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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欧洲”，这听起来有些矫情！我喜欢这种说法，感觉自己受到挑战，在普遍谈危色变的情况下并不人云亦云、悲天悯人，何况这类哀叹往往既来得太晚，又于事无补。但它听起来也像是一种固执反应，犹如小孩子常常在夜幕笼罩下的森林中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一样。它听起来如同借助魔法的召唤，召唤的对象往往是不存在或尚不存在的东西，要通过召唤才能出现。但作为中等智力、对时局感兴趣，而且对经济问题也有一定了解的人，他对欧元危机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对欧元危机有自己的见解，但看不透，特别是我没有解决危机的办法。这有点儿糟，可也没有那么糟，因为就连那些了解金融、金融交易、货币流通秘密的大腕们以及经济生活机构的负责人也失去了洞察力。否则他们就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公众和客户启蒙。如果内行专家感到自己对公共福利负有责任的话，他们本该起到早期预警系统的作用，这是人们对他们的起码期待。然而当我们急需他们来解惑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隐身并失语了。专家们抛弃了我们，我们必须依赖自己对局面的判断，无论这种判断是在家中的写字台前、在专题讨论会上做出的，还是晚上跟朋友们在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或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
的餐饮聚会上做出的。我琢磨明白的是：显而易见，“我们”，即贷款人、消费者、社区、文化和科学界人士、各州、联邦德国、欧盟成员国和欧元区，一直在超前消费。现在到了紧要关头，我们渐渐明白，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是一种相当具有戏剧性的见地，承认我们遇到了紧急情况，但这既非世界末日，也不意味着西方的灭亡。我所能提供的并非阿基米德支点，凭借它可以应付令人看不透、从而让人不安的局面，或是能对局面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解释；我说的这些不过是一系列所观察到的现象而已。人们也可以把它叫作自我观察，在观察中我们得知局面的真相和我们的处境，如同危机之前卡珊德拉（Kassandra）
的预警，这类警告因其简单明白的优势总是容易做出，不像纷繁复杂的当前局面，即“黑暗的生活瞬间”（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语）那么让人理不出头绪。这种观察所涉及的欧洲是不会出现在有关欧元的言论中的，我提到这个欧洲并非因为我在其中看到了拯救的希望和“阿基米德支点”，而是因为这个欧洲不容忽视。首先人们应该把观察的视野扩大，有一些东西，无论是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办公楼的走廊中，还是在拯救欧元的方案中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我对欧元拯救方案一窍不通，但对欧洲的其他事情还是略知一二的，同时我也相信自己对这些事情有一定的判断力。有时我有一种印象，我或“人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早晨听新闻时——播报的都是最新指数和数字：道琼斯、日经指数、纳斯达克、达克斯、最新的经济报告、公司结算——我问自己：这些消息是给谁听的？谁听得懂又用得上它们？是否我们大家现在都成了股票持有人、知情人和分红利者？这些消息到底是真的有用，还是只起着背景和衬托音乐的作用，就像人们在商厦和飞机场的洗手间都能听到的音乐，不过是为了烘托气氛，营造一种与一体化世界的调子合拍的氛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好坏要靠交易所急剧变化的股票状况来衡量。一个昨天还可靠地进行生产的企业，第二天一早其股票就大跌，甚至会破产。我觉得这好像是个头足倒置的世界，与我所观察到的相去甚远。在我所分析的矩阵中，被分析的对象和结果都完全不同。
我多么希望能说说我在自己观测站的所见所闻啊！但说来话长，特别是对一些场面还得“详细描述”和分析，人们才能理解。这些观察均是我在游历“欧洲群岛”时偶尔进行的，观测站包括：过境关卡、申根国家各领事馆签证部门前的长队、办理登机手续的窗口、房地产价格的变动、欧洲长途汽车公司的行车时刻表、边境工作人员的统计数据，城市游的目的地、杂货市场、报纸的报道、节日与文化活动、渡船的频率，总之就是那些把欧洲凝聚在一起的潜流。
在此我先说明论题：有一个运转正常的欧洲，但在所有有关危机的言论中它都未曾出现过。人们可以举出数月前由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和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发起的倡议书作为欧洲危机讨论中现实欧洲缺席的例子，许多公众人物、其中也包括我尊敬的公众人物都在上面签了字。
该倡议书要求引进欧洲年作为对抗欧洲疲软和欧元危机时期不作为的措施之一：学生、大学生、成人，也包括老人，应该有机会在欧洲逗留或工作一年，作为一种服务于欧洲的和平队
，其目的是了解他人，核查偏见，同时也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所有孔-本迪和贝克提出的建议其实早就有人在做了：但不是装模作样，而是逼上梁山；不是作为教育教学活动，而是作为生活与职业实践；不是作为需要某个新创建的官僚机构来推行的事情，而是人们必须自发去做的事。欧洲要比许多自诩为欧洲人的人们所能想象的更为博大，欧洲确实存在，无须——哪怕是出于好意——重新推出。
此欧洲的疆域也要大于欧元区，甚至超越所有申根国家的边界。欧洲歌唱大赛时，欧洲人甚至将目光投向巴库的水晶宫，它建造在里海海湾旁，从而让人们得以领略欧洲另一侧的建筑、风土人情以及人权和公民权的状况。
举行欧洲杯足球赛时，欧洲许多国家成千上万的球迷起身前往很多地方去助威，别的哪怕是再精巧的启蒙活动也不可能吸引这么多人上路。通过看足球赛，他们对哈尔科夫（Charkiw）和顿涅茨克（Donezk）有所了解，同样也对古老的加利西亚大城市伦贝格（Lemberg）、“城中之城”基辅或是新兴城市华沙有了印象。
可以说，新近在伦敦举行的奥运会也起了类似的作用：在危机和困难的时刻，这座伟大城市成功举办的这次盛会展示出文化的鼓舞与凝聚力量，它让人们——不仅仅是欧洲人——相聚在一起。但此处不是要列举所有的精彩盛会，而是要让人们意识到，有一些事件是欧洲性的，尽管从狭义上说，它们与有关欧洲的言论没有关系，但它们增强或削弱着欧洲的统一。在此人们可以补充其他重要的“欧洲事件”：经过多年的寂静与撤退后，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城市的“社会”又回来了，它机智、顽强，对自己的事充满信心。一些集会与游行，如反对审判暴动小猫（Pussy Riot）乐队成员这类事情自然与欧洲公共领域的形成有关，尽管它们是在有关欧洲的话语之外发生的。总而言之，欧洲在其存在未被意识到的地方也存在。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以下一些我只能简短提及的事。
大学生们很久以来一直在路上，也许在路上的时间太多了。他们往返于柏林洪堡大学或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欧洲大学与克拉考（Krakau）、卑尔根（Bergen）和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之间，欧洲近代早期的学术朝圣（peregrinatio academica）传统又得到了恢复。现在年复一年有十万名伊拉斯莫斯（Erasmus）大学生在按计划流动，哪怕他们拿不到学分，但带回家来的往往是生活中更重要的东西：语言知识、友谊和配偶。没有一个年轻人不熟悉航线网和那些省钱的飞行可能性。瑞安（Ryan）航空公司、维茨（Wizz）航空公司、易捷（Easyjet）航空公司以及许多区域性航线形成了一个网，它持续改变了我们头脑中与心目中的欧洲地图。无论是出差需要还是计划休假旅行，每个人都熟悉这个网。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儿子们乘这类飞机来到里加（Riga）或塔林（Tallinn），往往都不知道他们到了哪儿，对此人们自然可以报以偷笑或进行嘲讽。但多少总会留下一些印象的，哪怕——除了别的许多经验——仅仅体验了一个大陆的无国界性。这些航线并非出于教育目的而存在，而是出于商业目的。它们获利，显然还是双赢，公司和客户都得到了好处。只要有需求，公司就开辟航线，需求不再，航线就取消。分析一下最近一二十年的航线网，我们就能获悉那些最有吸引力的目的地：那些能够赢得什么的地方，还有那些重新被人遗忘的地方。它们可以说是重新测量欧洲相当好的指示器。舍内菲尔德（Schönefeld）机场和莫斯科机场间的航班频率体现了莫斯科与柏林间往返交通的密度。从慕尼黑可以前往的乌克兰境内的新目的地则说明，其双边商贸一片繁荣。人们惊奇地获知：夏季从慕尼黑哈克尔桥长途汽车站开往布雷斯劳（Breslau）和伦贝格的票提前两周就售光了，显然西里西亚（Schlesien）和加利西亚（Galizien）正在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廉价航空公司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欧洲。它们让几十万波兰人穿梭往返于英国中部地区与格但斯克（Gdańsk）、波兹南（Poznań）和华沙之间，从而让新的跨国联盟出现。它们使大面积移居成为可能：英国与荷兰的退休者在冬季前往西班牙或保加利亚海滨，或是托斯卡纳派
这代人从柏林和科隆飞往锡耶纳（Siena）或佩鲁贾（Perugia）附近。欧洲地区成为最好的度假区：在海边的沙滩上欧洲人得以彼此接近，在那儿他们仅仅以人的身份出现，冷战时克罗地亚海滨和巴拉顿（Balaton）湖岸的情况就是如此；现如今在安塔利亚（Antalya）与特内里费岛（Teneriffa）就更是这样了，在那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游客早就成了德国人的竞争对手，无论是在情场上还是在房地产市场上。文化和艺术运作使美学行情与时尚同步。行走在博物馆、节庆活动和画廊的人，总是周旋于一直熟悉与不断更新的东西之间。被欧化和同步化的还有各种纪念日、节日和周年纪念日：无论是9月1日、10月啤酒节、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纪念日、D日
、6月22日，也许还该算上5月1日。柏林的爱的大游行
或波兰科斯琴（Kostrzyn）的伍德斯托克节
的开始都是同步的。欧洲博物馆、欧洲纪念地、欧洲文化都市——我们总是嵌入欧洲框架——或者我们应该说：我们已无法逃脱整体的欧洲文化。但当欧洲化运转状态良好时，人们从不谈论它，因为它一向被视为基本前提，甚至根本不值一提。这同样适用于欧洲的交通，以及货物、人员和思想的交流，它们每日、每周、每月、每年都在周而复始地进行。人们必须想象一下，一旦这些把欧洲维系在一起的交通和交流中断了，假设中断了一周，那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就是紧急状态，那时人们才会意识到那些默默无闻运转着的常规交通和交流有多重要。埃亚菲亚德拉冰盖（Eyjafjallajökull）的火山爆发导致火山灰进入大气层，中断了航运，各飞机场都变成了受阻乘客的临时救急收容站。在这种时刻人们才突然明白，什么是我们文明的基石：正是平时不值一提、默默运转的日常工作。欧洲的日常生活正是靠这种日常工作和实践来维系的，当然还有选举、议会、委员会和那里做出的各项决议。让欧洲长存不灭的正是长期的日常工作和体现它们的基础设施。欧洲离不开货运商，没有铁路就不会形成19世纪的欧洲文化；没有廉价航空公司和互联网，也谈不上21世纪的欧洲文化。尽管有危机，但是到处都在出现新的轴心、新的大都市集结区、新的中心。面对欧元危机束手无策的欧盟委员会委员在散会后纷纷搭乘法国高速列车，一小时或三小时后他们就能返回阿姆斯特丹或巴黎。尽管对计划中的导弹防御系统产生了争执，但是从鹿特丹运往莫斯科的货物仍能按时到达。因此俄罗斯和欧洲铁路连接——解决早该解决的宽轨与窄轨的轨距统一问题——就是一种划时代的进步，其意义要远远超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扩张，没有人知道这类扩张如今还有什么必要，比如针对谁和为了谁。新的走廊地带把一些国家连接在一起，让一些城市成为友邻：巴黎-科隆、巴黎-伦敦、米兰-罗马、维也纳-布达佩斯、柏林-华沙，许多年前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就高瞻远瞩地设计了这类欧洲跨国网。地理上的远近亦发生了变化：工程师们的艺术杰作，如连接哥本哈根与马尔默（Malmö）的大桥、新的圣哥达隧道和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吊桥，它们就像铰链和夹子一样把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看起来，它们运转良好。
人们只消在柏林遛遛，就会发现这座城市正在大兴土木。它是年轻人以及欧洲各种俱乐部和各类艺术家喜欢沉迷其中的地方，是剩余和短期资本投资的好地方，也是那些有很多时间却没有同样多钱的人的乐园，他们在此过日子的开销不像在伦敦或莫斯科那么多。
柏林，特别是东柏林回归欧洲怀抱之后，欧洲人又能重游这座时空长期遭到阻隔的城市。欧洲有一些地区很长时间以来依赖于能源、人力和技能的不断流动，比如每个柏林人的熟人圈子中都有人用过波兰工匠。那些如今帮人组织花园聚会的人都会多种语言，他们来自拉脱维亚、加里宁格勒地区和布科维纳（Bukowina）。有时来装修的施工队成员会持有四个不同国家的护照。医疗保险体系在估算护理人员力量时，不像过去那样指望来自韩国的护理人员，而是打起了东欧护理人员的主意。每个人都在进行自己的观察：俄罗斯保姆，她们照看着在柏林维尔默多尔夫（Wilmersdorf）成长的、莫斯科中产阶级的后代；健身房和温泉浴池里那些俄罗斯顾客，他们肆无忌惮地高声做着生意。在夏洛滕堡的社区服务中心，人们有时会以为俄语现在已经成了第二官方语言，这对居住着二三十万名讲俄语居民的首都来说也不奇怪。还有一些地方俄裔居民的密度更高，如巴登-巴登（Baden-Baden）、卡尔斯巴德（Karlsbad）、基茨比厄尔（Kitzbühel）和昂蒂布（Antibes）。这种现象甚至在革命前的旅游热时期和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移民潮时期都没有出现过。
这一切仅仅是异国情调，还是因为柏林与巴黎或伦敦不同，长期脱离了国际交流，所以才对此大肆张扬？也许吧。但我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些现象，是因为它们都反证了欧洲的衰亡，或者说它们是一个受到重创的大陆重新结合与再生的明证。对我而言，哪怕是在2011年9月11日事件和阿拉伯革命后的全新背景因素下去考量，欧洲分裂的终结和克服这种分裂的工作都是20世纪末的重要事件。在我眼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1989年开始的大动作的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行动中我们西方扮演了观众角色，第二部分轮到我们自己行动了。在第一部分我们可以进行评论，想象自己是进程的主人，现在我们注意到，有比当权者更有权力的势力，有一些事情的演变是不能在立法会议任期内来衡量的，而是该听从大历史的安排，对此我们无权评说，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我们自认为能给别人出的主意，现在自己用得上了。现在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好像似曾相识：一个又一个的回答被证明是借口，各种救助处方也被证明无济于事，那些弄潮儿忽然黔驴技穷了，他们承认自己束手无策。这是“英雄末路”的时刻（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语），在这种关头，“自我克制的革命”（雅德维加·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语）要胜过狂热的姿态。
如今的许多事都让人忆起某一政治阶级的枯竭，如同上了岁数的老人那样疲惫和消瘦。这是泡沫破灭的时候，人们恍然大悟，突然看到事物的真相。这种泡沫不是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意义上的，而是傲慢自大、虚幻经济和杜撰投机。一些游戏仍在上演，参演对手们在作秀，或是他们以为可以蒙骗观众。这是人们在情况危急之前允许自己做的那些搔首弄姿的动作和恶作剧。但总有一天纸包不住火，那些假博士学衔、无抵押贷款、充斥市场的假艺术品、马克勃兰登堡的健康中心和修建后无法投入使用的飞机场纷纷曝光，它们都是用借别人的钱建造的。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希腊和自己投资失败的废墟，当初修建的时候我们以为经济形势会一直这么好。以前腐败一直是别人的事，特别是另外一种“体制”的事，现在却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这种局面摧毁了信任，让理所当然的事也丧失了其理所当然性。
一个国家走到了尽头，统治阶级放弃权力、辞职，领导层集体退休，这种局面在1989年出现在很多地方。这是20世纪末人道政治的真正进步，因为从前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清洗与处决。人们可以研究1989年和其后的历史，看看实施统治的政治阶级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国家破产、政治精英弃阵而逃时，社会是如何重打鼓另开张的。许多人觉得那就是末日，甚至是世界的末日。1989年和其后在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各国也掀起了一波自杀浪潮。1989年和其后一些人的生活计划彻底泡了汤。数十万人必须重新辨别方向，重新站起来，就像人们所说的，重新站住脚。这场革命的“社会开销”几乎难以估算。整整一代人——有输家有赢家——的毕生事业都被毁了。在这里所有这一切不能也不该全部展现出来，我只关心一点：社会是如何克服危机、避免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如果没有了大师和总体规划，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西方许多人——而且不仅仅在西方——已经准备迎接一场核大战，却没有料到南斯拉夫会陷入战争以及在俄罗斯地区会爆发高加索战争。只要这一受到控制的苏联被削弱和解体的历史没有得到讲解，我就会继续将其称为“奇迹”。在此我要强调一些方面，在我眼中正是它们帮助东欧人在清算旧状况时以非灾难性方式控制了局面。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尽管人们无法重复它们。
人们一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被社会化的公民是冷漠和被动的，但与此相反，人们看到这些公民在被国家遗弃后自己行动起来。20世纪80年代供给体系崩溃后，他们的反应是展开自救：作为过渡，他们进行商品交换，以物易物。他们没有等待天上掉馅饼。黑市这种在旧制度末期出现于东欧集团国家所有首都的现象，被证明是渡过危机和维系社会屡试不爽的手段，就像德国在1918年或1945年离不开黑市一样。黑市也是市场发展的雏形，无论黑市是出现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华沙文化宫前的阅兵广场还是出现在柏林墙倒塌前波茨坦广场的“波兰市场”，它都是城市化活力的诞生地。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物易物，避免了社会的解体。因此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的集市、购物旅游和蚂蚁商人就不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这是未来企业家迈出的第一步，过去封闭的社会借此与遥远的世界建立起联系，资本的积累就这样从少到多，它们是世界主义的最初学校。社会转型研究基本上以芝加哥或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理论模式为导向，所使用的官方统计数字也多是不可靠的，这种研究从未能真正理解上述集市对战胜危机和改变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出现在华沙、布达佩斯、罗兹（Łódź）、布加勒斯特的集市是伟大的学校，它们是边干边学之人的聚集地。此阶段早已结束，曾经是波兰最大年市的地方如今建起了国家体育馆——欧洲杯足球赛的举办场地。
这同时也展示了形式的演变：从自发的杂货市场、黑市到一个民族展示自己的具有象征与代表意义的场所。对我来说，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匮乏条件下，数不胜数的集市和杂货市场自始至终训练了人们随机应变的能力。社会主义培育了人们的机智，让人保持本能，学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当一切分崩离析、无规矩可循、无政府主义横行时，这种能力就越发可贵。运转良好的社会——分工精细、任何需求均能得到满足——不仅更容易遭受危机，而且令人丧失本能、警觉与果断。我们成长的环境一切井井有条，对任何情况都有应急措施，一旦出现故障，我们就大为惊讶，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镇定面对风险的能力。对过去东欧集团国家的公民来说，需要弄到一些东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他们抱着能买到什么的侥幸心态，随时准备拿着网兜去排长蛇阵。这是一种特殊的时间管理与自主行为管理，人们对任何意外情况都有心理准备。所以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能看到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在路上，他们意味着巨大的能量和自主性：往返于伊斯坦布尔和明斯克（Minsk）的蚂蚁商人，在敖德萨（Odessa）、巴勒莫（Palermo）、叶卡捷琳堡（Jekaterinburg）和天津穿街走巷的购物旅游者。曾经荒芜的边境成为人们接触和搭建杂货市场的区域，如德国与捷克边境、的里雅斯特（Triest）与戈里齐亚（Gorizia）之间的地带以及德国与波兰沿奥得河（Oder）的边境。走上经商之路的不仅仅有一些冒险家，而且还有丢了工作的工程师、为孩子们衣食操心的父亲们。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每天去上班，而是每月三次把二手车从乌珀塔尔（Wuppertal）开往考那斯（Kaunas），女人们每周乘汽车从考那斯前往华沙，在那儿的集市上出售装在塑料口袋里的琥珀。把这种即兴活动仅仅看作经济活动是错误的，其意义要大得多：体验没有边界的世界，消费主义带来的震惊，以及随之而来的代价，即进入时间即金钱的区域，这里没有人有时间，却个个有压力，无情竞争让人们失去了闲暇。人们学得彬彬有礼，同时这种礼貌却来自距离，而尔虞我诈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洲民主革命后旅游业成了生意繁荣的行业，其营业额说明人们渴望自由，愿意享受新赢得的出行自由、出门去看世界以及拍摄美丽风景。旅游成为快速启蒙的方式。这种启蒙是悄无声息、不引人注意和低调的，尽管也有高调的：就欧洲作为“价值体系”或类似题目所进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开通连接热舒夫（Rzeszów）和法兰克福/哈恩航线时，瑞安航空公司在广告中提到了另一更为广阔的欧洲：热舒夫属于加利西亚，这片土地有自己的历史，却消失在战争与冷战的阴影中。瑞安航空公司在《法兰克福汇报》刊登的半版广告让人们重新忆起了加利西亚。柏林街头广告柱上贴的广告也起着同样的作用，那是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在招揽游客去里加、克拉考、但泽（Danzig）
或布鲁塞尔度周末。这种度假同时也意味着速成课程，去温习我们业已生疏的历史与文化。正是这种场景的不断交替及其持续，新走廊与新跑道的生成，对欧洲的新测量和所绘制的欧洲新地图让这个大陆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人们几乎觉察不到的潜流，让欧洲大陆重新融合并形成了新局面。把新欧洲的形成仅仅描绘成伟大的男人们或者也包括伟大的女人们的杰作，并对起过作用的基本力量视而不见，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狭隘性。
如果说人们对欧洲一体化之事抱有信心的话，那是因为历史经验证明欧洲人有战胜危机的能力。问题是：西欧人在处理他们所熟悉但无以为继的局面时，能否像东欧人那么冷静？很多现象说明他们不能。西欧人，特别是核心区域的西欧人，对应对危机缺乏经验，除了间或发生的经济衰退和失业人数时有增加外，他们已不习惯面对危机了。他们无须学习随机应变，因为他们的国家和政体一般来说组织良好、可靠，并且出台的举措也有可预见性。服务业与基础设施高度发达，甚至发达到极易出现故障。各种机构和各类装置的效率与可靠性让人以为：只消按动按钮，任何时候都没有办不到的事。针对任何情况都有一套应急方案，没有人会遇到不测风云。一个社会长期以来在如此高的水准上所习惯的都是日常工作的可靠性、一切运转正常，这种社会怎么能应对突然无章可循的局面？决策者和领头者变得束手无策，循规蹈矩已经无济于事，现在需要的不是对屡试不爽的东西的信任，而是应变能力，即冷静掌控未曾预料到的局面的能力。现成的处方并不存在，但或许有紧要关头的行为依据和规则。现在令人诧异的新事物其实早就在生成中。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引发了大规模移民，北方一些无法维持的城市被放弃，欧洲内部开始了移民。现在轮到另一批人了。东欧集团内许多职业群体彻底消失了，那里曾经有太多的政治老师，但十分缺少法律工作者。类似的情况现在又继续发生在更西部或更南部地区。计划经济曾建起自己的海市蜃楼：不经济、浪费和毫无意义。更西部或更南部地区的投机生意导致许多无人问津的高速公路和一些无人居住的房地产“鬼城”的产生。法制国的规则和许多人的利己主义——据说这种利己主义本可令所有人受益——在西方亦未能阻止“不负责任的经济”（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语）。众所周知，危机是真相大白的时刻，因为去幻想化作为幻想的丢失是自我启蒙的一种形式。所以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人们还必须感谢它。它不过是揭露了迄今一直被隐藏的事情，就连我们的专家和早期预警系统都不愿这种事情曝光和被人们意识到。放眼四望，我看不到解决办法。我甚至惊异于在谈话节目中所看到和听到的专家们的描述与解释，它们是如此平庸和小儿科。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那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人和煽动者。对他们来说问题并不存在，所以他们的抉择是快刀斩乱麻。如果说能从对旧状态的清理中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快刀斩乱麻和英雄姿态都于事无补。我赞成稳扎稳打，全面了解各方面情况，避免恐慌和歇斯底里，这样才能保护欧洲文化的成就。只要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就摸索着前进，权衡方方面面，避免过激行为，争取时间。适宜的行动模式不是快刀斩乱麻或空想性项目，而是摸索前进，适者生存。人们不该给孤注一掷的煽动者机会。但那些张口最后通牒、闭口骇人听闻者——似乎欧元的崩溃即是欧洲的末日——亦不利于弄清真相。我们大家缩着脑袋坐在那里准备迎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是个好迹象，说明雷蒙·阿隆描绘过的颓废的欧洲成熟了。
假以时日，良策必至，如果能有的话。
（2012年9月14日柏林国际文化节开幕式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