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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灾难产生，并且在灾难发生之后能够有效应对，需要建立学习和问责机制。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学习，积累治理经验，提升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避免未来再犯类似错误。另一方面，上级部门通过对下级部门和官员的问责，可以让政府部门和官员富有责任意识，通过责任意识形成担当意识，从而促使他们在第一时间处理和解决应急事件。在建构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学习和问责机制过程中，需要避免过分强调问责而忽略学习，否则就会出现不断问责而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况。基于危机事件的政策学习有大量文献，研究表明，有效的政策学习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持问责与学习的平衡，不能以问责来代替学习和反思，以免只问责不改进，也不能忽视问责，以免导致一切改进都流于形式。
经过2003年SARS危机，我们的应急管理学科得到很大发展，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取得了长足进步，甚至建成全球最大规模法定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但是17年后还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在第一时间将公共卫生事件处理好，一些地方政府在疫情初期还是显得手足无措，举止失当。这说明基于SARS危机的政策学习和治理学习还不够深刻，在某些方面还没有转化为能有效运转的制度，没有转化为驾驭风险的能力。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学习还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没有化为制度的变化、思想的变化、行为的变化。一方面，很多政府组织离学习型组织有很大距离，学习不具有系统性、针对性和可传承性。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曾经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需要遵循五项原则，即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很多部门采取片面的学习方式，学习不具有历史传承，不能形成组织记忆和组织文化。另一方面，在学习途径上，很多组织只注重借鉴别人经验，不注重自我创新，使得很多学习停留于形式，常常不能够将学习内容与自身情景相结合，容易出现不能够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现象。改变这种现象需要政府部门在学习中具有创新精神，能够根据自身情景寻找具有本地特色的解决方法，学习过程也是创新过程。
要通过对疫情的反思，重新确定不同政府部门和官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责任。负责任的政府是公共管理追求的重要价值，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危机事件之后，一个常见的做法是一些官员因为自身行为而受到处罚。当然，官员的行政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是问责体制中的应有之义，我们需要通过问责来让政府向人民负责，没有问责就敲不响警钟。但是在问责的同时，更需要从制度层面去厘清不同政府部门、不同层级政府在公共卫生疫情防控中的责任，并通过体制机制的重构，将客观责任转化为官员个人的主观责任意识。问责的前提是责权利的配置要清晰：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专业部门与事业单位、政府与社会等等，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党委和政府应该怎么分工？如何更好地运用自2019年9月施行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如何完善各地的行政问责办法？如何完善各地各部门的绩效管理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