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一派胡言

我必须承认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除了拥有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和地球上最优雅的妇女，它还是世界的美食中心。

在迪亚娜餐馆享用午餐（这个建议是我个人向你提出的），品尝烹饪大师的杰作［别错过奶油意大利饺子（tortellini alla panna）］之后，你可以走上几百米，去欣赏另一个令人垂涎的精妙之作：一条巨大的镶嵌在城市大教堂地板上的黄铜子午线。这条子午线是卡西尼（Gian-Domenico Cassini）装在这里的，他是1667年左右最热门的天文学家。当时他的名声极大，路易十四（LouisⅩⅣ）的得力助手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提出要他主管最新的巴黎天文台，他无法拒绝。随后他参加了法国的鉴定地球形状的伟大工作（法国人认为地球两极不是扁的）。

柯尔贝尔需要弄清楚这一点，这样可以使他正在为法国建立的新海军能够更精确地把恒星定位角（star-fix angle）与地球表面的位置联系起来（地球在两极是不是扁的，计算结果是不一样的）。这样，法国海军就能更好地航行，并统治海洋。而且，兴许可以打击一下英国人，把本初子午线从格林尼治偷过来，移到巴黎。让法国人的自尊心很受打击的是：他们关于地球形状的想法错了，因此我现在仍以格林尼治时间写作。

有关恒星的鬼把戏是柯尔贝尔的宏伟计划的关键一环。他要使法国成为一个商业超级大国，另外一些措施还包括对那些有兴趣（更确切地说，现在是被希望）出海去外国，并带回高价消费品的从事进口贸易的人都给予税收减免。柯尔贝尔的想法是随后把这种贸易由法国垄断，为国王和国家挣得大量的埃居。怎么样，国王。

这种完全合法的避税方法实在是太棒了，令人无法拒绝，所以立刻就有海盗载着整船的黄金、象牙、奴隶和树胶从西非的塞内加尔回来。塞内加尔树胶正是机器在印度印花布（最新的来自印度的欧洲时尚品）上印耐久颜色所需要的东西，因为这种塞内加尔树胶可以用作染料黏合剂。18世纪中叶，在城里做印度印花布最出名的人是一个叫尼克松（Francis Nixon）的爱尔兰人，他发明了一种方法，能够以低廉的成本快速印出所有你想要的便宜的印花。尼克松的诀窍是将钢印图案压在铜滚筒上，然后给滚筒上色，让棉布在滚筒之间穿过。这样就首创了相互匹配的窗帘和床罩。

不管怎么说，到了1818年，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的年轻人珀金斯（Jacob Perkins）已对尼克松工艺做了一点小小改进。他正在伦敦试图说服英格兰银行把印刷钞票的合同交给他，他称自己的设计非常复杂，无人能伪造。很快（18年以后），这家银行说可以。这就是过去的英格兰。4年之后，耐心的珀金斯真正击败了他的印刷竞争对手，他搞到了印刷新的英国“黑便士”邮票——世界上第一张邮票——的业务。

世界各地的商人一下子被这个增强通信功能（没错：对不起！）的激动人心的新主意吸引住了。到1874年，幸亏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香蕉专家（关于他，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会更多地提及）把邮票引入了瑞士，伯尔尼成了万国邮政联盟的所在地，国际社会决定将邮件分为三大类：信件、包裹以及新生事物“明信片”。

最早一批明信片上的插图由英国天才漫画家梅（Phil May）所作，他最好的作品刊登在新的讽刺杂志《笨拙》（ Punch ）上。这份杂志本来没有刊登插图的计划，但是时事提供了任何编辑都梦寐以求的好机会。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提出搞一个竞赛，以决定谁来为最新重建的19世纪仿哥特式国会大厦的内部创作壁画。亲王殿下最喜欢的参赛作品实在是荒唐得可怕，只有一个办法阻止他：把它们发表。结果有效。

但即使《笨拙》杂志也不能阻止哥特式建筑的复兴。下次你到英国去，请注意那里有多少19世纪的教堂。你可以从真正的哥特式建筑中认出它们，因为它们在建造时，以怪兽状滴水嘴和煤气灯为特色。哥特式建筑比新古典主义建筑便宜，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国教委员会匆匆建造了500多个这类建筑。我认为，导致所有这一切过失（即我们现在称之为“浪漫主义”的这种18世纪后期复古中世纪的神经质行为）的箭头人物（这箭头是不是中世纪式样？）是年轻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G.Herder）。他痴迷于对人类、自然、德国民歌和所谓的“狂飙运动”（sturm und drang）的根本统一的思考中［“狂飙运动”是一种史诗般的存在观，把它翻译成现在的话，也许最好是短语“超越巅峰”（over the top）］。

赫尔德的过火行为的导火索是3世纪爱尔兰武士诗人莪相（Ossian）创作的一部古盖尔语诗集于18世纪后期吵吵闹闹地登陆德国。这些诗使欧洲和赫尔德神魂颠倒（没错：对不起！）。对浪漫主义者而言，这史诗跳动着原始人纯洁而强烈的情感的脉搏。由于它触动了赫尔德及其伙伴，结果诱发了浪漫主义运动。正是这类东西组成了历史的伟大瞬间。糟糕的是这部史诗是伪造的，是由平庸的苏格兰诗人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发现”的。他只是把（在苏格兰旅行期间）采集到的几首民谣和自己的诗歌编在一起，翻译成盖尔语，冒充为1500年以前的原著。不过，如我曾说的，他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浪漫主义，后者又带给我们病理学和无线电（我会在另一篇短文中更多地提及）。

当时，究竟为什么像麦克弗森这样的人会去收罗古董采集民谣呢？唔，我猜想是因为那时苏格兰文化的前景黯淡。这是以下事实的结果：自1715年以来，信仰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室一直想通过武装暴动攫取英格兰王位（当时王位由信仰新教的德国人占有），所以苏格兰高地到处都是英格兰士兵。凡是涉及宗族、苏格兰格子呢以及用苏格兰本地方言说话都可能使人掉脑袋，英格兰人甚至在国歌上专门补充了一节“造反的苏格兰人必被镇压！”。事态于1745年发展到顶点，斯图亚特王室最后一位继承人邦尼查理王子（Bonnie Prince Charlie）和他的一伙残忍的杀手（又称“一群勇敢的爱国者”）一直到达南边的德比，结果导致人们抢购英镑。现在你如果搅乱了英格兰银行是逃脱不了惩罚的，但是他的确逃脱掉了。用歌里的话说就是“跨过大海，奔向斯凯岛” ，然后越过英吉利海峡，到达欧洲大陆。这多亏了支持者麦克唐纳（Flora McDonald，后来迅速逃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帮助。直至今天，为了纪念查理逃到国外，浪漫的苏格兰人会举起酒杯祝福“海外的君王”。

最后：我为什么要这样拐弯抹角地精心编织这一派胡言呢？因为……猜猜看，查理最后在哪里度过了他的最好的晚年流亡生活？唔，如果你（像他一样）想找一个地方能够高谈阔论，享受优雅女士的陪伴，沉溺于美酒佳肴之中（这位王子最终死于酗酒），你会去哪里？

不管你怎么想（没错：对不起！），只有一个选择：博洛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