一席之地的民族彼此间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一旦欧洲陷入战争，人人“为活命而奔逃”，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对此无人知晓。此间发生了一些紧急情况，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欧洲的宽容度到底有多大，对差异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欧洲的人种中吉卜赛人无疑仍旧是最令人觉得陌生、最不愿也最无法适应环境的族群，他们不在任何地方定居，而是毫无顾忌地跨境四处迁徙，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常有悖于多数社会的一般规则。奥西希（Aussig）/拉贝河畔乌斯季（Ústí nad Labem）
建起的城墙、匈牙利对吉卜赛人的袭击以及法国和德国对吉卜赛人的大规模驱逐与遣送，都表明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是多么的有限。
消费主义作为平民宗教。 一旦在很短时间内全社会都更换家具、室内布置和生活环境，那就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变化。在过去20年中这种情况以一定方式发生在东欧，各国程度不同，有时很奢侈，有时较浅薄，但所有国家都出现了这种现象。从在商店前排长蛇阵买东西到作为顾客和买主的人到处受到招揽，从商品匮乏到商品过剩，从光有钱、没有关系许多东西仍旧买不到，变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种文化转变意味着什么？这是冲蚀的关键时刻，重新塑造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世界。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不受禁锢、包罗万象的消费以及人们对此的相应态度在人际关系的重组中起着什么作用？我认为，其作用是极为和平、个人化和去政治化的，那是财富形成和人们变得富有的时刻，是充满魔幻和魅力的时刻，舍此则社会变革不可能成功。当超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一个国家的商品供应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们的反应常常是嗤之以鼻和保持距离。这是一种概念的残存表现，即革命是英雄们的事，也只能由他们来完成，没有英雄主义、禁欲主义的激情革命无法想象。但如今人们更该说：没有商品的魅力就没有平民社会的繁荣。“经商者不开枪”，对我而言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报纸上的通栏大标题，其内涵对整个时代都富有教育意义。和平力量包括商业、市场以及消费。消费者不打仗，不打内战。消费者不愿过物资匮乏的日子，不想让商品流通被打断，而是希望市场运转正常，不受外界政治干扰。谁有了自己的财产，都不愿意再放弃。有可能失去什么的人不会再对一切无动于衷，要是有人想夺走他的东西，他也许会奋起反抗。没有所有权、财产和对财产——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的享用，这样的平民社会完全是痴人说梦。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出现的购物中心同时也是世俗主义的庙宇。
欧洲的公共领域：莫斯科审判。
我们到底生活在何处！一年多以来莫斯科在审一个案子，两个被控告者——企业家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chail Chodorkowski）
和普拉东·列别杰夫（Platon Lebedew）——坐在一个玻璃笼子里，一年多来那里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宣读了数千页案卷。尽管有相反证词和证据，他们还是被宣判为有罪。对此西方公共领域没有发出呐喊。冷战时期敌友分明，必须支持谁和反对谁也是一清二楚。如今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了。
从外面归来。 如果人们从外面回到欧洲——如经8个小时飞行从上海或北美归来，对欧洲的感受就最深刻。事情就是如此，我们马上能认出它来：从人们行走的方式、房屋的间距、车流、一辆有轨电车以及摆出的种类繁多的报纸。与东亚城市中密集的人口冲击力相比，欧洲显得空旷、生活节奏缓慢。这里的城市看上去古老沧桑，像玩偶之家，是想参观古老世界的旅游者们的必经之路：漂亮，但不是最现代化的。可它却是强有力的。人们知道它不是外强中干的，如有需要，它是能有所作为的。我们有点儿分裂，时而自我怀疑，时而自我信任。再多也说不出来了。二者皆有：镇定自若与歇斯底里，人们倾向于虽身处逆境仍决心冒险奋斗、不平则鸣，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人们积累了很多睿智的社会经验。有时人们受到诱惑，寻找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过于简单的解决办法；但人们也知道，通过协商与妥协所得到的结果最终要比一锤定音式的雄辩或过程好很多。在世界史的动荡与骚乱现实中，这里的五亿多人如今能和睦相处，回顾历史，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进步。历史的教训仅仅是：什么事都不能强迫和揠苗助长，而是要静待时机成熟。这是一场不断变化的游戏，局面由各种力量制衡。不可或缺的是自信和应付自如，不可受社会癔症和惊慌失措的影响，尽管这看上去有些迟缓和缺乏动力。
（2010年11月6日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罗马广场聚会发言《不堪重负的大陆》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