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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王韩注》十卷，其中“经”的部分为王弼注（一至六卷），“传”的部分为韩康伯注（七至九卷），第十卷为王弼的《周易略例》。对王弼的《周易注》，宋晁说之说：“其于《易》多假诸《老子》之旨，而《老子》无资于《易》者。”冯友兰认为“事实确实如此”，这大体是对的。王弼注《易》不同于汉儒的以“象数”注《易》，而在他用《易传》注《易经》，所以不能说王弼注《易》只取借于《老子》。本来在东汉末以前，“经”和“传”是分开的，《易经》上下篇只有卦和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说明文字，而“传”又称“十翼”（《彖》上、 《彖》下， 《象》上、 《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但“大传”或专指《系辞》。到汉末，郑玄才把“彖”、“象”纂入《经》中，在每卦的卦辞和爻辞后面都跟着有“彖曰”、“象曰”，后来又把“文言”纂入《经》中，我想这很可能是始于王弼。韩康伯名伯，是东晋简文帝时人（371前后），王弼死于正始十年（249），有说韩康伯是王弼弟子，这是不正确的，但韩对《易传》的注受到王弼的影响是无疑的，特别是其中引用了王弼的“大衍义”十分重要。前不久王葆玹同志在杨士勋的《春秋梁传》卷五的疏中找到了一段王弼对“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注，我认为这很有意义，文如下：
一阴一阳者，或谓之阴，或谓之阳，不可定名也。夫为阴则不能为阳，为柔则不能为刚。唯不阴不阳，然后为阴阳之宗；不柔不刚，然后为刚柔之主。故无方无体，非阴非阳，始得谓之道，始得谓之神。
我想，也许王弼曾对《系辞》有注，而后散失。
《周易略例》作为第十卷附在《周易王韩注》后面，前有一唐四门助教邢的《周易略例序》。王弼的《周易略例》分《明彖》、《明爻变通》、《明卦适变通爻》、 《明象》、 《辩位》，此应为《略例上》，《略例下》则有论“体具四德”及“卦略”。《略例》可以说是从总体上讨论《周易》，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象》中提出“得意忘言”的玄学方法，此对魏晋时期的学术影响很大，而且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一种重要方法。
《老子注》，王弼的思想可以说主要都包含在《老子注》中，据杨树达统计在汉朝研究《老子》的有六十余家（大概不止此），现存的汉朝较为完整的《老子注》只有两家，为严君平（他还有《老子指归》一书）和河上公。王弼《老子注》是否受到严君平的影响，要作进一步研究，但从思想上却可看到或有渊源关系。而王弼注与河上公注则很不相同。还有一部《老子想尔注》，有说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作的，如果真如此，那也应算是汉朝的《老子注》，但我认为《想尔注》更可能是张鲁的注，张鲁则为三国时人。
《老子指略》是由王维诚从《道藏》中发现。在《云笈七#》中有“老君指归略例曰”一段，一千三百五十字。又在《道藏》有《老子微旨例略》一卷，二千五百五十二字，当为《老子指略》之全文。这一王弼佚文之发现非常重要，它可说明“魏晋玄学”确为一中国式的“本体论”。
《论语释疑》不是注解全部《论语》，而是王弼对《论语》疑难处的解释，它包含在皇侃的《论语义疏》中，后马国翰把《论语释疑》从《论语义疏》中辑出，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从《论语释疑》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问题：（1）王弼企图调和孔老，意使两家接近；（2）王弼对儒家经典仍十分重视，注《易》，又解《论语》，所以也可以把他看成是经学大家。后来《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等都是用的王弼《周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