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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为什么产生魏晋玄学，这个问题可以从各个方面考察。例如，有说可以从汉末农民起义方面来考察，认为黄巾起义利用了道教，而道教所根据的经典之一是《老子》，因此说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正是从另一个方面利用《老子》而与农民起义相对抗。又有说，两汉流行的经学，后越来越繁琐和荒诞，但物极必反，思想因而向着简单和抽象的方面发展，因此老庄思想流行。还有一说，因为当时天下大乱，士大夫难以全身保命，不如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 《世说新语·栖逸》“嵇康游于汲郡山中”条注引王隐《晋书》说：“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些可能都是玄学产生的原因，至少可以说有这样一些现象。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些分析上，是不足以说明玄学这样一种思潮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因其没有能从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方面作出说明。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原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衰落这是很自然的，但为什么作为玄学骨架的道家思想必然流行呢？两汉长达三四百年的统治中，儒家思想虽处于“独尊”的地位，而道家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却成了反对汉儒天人感应目的论和谶纬迷信的最重要的武器而长期流行着。据现存可查的史料，两汉治《老子》或“黄老之学”的有六十余家，可见其流行的一般情况。
在反对天人感应目的论和谶纬迷信中，“天道自然无为”可以说是两汉的主要思潮，从西汉末的严遵，经东汉初的桓谭，到王充、张衡、冯衍等，一直到东汉末的仲长统，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这一思潮的影响。这些哲学家用“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反对天人感应目的论，可以说是思想界里的一种净化运动，它不断排除着荒诞的、繁琐的神秘主义。这些哲学家所用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虽不能说全同于老子的学说，但无疑总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点王充在《论衡·自然篇》就说明了，他说他的学说“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意也”。
社会的大动荡，给思想的大解放创造了条件。在旧的统治思想无法继续统治下去，而新的统治思想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一般说来，思想总是比较活跃，比较解放，因而也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正是由于社会的大动荡，人们就会有现实社会的存在有什么根据、它究竟是否合理、理想的社会又应该怎样等问题不断提出。东汉末年，在儒家思想衰落的情况下，这时就出现了原来先秦六家名、法、阴阳、道等家相当活跃的新形势，而其中最可能继儒家而起的是道家思想，大家都想从各个方面回答现实中提出来的问题。
我们说儒家思想衰落，并非说儒家所维护的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已不再适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了，而只是说两汉以来的经学，为纲常名教合理性作论证的天人感应目的论等已走入穷途末路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纲常名教要继续下去，必须得到新的生命力，得到新的理论论证，在当时的条件下，发展老子的道家思想不仅为此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因为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现实所需要的，而且对当时的统治者从其性格的某一方面来说也是最可取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既然在两汉纲常名教已经和儒家思想结成一体，要反对儒家的独尊地位及其荒诞性，往往也不得不去批评“纲常名教”那一套，所以以老庄为骨架的玄学又有破坏“纲常名教”，使人们从虚伪的礼教中解放出来的作用。
为什么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对统治阶级来说用发展了的道家思想来论证纲常名教的合理性是最可能的而且是最可取的呢？这样的思想发展是否有其必然性呢？这就要我们从当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方面作些分析了。
汉朝选取官吏，地方用“察举”的方式，朝廷用“征辟”的方式，因此人物的品评鉴识就非常重要，而品评人物高下的标准为德性，即纲常名教所要求的品行性格。在东汉末，关于人物的评论，往往是对一个人的具体评论，例如郭泰对黄宪和袁闳的评论说：“叔度（黄宪）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奉高（袁闳）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耳。”
这里，只是郭泰对黄、袁等个人品德的具体评论。当时许劭兄弟颇有盛名，成为汝南名士，他们每月之初常选一个“题目”作为评论的对象，因而汝南地方称之为“月旦评”。有一次曹操要许劭对他进行评论，许劭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卷六十八《许劭传》），曹操听了非常高兴。这里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许劭评论人物的标准仍依德行；第二，曹操看人物的标准和许劭根本不同，这样就出现了评论人物的标准问题。本来汉末这种评论人物的风气流弊很多，它不但造成一群一党的互相吹捧，而且使一些虚伪奸诈的人借着它可以招摇撞骗。汉末有晋文经、黄子艾靠着他们有点小聪明，而炫耀京师。他们自恃名声很大，朝廷征辟也不出仕；士大夫前去拜访，他们甚至都不接见。他们操纵着评论人物的舆论。后来是由于大名士李膺等的批评和揭露，才现其轻薄子的原形，而不得不逃离京师。（事见《后汉书》卷六十八《符融传》）由此可见，汉末的评论人物，“名”和“实”并不一定相符。所以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名实》中有一段批评的话说：“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
汉末社会混乱了，名不符实、名实颠倒错乱的情况当然是所在多有。因此，有不少思想家对这种状况深为不满，这样就出现了对“名”和“实”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政治家崔寔深检名实，号称法家，著《政论》“指切时要，言辨而确，当世称之”。他说：“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厘，而祸福差以千里，故圣君明主，其忧慎之。”（《全后汉文》卷四十三）仲长统《昌言》也说：“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王符《潜夫论》主张“考绩”谓为“太平之基”，他说：“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废人。”而徐更申明“名”与“实”的关系说：“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中论·考伪》）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非常重视名实问题，而多主张名必符实，因此名家思想的流行就不是偶然的了。
汉魏之际所以注重名实关系问题，除上述原因之外，和曹操之重人才、好法术也大有关系。盖于乱世，要想成大业必注重人才的选拔，曹操用人举士，多重才力而不依德行。他前后下求贤令四次，建安十九年所下之令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因此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正是法家所注重者。陈寿在《三国志》里对曹操的评语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法必依实，亦关乎形名。由于曹操是法家，所以综核名实为当时所重视。曹魏时的思想家刘劭认为任用官吏，应有考核，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据所上《疏》提及，他作《考课》的目的在于纠正“能否混而相蒙”的名实不符等弊病。刘劭著有《人物志》，虽是讨论评品人物的标准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正在于“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所以这书中《材能》篇谓：“或曰：人材有能大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照刘劭看，人材无所谓“能大不能小”，这样说是“名”不当“实”，而人材由于所能各异，因此只有“宜”与“不宜”的分别，这正如蔡邕《荐边让书》所说：“传曰：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汁则焦，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用于小，固有所不宜也。”（《全三国文》卷七十三）因此，“名”必与“实”相当，如果不符合事物的实际，这样也就是“非名”。接着刘劭在《材能》篇中列举了“八能”以说明才能之不同，而各有所宜任之官。由此可见，刘劭深受当时时代风气之影响，而颇具名家、法家的思想。
人物的评论固然必依于实际，而由于种种原因而对人物的要求不同，如乱世固然出英雄，而乱世也正需要英雄。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英雄”？这就要有一个“英雄”的标准问题，以便人们在评论人物时有所遵循。据史书记载，在汉魏之际讨论品评人物标准的著作不少，据可考者至少有九种，而多已散失，现仅存《人物志》一种。从《人物志》的内容看，虽或不能说像后来的“四本才性”问题那样已经成为纯粹的“名理之学”，但也不再像汉末那样仅就具体人物的才性高下来进行评论（如“月旦评”）了，而进于对评论人物的标准和评论人物的原则等问题的讨论，这一情况实为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抽象的人物标准进行讨论，必然要用辩名析理的方法，因而讨论抽象原则的“名理之学”就大大得到发展。
刘劭《人物志序》把人物分成若干等，并为其定出不同的标准，他说：
……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按：即“伪”）似之难保。
刘劭对人物的看法，圣人自然是列为第一等的，而所谓“圣人”的标准在于他有“中庸”之至德；第二等是兼材之人（如伊尹、吕望、颜回等贤人），“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即在仁、义、礼、智等方面非常突出；第三等为偏至之材，“偏至之材，以才自名”，刘"注说：“犹百工众伎，各有其名。”在此三等之外就是那些过分的狂者、不及的狷者和乱德之人，这些人都是末流人物，不必列在评论人物的范围之内。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劭评论人物虽主“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而评论人物的标准乃往往本之儒家，所以宋人阮逸的《人物志序》说这部书“大抵考诸行事，而约人于中庸之域，诚一家之善志也”，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明确地说：“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于儒者也。”
汉魏之际道家思想之流行实亦与法家思想之流行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黄老与刑名本有内在联系。今本《尹文子》或为汉魏之际所修订过，其序中说：“其学本于黄老，大较刑名家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本来，自战国至秦汉，道家与法家之间就存在不少的联系，“无为而无不为”本是道家的基本思想，而法家采之用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本是道家的重要命题，而法家用之为“权术”的根据。“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韩非则有《解老》、《喻老》之篇。道家思想流行于汉魏之际，虽与法家思想流行有关，但从根本上说，仍是它原在两汉三四百年中即与汉儒天人感应目的论相对立，故在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削弱的情况下，才有继之而起的可能。汉代末年，经学家马融和郑玄都曾注《老子》，重要思想家仲长统“服膺老、庄”，约与刘劭同时而提倡老学的知名者有夏侯玄、荀粲、钟会、管辂、裴徽等。《三国志·钟会传》说：“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为《道论》，而实形名家也。”（按：钟会有《老子注》已佚，散见于各种《道德经》注疏中）可见当时道家与名家也甚有关系。在这种道家思想流行的情况下，刘劭自不能不受时代风尚之影响。在《人物志》中，他不仅引用了老子的话，而且多据《道德经》以立论，如说“自然无为”、“虚下不事”、“卑让胜敌”等，均以道家思想为立身行事之准则。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到汉魏之际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削弱，因而出现了儒、道、名、法合流的趋势。刘劭的思想正反映了这种发展的趋势，而成为过渡到魏晋玄学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