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是我与国际哲学界交往对话、主办或参与国际性学术活动、逐渐融入国际哲学共同体的历程的一个相当完整的记录，分为三辑。

第一辑，访谈录：与大师面对面。1997年8月至1998年8月，受芬兰国际交流中心（CIMO）资助，我第一次出国，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做访问学者，跟从冯·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并在那里常见到雅科·亨迪卡（Jaakko Hintikka），对他们两位做了访谈。这次芬兰之行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仅说一点，我于2016年至2018年作为国际哲学学院（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IIP）院士候选人，五位推荐人中有三位来自赫尔辛基系统。2002年2月至2003年2月，作为受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国家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共同资助的研究员（CSCC Fellow），我在美国迈阿密大学与苏珊·哈克（Susan Haack）共同工作了一年，当年及2016-2017年对她做了两次长篇访谈。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到牛津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跟从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对他做了一次长篇访谈，在那里常见到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与他一起出席各种讲座和讨论班，曾有过简短交谈，还出席了哈特里·菲尔德（Hartry Field）在牛津的约翰·洛克讲演。2014年，我在日本大学人文学部做校级交流学者，住在东京大学附近，在那里读了吉拉·谢尔（Gila Sher）的不少论文，并与在东京大学做讲演的她本人见面，后来我们有了密切的交往，我曾多次邀请她到北大和中国其他高校讲学。2017年夏天，受北大“文科博导短期出国项目”资助，我去谢尔工作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待了两周，一起完成了一篇长篇访谈。我读了迈克·比尼（Michael Beaney）编选的《弗雷格读本》（1997），发现编得极其认真，很有水准，于是在牛津对他做了一次长时间访谈。这些篇目构成了第一辑的内容。

第二辑，交往实录：体会与感悟。其中，收入两篇有关冯·赖特的文章。在芬兰访学期间，我主要跟他接触，相处十分愉快，我甚至有他办公室的钥匙，也多次到他家里做客，与他建立了私人友谊。我曾经写道：冯·赖特“使我明白了什么叫贵族，什么叫绅士，什么叫大家气象”。他对我的人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与苏珊·哈克在迈阿密待了一年，尽管她为人处世别有格调，但我们相处得很好，密切关系保持20多年，首先她是我在逻辑哲学研究上的引路人，其次她也在一般哲学研究上影响了我，我奉她为老师，在她面前执弟子礼。在牛津的一年，与威廉姆森相处不错，后来也保持了密切交往，多次邀请他到北大和中国其他高校讲学，为他在北大主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2015）。他做哲学的方式和理念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最令我佩服的地方是：无论说什么，总能说出一些新东西，并且总能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清楚地记得他对我的告诫：说出点不同的东西（say something different）。我与蒯因没有见过面，但有多次书信往返。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我写作了一部有关蒯因哲学的专著。可以说，我至今仍然是蒯因的“粉丝”，他的逻辑学背景、他做哲学的方式、他的哲学洞见甚至他的写作方式，我都非常佩服，他为我怎么做哲学树立了一个标杆。我喜欢他的断言：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蒯因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my hero），甚至是唯一的英雄。我对接触过的许多学术人物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保留，保留最多的是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我尊敬他，曾邀请和安排他到北大和中国其他高校讲学，为他在北大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2012），但至少从2007年牛津访学以来，我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不断质疑他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及其在形而上学、知识论上的各种推论，并建立我自己的替代理论。第二辑中还有几篇文章展现了我对分析哲学、什么是哲学、如何做哲学等等的回顾和思考，或者是我对新理论的建构。

第三辑：主办国际研讨会纪实。我在牛津访学时，在私下交谈中威廉姆森的一番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很多大学，有很多哲学系，肯定也有很多哲学教授。但是，在重要的国际期刊上，在重要的国际出版专著中，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却很少见到中国哲学教授的身影，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当时下定决心，从我做起，参与到对哲学问题的原创性研究中去，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参与到国际哲学共同体中去，并且还要做一番工作，把国内哲学界与国际哲学界“勾连在一起”。北京大学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把所有的资源都下放到系里，而是各个部门都有一部分资源面向全体教师公开申请和评审。我利用这样的机会，从学校有关部门，特别是从国际合作部、研究生院、教务部那里申请到不少经费，用于邀请国外学者到北大讲学和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至少从2000年起，我先后邀请了苏珊·哈克（Susan Haack，美国）、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美国）、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英国）、达格芬·弗莱斯塔（Dagfinn Fllesdal，挪威）、伊尔卡·尼尼罗托（Illka Niiniluoto，芬兰）、约翰·塞尔（John Searle，美国）、谢利·凯根（Shelly Kegan，美国）、吉拉·谢尔（Gila Sher，美国）、迈克·比尼（Michael Beaney，英国）、约翰·塞蒙斯（John Symons，美国）、米尔恰·杜米特鲁（Mircea Dumitru，罗马尼亚）、马蒂亚斯·席恩（Matthias Schirn，德国）、道格拉斯·拉凯（Douglas Lackey，美国）、阿蒂·皮塔瑞伦（Ahti-Veikko Pietarinen，芬兰）、饭田隆（Takashi Iida，日本）等学者到北大访问。还连续8次举办“×××、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按我自己的构想，其中第一个词表示会议主题，后两个词表示研究该主题的两条路径：逻辑和哲学。这些研讨会是真正国际性的，每次都有该领域的国际大腕学者参加，每次国外及港台地区学者总数都在10人以上，有时候达20多人。这些会议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形成了某种“品牌”效应。这些会议包括：“弗雷格、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1），“克里普克、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2），“蒯因、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3），“威廉姆森、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5），“悖论、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6），“真理、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7），“亨迪卡、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8），“模态、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9）。2012年，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我受命筹办“哲学教育与当代社会——世界各国哲学系主任会议”，会议很成功。2019年底，受北大国际合作部和人文学部资助，我主办了另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如何做哲学——元哲学与哲学方法论”国际研讨会，规模60多人，国内外很多重要学者与会。我的学生撰写了这些会议的综述，我对它们予以仔细修改，然后推荐给学术刊物，大都公开发表了。现将它们收集在这里，作为我的一部分重要工作的见证。

2018年，我有幸当选为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IIP于1937年创始于法国巴黎。根据IIP章程，正式院士名额不能超过115人，目前有经选举产生的来自多个国家的正式院士近70人，荣誉院士近40人（只要不连续四次不参加IIP年度活动，院士称号就是终身的，但80岁以后转为荣誉院士）。2019年8月底，我第一次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的IIP院士年度大会，开始熟悉和参与IIP的运作，以后要争取在该组织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也会继续在国内哲学界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前不久看了一部国内大热的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颇得我心我情。“不认命，就是哪吒的命”，“我命由我不由天”，“自己的命自己扛”，“若命运不公，就与它斗到底”，“在异议中成长，在孤独中疗伤”，“今后我与我自己流浪”，“背影会解释我所有的出向”。窃以为，我身上多多少少有一点哪吒的影子。我已年逾六旬，尽管谈不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只要身体允许，还是会一直做下去，这么多年潜心学术，似乎才渐入佳境；也没有学会别的，不做学术，还能做什么呢？那就继续做吧，既问耕耘，也问收获。至于能收获什么，顺其自然吧。

陈波
2019年11月30日于博雅西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