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轨迹

海军上尉帕金森（William Standway Parkingson）早在1798年那次跟法国较劲（即尼罗河战役）时就跟着纳尔逊征战，那次战役英军把法军痛揍了一顿。一年后，帕金森军旅生涯有一次大动作，那就是以叛国罪把一个意大利籍的舰队司令给绞死了；命令是纳尔逊下的，这命令下得让人生疑（上午9点开审，正午判决，下午5点就给绞死了）。几星期后，经纳尔逊保举，帕金森升了官；纳尔逊推荐一个人跟下圣旨差不多。1800年，帕金森回家，娶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牧师克拉克（Edward Clarke）的妹妹为妻。举行婚礼的时候，克拉克没有到场，因为一年前克拉克有个学生意外发了一笔财，称足够支付两人的旅费，于是两人开始结伴旅行。他们游走在挪威、芬兰、俄罗斯、希腊、埃及、塞浦路斯等国的长河峻岭、荒原莽林，1802年返回英国。只不过在回来的路上，船在英国南部海滩遭遇海难，他们丢了150箱东西（大小物件都有，大到两吨重的希腊雕塑，小到英国的首株苤蓝，都是他们喜爱的东西）。

他们从英国出发，先去斯堪的纳维亚；在这段旅途上跟他们作伴的是克拉克的一个同事，叫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马尔萨斯此番去寒冷的北欧，主要是为他的新人口理论收集人口学数据。1798年他发表新人口论，令同行们惊愕不已。他认为世界末日马上要到了，因为工业革命使人口增长太快。他说，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却呈算术级数增长，照这样下去，大饥荒和政治动乱就为时不远了。他认为只有“自我控制”（就是“节制性欲”换了个说法），才能避免人口激增。瑞士有位叫西斯蒙迪（Simonde de Sismondi）的经济学家却不这么看，他是最早关注工人悲惨恶劣的生活、工作条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这些问题不必担心，马氏理论提到的那点饥荒、政治动乱等问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解决，具体办法有提供失业救济、疾病救济、最低工资、利润分红、养老金，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怪异的社会主义招数。伟大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西斯蒙迪是个奇才。那时候，资本主义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大的环境是这样，西斯蒙迪的主张就好像一面红旗，很鲜明。［怪不得几十年后，马克思（Marx）从西斯蒙迪那里“借走了”好些观点呢。］西斯蒙迪不是探讨社会问题就是写文学批评，大部分时间这样度过。1819年，他写了一本探讨南欧文学的小书。

这本书让年轻的俄国诗人巴丘什科夫（Konstantin Batiushkov）兴奋异常，俄国之外他几乎默默无闻。巴丘什科夫酷爱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他想利用西斯蒙迪的材料为写意大利文学史做准备（但到最后也没开始写）。他还写了很多花哨有余而趣味不足的浪漫派诗歌；写诗的同时，他还当公务员，干得相当不错。1818年，他说服沙皇把他派到他向往的伊甸园——意大利。到了意大利，他却感到莫名的沮丧，不出一年就回老家了。1812年，发生了一个小麻烦——拿破仑入侵俄国，他应征入伍，被派遣到俄国西部。也就是这一回，军队生活让他觉得有趣、有文化味，因为拉耶夫斯基（Nickolay Raevsky）将军让他做了副官，本来两家就是世交。拉耶夫斯基是个大人物，是跟拿破仑打仗的英雄，是他率领俄军脚踏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令法国蒙羞。拉耶夫斯基是职业军官，虽然后来牵连进一场未遂的政变——好多人为此丢了性命，但他还是活了下来，而且活到很大年纪。有一次，他领家人到高加索的一个矿泉疗养地，路过一个偏远地方时，遇见一个大嗓门的年轻人，叫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是他儿子的朋友。普希金是个破落贵族（尽管“破落”，但尚有保姆和法语家庭教师侍候着），写过剧本和诗歌抨击沙皇。沙皇很厉害，手里握着拶指的刑具，其他酷刑多的是，算普希金运气，抨击沙皇而仅仅被流放到比萨拉比亚的蛮荒之地。后来，他从比萨拉比亚搬到克里米亚，刚好，拉耶夫斯基已经在那儿租了房子，住了一段时间。普希金搬来以后，拉耶夫斯基的女儿们教他学英语，教得他能读拜伦的诗歌原作，最后当上了俄国的拜伦（有人认为他的成就比拜伦大，可以与莎士比亚比肩）。

我们把视线拉回到1819年。普希金被流放前住在圣彼得堡，有一次他去听音乐会，听罢爱尔兰钢琴演奏家菲尔德（John Field）的演奏，两人很快结为朋友。菲尔德以前是克莱门蒂（Clementi）的徒弟，以后博得海顿（Haydn）赏识，称赞他是钢琴大师。他在1802年离开英国，到俄国待了28年，花钱如流水，抽烟酗酒，成功人士热衷的声色犬马他都享受了。菲尔德的音乐作品在当时音乐鉴赏家中间掀起巨澜（当然现在是无人问津了），就像他的极富表现力的（或醉或醒的）演奏风格一样让人倾倒。菲尔德的仰慕者中有个叫维克（Friedrich Wieck）的德国人，住在莱比锡，是个钢琴教师，还开了一家音乐租赁店，卖乐器、讲授音乐理论、定期组织私人音乐会，间或写一些音乐评论。维克到现在还很有名气，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有个女儿，叫克拉拉（Clara），嫁给了性情忽冷忽热、后来跳河 的浪漫派作曲家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为结婚的事，克拉拉把她爹告上了法庭）。舒曼是维克家的房客，也是维克的学生。以前，克拉拉·舒曼远比丈夫的名气大。16岁时，她就是国际名人，景慕她的人有歌德、门德尔松、帕格尼尼（Paganini），稍后还有勃拉姆斯（Brahms）；勃拉姆斯爱恋她都得了相思病。1863年，克拉拉到巴登-巴登，找她的朋友歌剧女神宝莲娜·维亚尔多（Pauline Viardot）；她还在维亚尔多举办的小型晚会上为法国皇后、普鲁士国王等人演奏。维亚尔多在巴登结识了一个叫屠格涅夫（Turgenev）的俄国人，是个耍笔杆的，对维亚尔多一见倾心。

屠格涅夫和好多当作家的俄国老乡一样，因为言辞不当（比如描写俄国农民的悲惨生活），多次被送进局子里跟沙皇的警察过招，最后被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体会痛苦的滋味。流放是痛苦的，但和他对维亚尔多的单相思相比就不算什么了。他对维亚尔多相思情切，就不顾名誉、舍弃财富，跑到巴黎跟维亚尔多一家住在一起，一直等到他万念俱灰而死。这件事情之前，屠格涅夫多次跑到巴黎城里，与城里一位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作家相识，福楼拜的名字也上了警察的黑名单，是个“思想激进的危险人物”。让福楼拜一举成名的是他的小说《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 ），文学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其实就是说太直、锋芒太露，自找麻烦。审查机关的过度反应反倒促使福楼拜一举成名。他的好友、美学教授泰纳也是醉心于现实主义的人，是他第一次提出艺术还原论。泰纳的观点是：要恰当地欣赏艺术需要一种科学的方法；观察和实验正是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诀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与艺术作品产生的物质语境和历史语境有关的一切。如此深邃的思想，官方的书刊审查员们哪能弄得明白，于是泰纳写的东西就通过了审查，连个表示有异议的咂嘴都没听到。找茬挑刺的只有学界的法国老乡，批评泰纳纯粹胡说。国外的学者却比较喜欢他。

1869年，年轻的荷兰人、学化学的学生范特霍夫（Jacobus van’t Hoff） 贪婪地阅读泰纳的著作，十分喜欢泰纳的论述。如果科学是艺术鉴赏的基本要素，那么想象力是否就是科学进步的关键呢？范特霍夫着手用一些富有想象力的科学新发现来证明这个观点，比如不对称的碳原子（也称为分子三维图像，就是所谓的立体化学）。范特霍夫的研究有了回报：他获得第一届诺贝尔化学奖。他的研究由一位化学同行、英国人拉姆齐（William Ramsay）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范特霍夫提出了渗透压理论，拉姆齐则把这个理论运用到他的研究中。后来，拉姆齐发现了大气里的惰性气体，为此他做了不少实验，其中就有他极富想象力地煮沸了20吨液态空气，查看煮出来什么东西。结果，他发现了新元素氪、氦、氩，还有（1898年发现的）氙。氙气能让灯泡产生出高亮电弧光，下面就是使用氙气的证明。

1927年，在纽约州斯肯奈塔第的通用电厂工作的年轻工程师埃杰顿（Harold Edgerton）一直琢磨怎么解决大型发电机组的汽轮机出故障但因旋转太快而无法看清故障的问题。有一次，他的一盏噼啪作响的水银弧光灯在瞬间“冻结了”飞速旋转的汽轮机叶片。行了：频闪观测法！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得频闪的瞬间。1934年，埃杰顿在充满氙气的玻璃管里制造出电火花，得到持续时间仅为百万分之一秒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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