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介绍“魏晋玄学”史料的书文,大都没有把这部书专门列出,但我认为它对研究“魏晋玄学”的价值不在上列诸书之下。我们可有下列几点理由:第一,这部书不仅包含了当时玄学家的某些思想资料,而且从中可以了解他们的人生态度,这就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某些玄学家的思想,例如嵇康、阮籍反对“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实是反对当时的“假名教”。第二,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某些思想家之间在思想上争论的原因。例如“四本才性”问题,为什么李丰讲异,王广讲离,而傅嘏讲同,钟会讲合,这和当时曹魏与司马氏的斗争有关。讲异、离者是附于曹魏的“唯才是举”,才德不必合;讲合、同的则为司马氏党羽,以为才德统一,他们讲“才德统一”不过是假的,唯其为假,故必如此说。第三,从一种学风层面看“魏晋玄学”,如当时讲“逍遥放达”的人很多,但是有的人是“行为之放”,仅得“放达”之皮相;有的人是“心胸之放”,则得“放达”之骨骸;有的人是“与自然为一体之放”,则得“放达”之精粹。又如对当时南北学风之评论,认为北方朴质,南方解放自由。“北人学问,渊(深)综(繁)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中窥日。”(意思是,北方学者以章句训诂为学问,缺少见识,好像平地看月亮,处处有月亮,但都是淡光,什么也看不清;南方学者以探求义理为学问,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好像从窗洞里看太阳,不见他物,但对太阳看得很真切。)“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序》)这些论说,对我们研究当时之学风颇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