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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最终要解决本国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繁荣。没有良好的治理，国家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我们党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先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部署。
面对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我国国家治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机制，具有十三个显著的制度优势。举例来说，横向的“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纵向的“上下分层”和“条块结合”体制、区域一体化和都市圈战略等等，它们的改革、演化和创新，既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也反映了我们所具有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同时，中国认识到应急事项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在努力完善应急管理体制。不过，与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挑战相比，应急管理体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凸显，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基于不确定性来建立国家治理体系，使之具有更多的韧性和稳健性。
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和常态管理体制应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并行发展、协调运行、共同推进。当今时代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越来越高，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将不可避免，这要求国家要按照应急和常态两种状态来分别建立运行体系，并能够很快在不同运行系统中有效切换，避免或降低应急事件对整个体制的冲击。尽管在经过2003年SARS危机、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国开始重视应急管理体制建设，形成了应急预案、体制、机制和法制的“一案三制”，相继出台《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并设立了应急管理部，但是，从此次疫情应对来看，至少在应对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我们的体制机制还存在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对应急事件给予更高层次的重视，将它与常态管理放在同一个层次来思考。从理想状态来看，应该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准备，尽量避免突发疫情的暴发与传播，从而无须进入应急状态，无须启动响应与恢复机制。与此同时，当突发疫情发生时，应该能够马上进入应急状态，启动响应与恢复机制。简而言之，要有能力同时在三种状态之下运行：应急管理状态、常态管理状态、应急与常态并行状态。
应急管理体制和常态管理体制并非截然分开。应急管理的预防与准备阶段，发生在常态之下，运行在常态管理体制之中。应急与常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高韧性的国家治理不能把应急、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成应急管理部门或者卫生管理部门自己的事，而应该当成人人有责的事，当成跟国家治理、政府部门、社会各界、方方面面都有关系的事。此次疫情中，卫健委应急部门、应急管理部门、政府其他部门在早期的协同配合并不顺畅，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要领导也没有充分重视，是疫情大规模暴发的重要原因。
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给中国之治提供了制度密码，引领着各个治理领域和政策领域的制度建设，这次疫情要求我们在整体上将应对此类突发事件纳入到制度建设的思考中去。比如，在制度建设的目标上，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角度，怎么更好地理解“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怎么更好地理解“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怎么理解我们的治理体系应该具备韧性？在政府治理体系上，从应对公共卫生疫情出发，如何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以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保障卫健委应急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的协同治理效能？如何实现应对公共卫生疫情的央地协同、区域协同、政企协同、政社协同？在疫情应对上，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如何在预算上科学地保证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投入？等等。此类问题也适用于《决定》的其他方面，包括经济治理体系、文化治理体系、民生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环境治理体系、军队治理体系等等。
在制度建设之外，要考虑因应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治理能力。一方面是投入，用充分的投入来保障公共卫生疫情应对的基础设施、专业人员、物资储备、模拟演练、区域协同等。本次疫情显示，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非常不够。武汉市经济比较发达，医疗资源比较丰富，但防疫力量还是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人的能力，特别是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应对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能力。《决定》强调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九大本领，其中包括“驾驭风险本领”，但是湖北的一些官员在此次疫情中并没有体现出驾驭风险的能力。如何让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具有风险意识和应急水平，而不是只习惯于常态下的按部就班，只满足于赵括式的纸上谈兵，还需要我们在制度上、在选人用人上、在交流培训上下大功夫。
要从特定的应急事件中进行有效反思，就必须进行专门和深入的调查研究。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之后，除了美国航空航天局进行的内部调查之外，美国还成立了总统调查委员会，又称罗杰斯委员会，进行专门调查。委员会由前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担任主席，成员还有2名宇航员、1名律师、2名航空学专家、3名物理学家、3名前空军将领和1名前飞行员。调查委员会不但明确了发生事故的技术原因，也发现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决策过程上的瑕疵、管理结构上的漏洞，以及组织文化上的问题，促使美国航空航天局做出重大改革。我们认为，针对此次疫情，也需要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进行专门性和系统性反思，提升我国应对公共卫生疫情的能力。调查本身也会成为一种组织记忆，形成一套历史档案，成为未来处理类似事件的重要参考。
专门调查委员会应该是高级别的机构设置，能够进行相对客观、中立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委员会的级别和模式会直接决定其成效，如果级别过低，就不利于进行根本性反思。考虑到中国国情，建议设立高级别的专门调查委员会，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之下开展工作，并设立若干个分委员会，形成若干子报告和总报告。在专门调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可以由一位前国家领导人领衔，组织国内顶级的公共卫生专家、流行病专家、生物学家、医生、公共管理学家、心理学家、应急管理专家等参与。团队成员的来源应以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医疗机构等为主，以保证调查的相对独立性。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之后，没有像1986年“挑战者”号失事之后那样成立总统委员会，而是由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了一个事故调查委员会，其独立性受到国会的质疑，不得不更换部分成员。可见，专门调查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有助于保障其声誉并获得公众信任。
同时，应该给予专门调查委员会适当的授权，以取得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以及其他组织的配合，能够获取原始资料，召开座谈会，举行听证会，进行内部约谈或访谈，等等。专门调查委员会也应当有专项资金来保证运行。有资金、有授权的专门调查委员会，能够保证调查的质量。与通过各个部门去资助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课题组相比，专门调查委员会具有明显优势，因为它可以取得更广泛的资料，得到更广泛的配合，动员更广泛的资源，利用更广泛的专家，从而得到更全面的信息、更准确的结论、更实用的建议。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资助高校和研究机构来进行研究，而是这类研究和专门调查委员会的目标和使命不同，应该各负其责。专门调查委员会不是学术机构，并不进行事关疫情的基础性科学研究，也不可能给所有地方、所有部门、所有组织都提出符合实际的建议。
专门调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准确界定疫情暴发的原因，全面梳理暴露出来的国家治理上的短板，并提出科学、合理、有效、实用的政策建议。既要对疫情事件进行回溯性分析，又要着眼于未来进行前瞻性分析。通过调查研究，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更清楚的认知。回溯性分析主要是着眼于过去，讨论疫情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与影响，特别是疫情背后的机理。前瞻性分析主要着眼于未来，讨论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思路，关注可以通过哪些关键性改革避免类似事件发生。专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最终要向社会公布，促进社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