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留下你的印记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看电视新闻，看见一则消息说某人的身份被所谓“DNA指纹”技术鉴定了。电视屏幕上显示出人们现在所熟悉的、所有警匪片中都会出现的黑白斑纹。这一切都要感谢瑞典诺贝尔奖得主蒂斯留斯（Arne Tiselius），是他使得这一切有趣的事情成为可能。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研究出如何使蛋白质分子按照它们的重量排列起来，其方法是把蛋白质分子放进凝胶里，然后用不同电荷轰击凝胶。蛋白质分子越重，移动距离越小。这就是电泳（electrophoresis）。

凝胶中蛋白质造成的差别很难辨认，用纹影摄影术（schlieren photography）就比较容易看清。这种技术利用光线穿过不同介质时的行为差异，连最微小的密度变化都能显现出来。如蛋白质含量不同的凝胶、湍流等。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对于像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在潮湿的天气里飞机起飞时，你有时能看见著名的冯·卡门涡旋翻卷着离开机翼）这样的气流迷而言，纹影摄影术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冯·卡门的一位伙伴福克（Anthony Fokker）熟知冯·卡门及冯·卡门涡旋，有一种飞机以他的名字命名。福克制造了伟大的飞行器，实现了1926年首次横跨美国大陆的不间断飞行，一年以后又载着伯德（Byrd）首次穿越北极。除此之外，福克还有别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掌握了法国人的一项发明，福克把它变成一种巧妙的方法，使（飞机）螺旋桨和机枪同步，这样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就不会把他们的螺旋桨打掉。有了这套新型系统，你只要对准飞机开火就行了。这套装置［在驾驶红色福克飞机的红男爵曼弗雷德·冯·李希霍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这样的高手手中］非常成功，被称为“福克神鞭”（Fokker scourge）。

当时，机枪在别处也非常有效。尤其是当成千上万的步兵在进攻中受阻于带刺的铁丝网时，这些步兵就真的是坐着等死的鸭子。

神奇的新式坦克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事发生，它爬过（并撞倒）带刺的铁丝网，为部队开辟一条道路。可笑的是开坦克的是原骑兵兵团的骑兵，因为美国战时缺马，才导致这种运动装甲的发明。当时大部分美国农家马都被征用于欧洲的运输大队，为男人们提供补给，而这时农场也缺少男劳力。在美国本土，马力和人力资源的缺乏促使一位名叫霍尔特（Ben Holt）的人发明了一套全新的农业工具。因为在圣华金河谷（霍尔特当时所在的地方），大片土地太泥泞，轮式车辆（有时甚至牲口）都无法行走。霍尔特发明了一种履带式拖拉机，让载重分散在其履带上。霍尔特的一位朋友说它像毛毛虫。下面讲的都是农业机械史。

大多数早期的“霍尔特斯”（Holts，履带式拖拉机）都卖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它们受到军方注意，结果就变成了：坦克。霍尔特的早期拖拉机烧的是汽油，但后来他转向柴油发动机，并且非常成功。柴油发动机本身很成功，是因为它运行起来比汽油发动机便宜，它可以冷启动，人们认为它几乎可以烧任何破烂（甚至有一种烧花生油的柴油机）。可能就是最后这个卖点使得柴油发动机首先赢得资金支持。因为从一开始，当霍尔特向人们谈论这种发动机时，他用的是神奇的字眼“煤”。

正是这种发动机的工作原理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用柴油，你只要压缩气缸里的空气，使其温度上升到接近800℃。在活塞冲程顶端，当空气最热的时候，注入适量液体、气体或微粒，空气的高温使之燃烧。把活塞推下去，然后又开始新的周期。所以柴油发动机看起来好像它可以燃烧任何……（当然是）可燃物，如煤灰。1897年，有一个人听说了这件事，他就像是听到了一曲甜美的音乐。这个人就是在欧洲开了一家最大的钢铁厂，运营着几条铁路线，以及拥有为它们提供燃料的所有煤矿的弗里茨·克虏伯（Fritz Krupp）。

毫不奇怪，弗里茨的父亲艾尔弗雷德（Alfred，是他在19世纪初把这个公司做大的）对当时席卷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新风根本不喜欢。对他来讲，这意味着无政府无秩序。所以他提出一种办法，让他的工人们感到足够的快乐，使他们不想要工会那一类革命的玩意儿。他给工人们提供食堂、养老金、住房、公司运营的打折商店，甚至还有在家里穿的制服（你想，如果一个小子说“正如小鹿渴望清凉的小溪一样，我渴望规章制度”，你还能Ëé指望他革命吗？）。

正是这种福利计划（以及他对树木的喜欢，对交际的不喜欢），使得他和当时管理普鲁士的朋友紧密联系起来。我猜这个人就是规章制度的化身。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也喜欢树木，厌恶交际）和艾尔弗雷德·克虏伯好像是天生的一对儿。俾斯麦制造战争，艾尔弗雷德制造枪。俾斯麦也热心福利（他启动了第一个普遍退休金制度）和统计等一类东西，因为关于自由平均人的数据掌握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或更好地打仗）。俾斯麦表现出这种对平均人的爱好，是因为当时普鲁士统计局的头儿恩格尔（Ernst Engel）非常崇拜比利时天文学家、平均人概念的发明者：凯特莱（ Alphonse Quételet ）。

1835年在布鲁塞尔，凯特莱修正了天文学家用的一套数学模式（天文学家用它来计算某些天体的可能路径，因为对这些天体的观测很有限，不足以完全确定它们的运行轨迹），以使这套数学模式对人口统计有同样的功用。因为他相信，如果把这套数学模式应用于大量人口，可能发展出他所谓的“社会物理学”。这样你就能算出平均人所能达到的水平，并做出有统计意义的采样。当然这种方法比过去的计算方法好（例如，计算总人口时，用一个估计的平均家庭人数乘以家庭个数），因此这种方法吸引了像巴比奇（Charles Babbage）这样的数学大腕的兴趣。

他和凯特莱的加入促成了英国统计学会的成立，最终激发了一位名叫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年轻人的兴趣，他要寻找一种能够把任何一个人从人群中指认出来的方法。他的研究结果就是发现了一种准确无误的方法，能够把一个人和其他人区分开，这就是指纹。在那天晚上我从电视上看到的DNA技术出现以前，指纹是基本的ID（身份标记）。

附笔：有讽刺意味的是（考虑到后来证明电泳对DNA的最初发现是多么重要），猜猜看高尔顿的表兄弟是谁？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