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地流转的速度和规模一直在不断加快和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农地流转的情况比较少。据农业部的调研数据，到1992年全国有473.3万承包农户转包、转让农地总计77.4万公顷，占承包农地总面积的2.9%。到了21世纪初，农地流转迅速增加，2002年的农地流转所占比例为5%~6%，并且农地流转多数发生在沿海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流转的农地占承包地的8%~10%，特别有些县已经达到20%~30%。到2003年年底，全国农村耕地流转的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0%~10.0%。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所占的比例涨至12%。截至2011年上半年，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流转比例达到了16.2%。在前后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农地流转面积占承包农地总面积的比例从1992年的2.9%飞速增长到了2011年的16.2%，沿海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比例显著高于内陆地区。
伴随着农地流转面积的快速扩大，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数量不断增加。那么在我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哪些因素正影响着农户决定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哪些因素会影响农地流转的合约安排，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学者们不断研究的课题。已有不少学者对此给出了分析，并且大多数分析都是基于实地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一部分研究将众多因素在不进行分类的情况下与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其影响程度及方向；一部分研究在指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根据影响程度对影响因素进行了排序；也有一部分研究专注于某一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此外，有研究更加具体地将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行为细分为租入农地和租出农地两种情形来分析，用以提高分析的细致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合约安排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本书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切入，对众多已有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角度、分要素的分析，从农户流转意愿、租入与租出农地的差异、农地流转的合约期限及形式三个方面进行了综述。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框架，现有关于农户流转意愿的研究中的影响因素可归为以下四类：（1）农地产权，包括地权稳定性和地权完整性两个方面；（2）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3）农地流转的机会成本；（4）农户的家庭特征。下面将从这四方面分别梳理已有研究。
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产权，诺斯将产权定义为个人通过自己拥有的劳动力、物品和服务所占有的权力。产权的功能是为有效地利用资源创造激励，产权会通过激励影响经济行为。完整的土地产权能够促进投资，长期以来，安全的、容易转让的土地产权都被认为是带来高额投资、获取贷款、促进生产要素再分配并使资源的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关键因素。Brasselle等人给出了以下四点原因：（1）土地产权提高了对投资产出的要求；（2）增大了获得资金的可能性；（3）通过贸易获利；（4）使耕作者有革新的自由。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地的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实践中的农地产权分割并不十分清晰。Kung认为中国农地的产权可被称为一种“类似有”的产权，尽管农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拥有了个人的土地使用权，但这些权利并不完整。虽然从第二轮承包起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期限延长至30年，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土地被频繁调整、地权不稳定的情况。地权的不完整和不稳定会影响农户是否将农地进行流转的决策。
有人从地权稳定性和地权完整性对农地流转中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曹海涛等人研究发现是否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农户转入农地的决策有很大影响，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能让农户在转入农地时觉得在转入农地后较有保障。刘卫柏指出农户对农地产权归属的认识影响着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决策，那些认为农村土地归国家所有或者土地流转由国家说了算的农户更愿意参与农地流转，而那些认为土地归集体、个人所有的农户在流转土地时还会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基于地权稳定性，田传浩和贾生华通过大量的实地农户数据，分析了地权稳定性这一要素对农户租入农地的行为及租入农地的面积的影响，指出了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对农户租入农地的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越高，则越倾向于租入农地且租入农地的面积也越大；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越低，则越不倾向于租入农地且租入农地的面积也越小。也有学者认为随着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推行和经济社会条件的改变，现实中的农户土地产权趋于稳定和完整，影响农地流转的真正原因是比较收益和交易成本，也就是本章随后将讨论的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问题。
关于交易成本的定义，很多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Demsetz认为交易成本是交换所有权的成本；Arrow认为交易成本是运行经济系统的成本；Barzel认为交易成本是与转让、夺取与保护权利有关的成本；Furubotn和Richter认为交易成本是搜寻和信息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以及监控和执行成本。
首先，有学者研究了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体现在哪里，哪些因素会增加或减少交易成本。罗必良和李尚蒲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对农地流转交易成本的显著影响。李孔岳的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合同没有进行公证、村干部对农地跨村流转的干预增大了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行为的不确定性，进而增加了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农户行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影响显著。邓大才的研究指出了影响农地流转交易成本的三大类制度：村庄制度安排、习惯法和国家制度安排。
其次，有学者的研究展示了交易成本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Dieninger和Jin的研究指出，减少土地租赁市场的交易费用有助于实现更显著的生产收益。罗芳和鲍宏礼的研究指出，交易成本越高，则土地自给自足的可能性越大，即农地流转的可能性越小。罗必良等人将交易费用细化，指出农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显著，且为负向影响；农地流转的合约安排产生的交易费用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显著，且为正向影响；农地流转外部环境产生的交易费用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显著，且为负向影响；农地流转中第三方组织产生的交易费用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显著，且为负向影响。从现有研究结论可以看出，交易费用确实是农地流转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而研究中对交易成本这一概念的具体化十分重要，不能笼统地概括交易费用，不同的交易费用可能对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
农地流转中，对于租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来说，最大的机会成本莫过于外出打工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这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现实中，农地流转与非农就业导致的劳动力转移可能互相影响。
农户非农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然引起耕地流转，这也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动因之一。Kung对中国农地租赁市场的研究发现农户租入农地的需求受其非农就业状况和劳动力转移状况的影响。刘洋和邱道持的研究指出非农就业率是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意愿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且其影响方向为正。赵阳从农地市场发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发现非农就业是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决定性因素。谭丹和黄贤金的研究发现农户家庭非农就业率每提高1%，农村土地流转率就将提高16.26%。但钱忠好的研究认为尽管存在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但并不一定会发生土地流转，这取决于农户整体经营的兼业化程度与家庭成员的内部分工。在农地流转影响非农就业导致的劳动力转移方面，游和远、吴次芳（2010）认为现阶段农地流转并不会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事实上，离地失业或者滞留在农地是农户流转农地后更可能的劳动力走向。
除了农地的地权稳定性和地权完整性、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和农地流转的机会成本外，农户的家庭特征也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基本要素。刘卫柏的研究发现非农技能、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有负向影响。郭涛和吕杰的研究指出农户的文化水平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体现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具体来说就是农户的文化水平越高，也就越能够理解和接受农地流转这一新事物，进而其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就会增加，从而就会产生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最终引起农地流转的增加。刘洋和邱道持的研究指出了恩格尔系数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的影响，恩格尔系数越大，农户的家庭食品消费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即农户对土地的依赖越小，农户也就越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
此外，租入农地的农户与租出农地的农户在决定是否参与农地流转时，所考虑的影响因素必然会有所差异，因此在分析中也应注意考虑和辨析这两类农户的差异。卞琦娟等人基于实地调研认为农户转入农地和转出农地是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是基于对不同的利益的追求，因此影响农户转入农地的因素和影响农户转出农地的因素存在差异。应根据转入农地和转出农地的差异来区别对待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因素，因为转入农地和转出农地在对象、原因和用途等方面存在差异。
在农户租入农地的意愿方面，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户租入农地的行为有负面影响。刘克春和林坚的实证分析显示了家庭农业劳动力越多并且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租入的农地面积越大。在农户租出农地的意愿方面，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将增大农户租出土地的可能性。如果现有耕地面积越小，那么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家庭人数越多、家庭农业劳动力资源越丰富、农地租金水平越低，那么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就越弱。户主的年龄也会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并且户主的年龄越大越愿意转出农地。冯艳芬等人在广州的研究发现，影响农地转出的因子按其影响大小及显著程度可排序为农业劳动人数、年龄、耕地面积、家庭类型、距市中心距离、家庭收入、家庭人数，其中仅有家庭人数及农业劳动人数两因子的影响为负，其他因子对租出农地的影响均为正向。在农户租出农地面积方面，刘克春和林坚的实证分析显示，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越少、收入来源以非农业为主的农户租出农地的面积越大。此外，王麒麟等的研究发现农牧户自有土地面积与其租出土地面积正相关；农牧户在农业机械方面的投入则与租出土地面积负相关。
在合约期限方面，诸多研究都显示我国目前农地流转期限普遍较短。徐珍源和孔祥智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转出土地的农户的禀赋、土地流转租金市场及具体地块的特性与流转期限有密切联系。钟涨宝等（2003）认为农地流转年限的约定与否以及约定年限的长短反映了农户对流转农地使用的预期，处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户比处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有更明确和长远的预期。蔡贤恩认为当前的农地除担负产出农产品的经济功能外，还担负着农户的社会保障功能。一些农户不愿将所承包的农地的经营使用权长期地转出去，害怕失去自己的承包地。但理论分析认为长期租约更有利于农户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孔祥智等研究发现土地的短期流转带来了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性，转入方的预期的不确定性必定会影响长期投资的积极性。
在合约形式方面，目前农地流转实践中主要的合约形式为口头协议和书面租约。李霞和李万明的研究指出口头协议的交易成本较低，在农村熟人社会里具有较强的约束能力，但会随着整个农地流转市场化的加强而慢慢变得不适用。刘文勇等的研究显示，对于租入农地的农户来说，交易成本对其是否签订书面租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会成本和地权稳定性对其影响不显著；对于租出农地的农户来说，交易成本对其是否签订书面租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会成本对其是否签订书面租约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权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
对合约期限及形式的研究大都是从经济理性出发的。其实一个较少受到关注却很重要的角度是农地流转合约作为一种契约，受到了传统乡村文化和乡村社会结构的极大影响。从经济理性及社会文化两个层面分析农地流转的合约安排能够更好地理解农户的选择动机。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之一的农地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学术界和媒体关注的重点。农地流转是当前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之一，在此方面已有诸多的研究成果。
但是现有的关于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第一，从学科角度来看，已有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应该增加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从更加综合的角度来理解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第二，从理论框架来看，目前只有小部分的研究采用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一个清晰的理论体系对于深入分析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是极为重要的。此外，基于实践的实证分析较多，而理论探讨较少。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多数研究采用的是基于实证数据的数理分析，没能充分地与具体的案例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