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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的历史并非要抵消重大的历史和国家行为的历史，这种对立看起来像过时的游戏。如今我们之所以不会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知道，二元与二分结构是不可允许的简化。我们不想解构统治者的话语，同时用魔法召唤出其所谓真实的对立面——人民、社会。简言之：不存在对立的两极，也没有阿基米德支点，现在人们无法凭借它对历史重新进行阐述，甚或对历史予以定义。历史是开放的，我所能提供的不过是从自己长期形成的视角出发所做的一些观察和匆匆几瞥而已。因为我喜欢把中等高度而不是高处的观景台作为观察的出发点，所以这类观察不提供概貌，一般战略都是从观景台高度制定的；当然我也不喜欢在最底层的一片骚乱中进行观察，那是产生自身偏见和专业的狭隘性的土壤。我的观点提供的既不是结论，更谈不上是什么理论，它们仅仅是一些全景式的观点，但了解这些有时比在一无所知的基础上开出的处方更管用。一句话：历史瞬间和历史事件不该被放到与真实的大历史的对立位置上，而是应该作为大历史的补充。人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出于各种原因而被忽视了的生活本身，这种忽视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轰动效应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对这类事情的感知力已经很不敏锐了。
柏林墙倒塌得确实有些出人意料，就连一些感觉敏锐的人都没想到，但此事也并非毫无前兆和演练，正是这些演练才让那个瞬间最终成为可能。这些准备工作包括：领导人进行政治雄辩时所使用的词汇在语义方面发生的转移，那些若在十年前还会掉脑袋的坦诚之言以及旨在缓和早就过时的阵营间剑拔弩张局面的象征性政策。这些加在一起才促成了这种态势，使得后来发生的事情犹如水到渠成。这些先决条件中也包括对新的、不同寻常的东西进行演练的实践，柏林墙的倒塌其实在11月9日该墙真正倒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在我的记忆中，对1989年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终结的感觉不是和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联系在一起的，那个“疯狂”的夜晚仅仅是最终的认证。解体是事先和在别处开始的，墙倒不过是对已经了断的事情的认可。我把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其他数据、其他地点和其他人员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观点尚没有出现在最新的杰出的论述作品中。
柏林墙倒塌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腐蚀和风化的过程，对我来说该过程和行驶于东西方的火车有关，这趟火车也叫巴黎—莫斯科快车。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这趟火车往返行驶于莫斯科与西柏林之间，柏林动物园火车站从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长途火车站变成了当时刚起步的做东西方小本生意的蚂蚁商人的货物集散地。动物园火车站是西柏林最有名的纪念性地点，这里有来自西德各地的年轻人、大学生、形形色色在路上的人，这里是最后一个远途火车站，把孤岛西柏林与欧洲大陆其他部分连接在一起。这里驶过的列车上的标牌充满了异国情调：华沙（Warszawa）—荷兰角港（Hoek van Holland）—伦敦维多利亚车站（London Victoria Station），巴黎—莫斯科，奥斯滕德（Oostende）—列宁格勒，亚琛（Aachen）—基辅。但除此之外，对许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火车终点站，克里斯蒂安·F.（Christiane F.）在《我们是来自动物园火车站的孩子们》（
Wir Kinder vom Bahnhof Zoo
）一书中描写过那里的故事：它越来越堕落，吸毒者和妓女云集，许多西柏林人一辈子都避免走近那个地方。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里出现了一些状况，说不上是世界历史大事，而是那种分子运动，但世界史也是由这种运动构成的。第三世界的大学生们，尤其是在莫斯科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大学读书的大学生们——他们是未来的工程师、农业科学家、建筑师和水利专家——利用新的出行自由、其护照赋予他们的特权和“西柏林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的特殊身份（那里通行的不是西德法律，而是盟国法律）前往那个孤岛。该过程本该得到“浓墨重彩”地展示，但我在此只能根据表象和回忆来描述。倒买倒卖看来是很赚钱的买卖，否则也不会有人去做。他们用手里的外汇——苏联和波兰公民不太容易搞到外汇——在西柏林购买一些很抢手的东西，比如电子娱乐产品、冰箱、时髦的装饰品，还有书籍。回到莫斯科后这些东西被加价出售。这些东西供不应求，学生们从中赚的钱不仅可以满足上大学的一应开销，而且也许甚至能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在西柏林一个杂货市集应运而生，整条康德大街，包括新康德大街店铺林立，其繁荣期从20世纪8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一家电器店紧挨着另一家，货物堆放在人行道上，不久后进出口公司就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从动物园火车站到康德大街，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最早的顾客是卢蒙巴大学的学生——他们来自黑非洲、莫桑比克、古巴，接着苏联人也接踵而至，最后到来的是那些“俄罗斯新富”，他们在这里开起了咖啡馆、房地产公司、赌场和时装店。西柏林人就这样被粗暴地从他们的孤岛生存方式中唤醒。
“本地居民”抱怨一向清静的康德大街现在人声鼎沸，在街上走都得从堆得像山一样高的包装箱和随处可见的购物小车中夺路而行。新生事物伴随着混乱无序出现，当地小报纷纷报道西柏林人因不安全和混乱而产生的各类新旧恐惧。新一轮关于刑事犯罪的话语开始出现。康德大街上突然出现了西柏林人从前几十年都没有听到过的外国话。远途火车站站台上的场面是自难民潮以来所罕见的：成堆的纸箱子和行李等待运往卧铺车厢，这并不仅仅和物流组织能力有关，而且形成了新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的节奏。东欧集团居民头脑中出现了新地图：新地址是西柏林的康德大街；而西柏林的岛上居民也得习惯去承认一个事实，即世界并不仅仅由西德和马略卡岛（Mallorca）组成。当数千波兰人在荒凉的波茨坦广场的沙土地上建起巨大的集市时，显而易见，西柏林的孤岛状态即将结束。那些日子里一直叫西柏林的那座城市开始重组。所有这些都是在演练新的活动，让大规模过境成为家常便饭，而此前过境还属于少数人的冒险行为。新时代的到来不是像老虎的奔袭般风驰电掣，甚至不是像猫迈步般突然，它的到来几乎悄无声息，它是乘着小商贩们的购物车降临的。在柏林墙倒塌前，它就穿墙而过了。早在边境卫兵荷枪实弹地在国会大厦废墟和弗雷德里希大街车站间巡逻，丝毫没有料到柏林墙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开始瓦解时，新时代就从边检人员身边擦肩而过了。人们至今都没有在动物园火车站给卢蒙巴大学那些无名的蚂蚁商人修建一座纪念碑，相反倒是计划在恰恰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地方建起一座自由纪念碑（我想该是在被炸毁的宫殿和被拆除的共和国宫
那儿的空地上吧）。
11月9日在我的记忆中并未占据中心地位，因为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们的魅力无穷，所以那个传奇性的夜晚对我来说更该是系列事件的一种延续。那些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事件之一就是波兰集市，它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波兰人凭他们的护照可以来西柏林旅游，他们坐夜车、开私家车或是搭车来。他们让东柏林人、西柏林人和盟国管理机构同样感到吃惊。1989年春季的报纸中满是令人担忧的报道：杂货市场正在向全市扩张，那里出售的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文化论坛、国家图书馆、柏林爱乐厅和国家画廊等建筑中的洗手间人满为患，而且卫生水准大为下降，刑事犯罪率上升，市内各区的管理部门对交通混乱束手无策，等等。几十年来西柏林都是个与外界隔绝的孤岛，面对从东边潮水般新涌入的人群，它既惊讶又无力对付。未被柏林墙挡住的人流被视为一种危害，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的情绪才平静下来，这座城市也才出台了应付新局面的对策。但波茨坦广场往日废墟上建起的杂货市场在周末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从经济角度看，杂货市场自有其魅力，货物本身也不乏审美价值。总之它不同于超市或是卡迪威（KaDeWe）百货大楼，它是非正规、不受控制和无政府主义的，有人在那儿买东西，也有人只逛不买。首先是土耳其移民家庭从这种新机遇中得到了好处。从前是杂货市场的地方，现在是波茨坦广场，周边有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格哈德·雅恩（Gerhard Jahn）和汉斯·科尔霍夫（Hans Kollhoff）的建筑。凡事都有其内在的逻辑。
杂货市场是出现在东欧的一种主要现象。它应运而生是因为：计划经济寿终正寝，人们自己出动去寻找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货物，以便建立一张新的供货网去代替已被撕破的旧网。他们这么做是出于自己的创意和点子，也是自负盈亏，自己承担风险。杂货市场的鼎盛场面已经不复存在，它将会成为未来某些学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这些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也包括历史学——在必须展示果断力的时刻不幸错过了时机。唯一一些洞察其进程的人大概就是那些商贩，外加那些对公共秩序负责的机构，首先是警察，其次是边境、市场所在街道和新商道上的稽查人员。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几乎没有一座城市没有集市和杂货市场，几乎没有一道边境是人们不可以利用两边货币汇率差来赚钱的。几乎每个港口或每个边界城市都从这种经商新潮中——无论是购物旅游还是蚂蚁商人——获了利。
当时我到过罗兹/图申（Tuszyn）、维尔纽斯（Vilnius）、切尔诺维兹（Czernowitz）、敖德萨、赫梅利尼茨基（Chmelnyzkyi）、华沙与布拉格等地的集市，并走过那些经商路线：考那斯—华沙、塔林—赫尔辛基、敖德萨—伊斯坦布尔、明斯克—伊斯坦布尔、布达佩斯—中国。被贩运的商品包罗万象，从内衣、假名牌服装到果汁、烈酒、汽车和家具。大杂货市场中的存货清单和一排排货架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需求以及不同时期的抢手货。
整个市区的外观和功用都起了变化：体育场变成了商贸中心，林荫大道成为购物中心，市中心人头攒动，成千上万人都来逛黑市，就像20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的景象。
社会主义体制的终结让许多职业消失，同时又产生了很多新职业。过去培养了太多的教师、钢琴家、办公室主管和调度员，却缺少法律工作者、编程员和各行各业的专家。在新老职业交替的过渡期间出现了一些身兼数职的生存现象，这是人们在旧的生活世界崩溃后适应新生活的主要功绩。在杂货市场我们到处可以遇到一些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人，他们身兼数职，往往干着低于自己受教育水平的工作：记者当起了行商；警察现在穿上黑制服，看管杂货市场上的简易售货棚；教师为了养家糊口，干起了把汽车从鹿特丹开往马里扬泊列（Marjampole）的营生；女校长们超前地在叶卡捷琳堡和中国天津之间做起了单帮。
杂货市场象征着旧经济形式的崩溃，同时它们——在最佳情况下——也是新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在市场上人们不仅讨价还价，而且也在学习。前后二十年间，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跨越了边境，他们逛了伊斯坦布尔、巴勒莫、那不勒斯、赫尔辛基和乌鲁木齐的集市，也在那里住宿。他们见了世面，其中一些人学会了经商。乘坐柏林—华沙或是克拉科夫—维也纳火车跑来跑去的不是波兰的清洁女工，而是女职员或女教师，许多曾经当过波兰清洁女工的人，如今都成了身价不菲的女企业家。
这类变化也有其发展历史。我能忆起那些波兰旅游团，游客多数是男人，他们去蒙古甚至是朝鲜旅游，然后从那里带着矿物甚至是宝石回家。我也能忆起最早从莫斯科飞往阿布扎比（Abu Dhabi）的游人，当时还根本没有人谈及这个旅游胜地的“后起之秀”。我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本介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werdlowsk）/叶卡捷琳堡的旅游指南书上印着：“联合酋长国印制。”伊斯坦布尔和天津，德里和沈阳都是旅游目的地，这在以前的苏联和东欧集团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事。购物旅游不仅仅是商业行为，它还与其他事有关：越境、物流、见世面、掌握外语以及世界主义。每一次旅游人们都会把新经验带回家乡，每次在外国逗留都让人觉得家里的老样子更加令人惊奇与难以忍受，当然了，也有人觉得那是失去了的天堂。这类实践和知识是任何有关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教科书都传授不了的，它们就这样生效了，先是在头脑里，然后是现实中。这方面也有成千上万的例子：咖啡馆怎样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服务意识如何逐渐形成，旅行社怎样成为最重要的行业之一，汽车又是怎么成为出行与权势象征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在分裂的欧洲许多路都被阻断，曾经的交通枢纽变成了终点站。1989年情况彻底改观：咫尺天涯又成为比邻而居，中心与周边的关系发生了位移。一些新开通的道路其实只是古老路线和道路的重新启用或现代化，不少人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都可举出例子：柏林—布雷斯劳、布拉格—纽伦堡、维也纳—布拉迪斯拉法（Bratislava）、维也纳—萨格勒布（Zagreb）、华沙—考那斯、塔林—赫尔辛基、赫尔辛基—圣彼得堡、敖德萨—伊斯坦布尔等。这不仅仅代表这些通道在技术层面恢复了使用，而且也往往意味着中断了近一个世纪的古老文化纽带重新连接到一起，焕发了活力。蔚为壮观的是，过去在边境被叫停和延缓的交通，如今如何畅通无阻地通过，在沿着过去铁幕蜿蜒的老边防站这一点特别明显，现在它们都旧貌变新颜了。随着欧盟的扩展，这些边境也消失或东移了，从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移到波兰与白俄罗斯交界的泰雷斯波尔（Terespol）。现在甚至一些老的边境与检查设施都被拆除了，人们过境无须停留与出示护照。20年前人们根本无法想象，这一切来得这么快。无须很多想象力，只要稍微注意观察，就能明白如今跨越边境的力度有多大。过境不是个别行为，也不是示威游行，而是再也不会中断的活动，它们每小时、每天、每周都在发生，年复一年。货物、人员和思想的流通成为我们尚属正常运转的日常生活的基础。这需要精确的估算，时间、风险和距离，一切都得在掌控之中。这是可以想象的最稠密与最可靠的网络，没有欧洲范围的物流就谈不上欧洲文化，没有交通与通信网络欧洲话语也就无从谈起，没有中介专家也就没有互相理解的可能性。
观察这种发生在边境的活动会让人心潮起伏。我有时会让自己奢侈一下，到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德国和波兰边境处去观看来往商客，他们穿行于乌拉尔与鲁尔区、鹿特丹与德黑兰、里昂与赫尔辛基之间。尽管这些游客随身带着电视机和导航仪，但这些现代商客和传说中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队相比在趣味性方面毫不逊色。
人们在一些地方能特别观察到新动向，比如火车站，新近也包括长途汽车站，当然还有人们去申请签证的大使馆和领事馆。有趣的还有过境边界，那儿也是语言和货币发生转换的地方，人们试图从货币差价中获利。最近十年肯定还包括廉价航线办理登机手续的窗口。廉价航线改变了欧洲的航线图，先是在现实中，然后逐渐在人们头脑里。收集一下这些航空公司宣传小册子中的航线图，有时我们坐飞机时出于无聊会信手翻翻，就能得到最近十年来欧洲空运范围变化的概貌，与此同步，我们对欧洲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那些受到称赞的廉价机票中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目的地：格但斯克、热舒夫、锡比乌（Sibiu）、利沃夫（Lwiw）、顿涅茨克（Donezk）、蒂米什瓦拉（
）和卡托维兹（Katowice）。历史地域如加利西亚或波美拉尼亚（Pommern）被与莱茵—美因经济区连接到一起。人们在贝尔加莫（Bergamo）和伦贝格、基辅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wsk）间穿梭飞行。人们从克拉考飞机场各办手续窗口就能看出，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Sheffield）每周工作日的起止时间以及那里的暑假什么时候结束。圣诞节前特雷勒堡（Trelleborg）与萨斯尼茨（Saßnitz）渡船入口处总是挤满数千人，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回家，他们的家在凯尔采（Kielce）、弗罗茨瓦夫（Wroclaw）、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卢布林（Lublin）
。所出现的这种大流动一方面导致这些人的家乡没有了手工匠人、电气技师、木匠和水管工，另一方面在其他地方形成了新的城市与村镇，它们出现在英国中部、爱尔兰和法国。同时，这也产生了分居家庭，孩子们常常由祖父母带大。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人在外面打工，打工地点分别是：阿利坎特（Alicante）、米兰、伦敦或哥德堡（Göteborg）。人们从这些地方把钱寄回家，这些钱让中部波兰的村庄边缘地带盖起了一座座新房。从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寄回的钱也促进了许多新地区的生成。人们对这种活动已经不再感到新鲜，而是司空见惯。这些流动人口非常熟悉情况，对伦敦的维多利亚区和汉堡的火车站了如指掌。他们发展出一套打包行李和在路上的窍门，这些窍门只有动身上路成了家常便饭的人才能掌握。就连返乡也带来了变化。人们在波兰各地，包括南部波兰最偏远的省份，都能遇到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年轻人，在摩尔多瓦（Moldawien）甚至会有人用瑞士德语或葡萄牙语同外国人打招呼。
尽管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一些爱喝酒的人在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或里加和塔林的老城闹事确实很让人烦，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嘲笑新的廉价航线带来的旅游热。虽然他们没有相应的历史知识，但他们起码能够知道欧洲有值得一看与值得经历的事，这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新鲜事，对一些人来说肯定也是有趣的。其实这正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总之要胜过仅仅通过教科书来了解世界。
在边境不复存在之后，旧的图像世界也随之崩溃并构成了新的图像世界。遭到中断的交往又得以恢复，无论愿意与否，这种接触都硕果累累：头脑中的世界观与图像世界已经定型的那一代人又得到机会，重新脱离旧窠臼，形成新看法。这可以通过旅游来完成，旅游现在才变为可能或有趣的事；这也可以通过阅读来完成，现在人们终于有了阅读的理由；或是通过以前没有机会的意外接触。人们听到或学习一种语言，人们在迄今为止从未去过的陌生城市东瞧西看，了解这些城市的文化背景，过去——只要人们只能在自己那半边走动——这些则没什么意义。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有了图像世界、声音世界、语调、联想和思想交换。这些甚至也有了机构特征：人们在机构活动中相逢，讨论会或会议使从前的各说各话变成了对话，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中的新面孔和新题目层出不穷。现在的划分不再按东西，而是按年长年轻，或是看独树一帜还是因循守旧。这很早就开始了，现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经对1989年以前的日子没有印象了，他们经常甚至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况，也根本不知道一些名字和人物。他们从来不必跨过我们记忆犹新的边境，我们讲起的许多发生在1989年以前的事，对他们来说都已经成为史前史了，古老得如同古希腊罗马时期，若是他们对此还感兴趣的话。这样他们的头脑就可以接受全新的图像和形象塑造。很晚出生是一种特权，据此所积累的生活见识和预期眼界是老一辈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学术话语中的“转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柏林这座城市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在机场大巴上我听到有人在我身后说波兰语，在韦格特连锁店、电脑商店，尤其是在卡迪威百货大楼则到处可以听见俄语。我在克珀尼克（Köpenick）区的大街上看到挂着里加、维尔纽斯、卡托维兹或保加利亚各地车牌的汽车。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
则更是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自都柏林的民间歌手；来自巴西的吉他手；来自瓦拉几亚（Walachei）的吉普赛人的孩子；来自施瓦本地区的游客；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游客，他们在此有第二套住房。虽然来的人越来越多，但柏林足够大，因此游客们也就分散开来。人们在此逗留的时间也长短不一：来购物的人一般只待几天，在这座旅馆不是很贵的城市里总能找到住处；也有的人住在熟人家或别的什么地方，这种人逗留时间较长；更有留下来打工的，这儿挣的钱在家乡很值钱，这类人不再是旁观者或发现者，而是变成了柏林通，从新手变为被接纳者。人们学着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中走动，说不定什么时候总会出现机遇，人们会抓住它，城市也从中受益。一切都是自愿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争取优势。出游变成了较长逗留，单纯花钱变成了赚钱。人们加入一个网络，从而也使这个网络变得更强。就这样，在现实的城市旁边与它的地下又生长出一座新的城市，柏林现在处于双城阶段。在柏林本地人的城市中开始出现了外地人的柏林，这个柏林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现在它的历史还不长，在现实存在的老柏林的晶状结构中它还处于隐蔽状态；但有朝一日它会公开存在，打破柏林这座城市迄今为止理所当然的状态。柏林将成为另外一座面貌一新的城市，它与柏林墙倒塌前的柏林仅仅名称相同而已。国际化改变了颜色：两种势力对垒的封闭式国际化不同于开放式国际化，这座城市现在才发现自己曾经是多么与世隔绝。建造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林荫道（John-Foster-Dulles-Allee）、国会大厅、洛杉矶广场、贝尔萨林广场（Bersarinplatz）、列宁林荫道以及格林卡和普希金大街的国际化属于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广场与大街都得卷入世界观之争。
若是看看华沙与莫斯科，那变化更彻底。从那里的角度看，柏林就像是一个大疗养胜地：住房便宜，有奢侈的老式住宅和三座歌剧院，宽阔的大街不愁没有停车位，大学林立，旅馆不贵，乘20分钟轻轨就能到达绿森林湖区。这里简直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游乐园。
到处都在变化。21世纪初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若在欧洲各大都市搞社会调查肯定忙不过来。
有些人会感到失望，在此对欧洲那些最核心的东西谈得不多：价值体系、整体传统，特别是统一的文化。也许有些人会问，为什么在此大谈货运，而不说说人道主义、宗教改革、欧洲启蒙运动的成果、中产阶级、自由民主，总之那些能让欧洲骄傲与自命不凡的东西。人们完全有理由坚持认为欧洲文化有特点与魅力，但如果人们去过欧洲以外的地方，在世界各地见过世面，那他的看法往往马上就会不那么绝对。欧洲是一个无穷尽的话题，几乎像上帝与世界一样总是被人重新谈及。欧洲之所以成为欧洲，其本质是自我反省、怀疑、多元、宽容等，这几乎让人难以琢磨20世纪文明的断裂怎么能够发生，又是以什么名义发生的。许多大会、研讨会、演讲和博物馆都以欧洲为议题。存在着专业的欧洲人和欧洲雄辩术，无须开口，人们就能理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疲劳，这并不一定是欧洲人的疲劳，而是与不再令人感兴趣的老生常谈的题目、一成不变的欧洲形象、缺乏亲历经验以及欧洲话语中的概念僵化有关。这总是标志着什么结束了，语言变得空洞了。这同时也意味着，新经验还有待形成，语言也会随之得到调整。许多欧洲话语都是多余的，因为它们仅仅是自我肯定，而不是对不同经验的叙述，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基础”上的交谈，而不是很多无法统一、令人迷惘的历史的展开。人们为什么要跟一个从未见过科索沃修道院的人谈论塞尔维亚呢？如果某人从未去过圣彼得堡，为什么要与他谈论俄罗斯与欧洲呢？只要还不了解克拉考或敖德萨，西部与东部的文化差异从何谈起呢？
有很好的理由禁止某类欧洲话语。西欧超前消费，现在是时候打住了，先要仔细看看进入经验的原始积累过程，收集一些画面。吹毛求疵之前先要了解情况、实事求是、观察感知，讲述一下战后50年来没有时间或机会讲述的故事。
因此欧洲疲劳并不是十分确切的说法，而是一种老生常谈的话语失去了魅力。这种话语的题目是众所周知的：欧洲是梦想还是噩梦？欧洲的边界走向如何？欧洲作为文化空间等。这类话语中断一下并非什么损失，我们花时间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这么做是值得的。人们能够看到意想不到的事物：那么多美不胜收的城市。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其版图要早于1945年、1938年甚或是1914年。那些我们只在发黄的老照片上看见过的风景，它们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切尔诺维兹不仅仅是文学史中的名称，而且是人们可以游览的一座真实存在的城市的名字。若非一切都是错觉，人们对这个欧洲的兴趣非常巨大，也许没有大得像那些狂热者们最初所希冀的，但无论如何要大过某些人所相信的，这些人只用加入欧盟国家的数据来衡量人们对欧洲的兴趣。欧洲是比尔森（Pilsen），那里是生产斯柯达/大众汽车的地方。欧洲是“盖勒特旅馆”
，奥地利或荷兰有钱的退休老人在那里的温泉浴池中游来游去。欧洲是欧洲大学（Europa-Universität Viadrina），那里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国外，大部分来自东部。欧洲是：柏林的大学生决定前往伦贝格或罗兹。欧洲是：服民役
者在圣彼得堡或喀山（Kasan）照料老人，他们返回时所拥有的当地语言和风土人情知识是我那一代的教授都无法具备的。欧洲是：布加勒斯特玛格鲁（Magheru）林荫大道书店、布达佩斯安德拉什大街书店和莫斯科环球书店（Biblio-Globus）同时推出某位作家的作品。欧洲是：贝尼多尔姆（Benidorm）、瓦尔纳（Warna）或雅尔塔（Jalta）的海滩上的人同样来自四面八方。欧洲当然也是对发生在武科瓦尔（Vukovar）、萨拉热窝和格罗兹尼（Grosny）的暴行的不敢正视。欧洲是：当在此区域内产生了共同的经验后，数代人开始借助相同的概念和语言来交流，而不存在翻译问题。欧洲也是拥有统一标准的豪华宾馆。欧洲是：人们有欧元，但不知道如何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大问题，如失业、反工业化、排斥非欧洲移民。这意味着：好坏两个方面的欧洲已密不可分了，其程度远远超出起誓仪式与未来憧憬所允诺的。成长中的欧洲有许多共同点，大大超出预言家们所愿意承认的。卡珊德拉从来都不是一个出色的诊断者，她的职业决定了她得预言未来，而未来是无人知晓的。对错综复杂和难以看透的当下，即恩斯特·布洛赫所说的“黑暗的生活瞬间”，她没有太多发言权。现实欧洲要比出现在教科书中的丰富得多，现实欧洲也比所有事出有因的梦想都更激动人心。
若没有水滴石穿的渐进作用，历史叙事中的精彩瞬间根本不可能出现。没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欧洲人，那些为欧洲说话办事的欧洲职业政治家和外交家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大家都知道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巴黎或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的舞台，“欧洲的代表们”在这些舞台上活动。我们仅仅了解这些人每天如何登场以及他们说了些什么还不够，因为那里总是出现同样的名字、面孔和手势。亚琛的一些市民——堪称最早具有欧洲意识的欧洲人——创立了查理曼奖，奖励“对欧洲政治、经济和思想一体化做出贡献的名人”。1950年以来的获奖名单中不乏欧洲各界名人，从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Graf Coudenhove-Kalergi）
到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从让·莫内（Jean Monnet）到欧元。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继续补充这份名单。然而人们也可以为那些人和机构颁发此奖项，没有他们的努力，欧洲在1989年后不可能迅速融合到一起。有资格获得该奖项的候选人不少：交通部长和其工程师，他们修桥铺路、开辟铁路线，缩短了欧洲人之间的距离，为新欧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应该考虑的还有货运商和物流人员，他们致力于缩短距离，营造邻里关系。当然不应被忘记的还有旅行社和廉价航线的创建人，他们彻底改变了我们头脑中的欧洲地图，所以如今我们不仅知道巴勒莫和里斯本在哪儿，而且知道塔林、里加和敖德萨在哪儿。正是这些航线做出了贡献，才使人们在莱因-美因地区与加利西亚之间、华沙与英国中部地区之间、伦贝格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往返穿梭成为可能。廉价航线让柏林与莫斯科变成近邻，人们眼界大开，不再是井底之蛙。克拉考如今与都柏林也紧密相连，没有工作人员的往返穿梭，整个国民经济都不能正常运转。在离边境很远的城市中的房屋装修、对老弱病残者的照顾都有赖于这些往返流动的人员。亚琛查理曼奖评选委员会在今后评选过程中若是看看那些相关航空公司的时刻表、价目表和订票方式，很容易就能明白这类候选人为什么应该得奖。委员会将会发现，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能马上被找到。每一次搜索过程都成为进入新欧洲的愉快的视觉之旅。然而这类欧洲航线公司的职责并不是让人靠想象来望梅止渴，而是让人前往一个真实存在的欧洲。多年来欧洲航线夜以继日地进行着这项工作，按部就班、踏实可靠，不受政治气氛、大选和议会任期的影响，其特点是：跨国、覆盖全欧、数以百万计的分子运动。让欧洲这架发动机运转不衰的正是这种潜流。在迄今为止的获奖者中，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像如欧洲航线这样的事物那样有权这么讲。
（2011年9月24日在伯尔尼“绝对中心”
大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