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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的根源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查尔斯·达尔文为择偶神话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解释：性选择理论。
因为有些动物发展出一些似乎对其生存有所阻碍的特征，这令他感到困惑并激发了他的研究兴趣。精致的羽毛、巨型的鹿角，以及许多物种展示出的其他显著特征，从生存的角度看似乎是成本高昂的。雄孔雀似乎是所有捕食者梦想的猎物，它不仅包含富有营养的肉质，还附带着又长又灿烂的尾羽。这些尾羽不仅妨碍雄孔雀从捕食者面前逃走，还构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达尔文的回答是，雄孔雀的炫耀之所以得以进化，是因为它在竞争合意的配偶时提供了优势，使它得以成功繁衍。进化出具有遗传收益而非生存收益的特征，就是性选择。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性选择具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同性成员的互相竞争，它们之间争斗的结果是胜利者获得对异性的更多的性接触。两只成年雄鹿双角交叉进行搏斗，是同性竞争的典型画面。更加强壮的体格、更多的智慧或者更强的吸引同盟的能力——这些有利于战斗胜利的特征得以进化，因为胜利者更有可能完成交配从而将这些基因传递下去。
另一种形式的性选择是，某种性别的成员偏好具有特殊品质的配偶。异性成员的这些品质得以进化，因为拥有这些品质的动物更有可能被选为配偶，携带这些品质的基因也因此而得到延续。缺少这些合意品质的动物被排除出择偶市场，它们的基因也消亡了。因为雌孔雀偏好羽毛光彩熠熠的雄孔雀，羽毛黯淡的雄性就被淘汰在进化的尘埃之中。今天看到的雄孔雀拥有光彩照人的羽毛，正是进化历程中雌孔雀偏好与多彩耀眼的雄性交配的结果。
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通过识别进化中变化可能发生的两个关键过程来解释择偶行为：挑选配偶和竞争配偶。但是这个理论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受到男性科学家的激烈反对，部分是因为对配偶的主动选择似乎赋予了女性过多的权力，而女性原本一向被视为择偶过程中的被动者。性选择理论也遭到主流社会科学家的反对，因为它似乎把人类天性描述为只是依赖本能行为，从而贬低了人类的独特性和灵活性。人们原本假定，文化、觉醒和自由意志已经将我们从进化压力下解放出来了。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人类，突破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由我的同事和我在心理学及人类学领域推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进展。
我们尝试去识别作为进化产物的深层心理机制——这种机制能同时解释人类行为的异常灵活性，以及男性和女性采取的主动择偶策略。这门新学科叫作进化心理学。
当我开始涉足这个领域时，人们对人类择偶行为的真相还所知甚少。在对人类择偶行为的研究中，科学证据的缺乏令人沮丧，实际上，还没有证据能够有力支持宏大的进化理论。没有人知道，某些择偶欲望是不是普遍存在的，特定的性别差异是不是所有文化中所有人群的共同特征，文化的影响是否强大到足以凌驾于可能存在的进化偏好之上。因此，我偏离主流心理学的传统路径，探讨人类择偶行为的哪些特征服从进化原则。首先，我只想用进化论证明一些最明显的择偶偏好的性别差异，例如：男性是否渴望年轻并富有身体魅力的配偶？女性是否渴望拥有地位和经济保障的配偶？在这一步考察接近尾声之时，我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美国的186名已婚成年人和100名未婚大学生。
下一步是证明此项研究所揭示的心理现象，是不是我们这个物种的根本特征。如果择偶欲望和人类心理的其他特征是进化历程的产物，它们应该普遍存在，而不仅仅只限于美国。所以，我发起了一项国际性研究，从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包括德国和荷兰，探索在其他文化中人们是如何挑选配偶的。然而，很快我就意识到，由于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具有许多共性，它们并不能为进化心理学原则提供最严格的检验。在五年时间里，我将这项研究扩展到六个大陆和五个岛屿，囊括从澳大利亚到赞比亚的37种文化的50个合作伙伴。当地人采用母语开展了对于择偶欲望的问卷调查。我们的样本包括大城市，比如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中国的上海、印度的班加罗尔和阿默达巴德、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以及伊朗的德黑兰。我们也研究了乡村人口，包括古吉拉特邦的印度人和南非的祖鲁人。我们的样本覆盖了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和缺乏教育的人口，囊括了从14岁到70岁各个年龄阶段的调查对象，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等各种政治经济体制的地区。所有的主要种族群体、宗教群体和民族群体都有代表。我们在世界范围总共调查了10 047人。
作为有史以来对人类择偶欲望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察，这项研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研究结果涉及人类择偶的方方面面，从约会到婚姻、婚外恋和离婚。它们也与当前的主流社会话题相关，比如性骚扰、家庭暴力、色情文学和父权制（patriarchy）。为了考察尽可能多的择偶领域，我的实验室紧接着又开展了超过100项新的科学研究，研究对象包括成千上万人，如单身酒吧和大学校园里寻求配偶的男性和女性、处于不同承诺阶段的约会情侣、在婚姻头五年的新婚夫妇和最终离婚的夫妇。
所有这些研究的发现，在我的同事间引起了困惑和争论，因为它们在很多方面与传统观念相矛盾。它们推动了一个看待男性与女性性心理的标准观念的激烈变革。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目标是从这些多种多样的发现之中，构建一个关于人类择偶的统一理论，不是基于浪漫的观念或过时的科学理论，而是基于最近的科学证据。我的很多关于人类择偶的发现显得并不美好。例如，在追求性伴侣的无情竞争中，男性和女性诋毁他们的竞争对手，欺骗异性，甚至背叛他们自己的配偶。这些发现困扰着我；我宁愿人类择偶的这些竞争的、冲突的和操纵他人的方面并不存在。但一个科学家不能只凭愿望而排除令人不快的发现。最终，我们必须面对人类择偶的这些令人烦扰的方面，才能指望它的残酷后果可能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