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满意的顾客

现代百货商店的商品都是不满意可退货的，这正是当前工业民主主义的伟大范例之一。多亏了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我可以回商店把我上星期发现有裂痕的杯子作免费退换。那杯子是柳树图案的，货真价实的韦奇伍德装饰陶瓷。这话真是有些讽刺，因为韦奇伍德的原货就是造假的赝品。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是一名制陶工人，最初是修补代尔夫特瓷器的（代尔夫特瓷器是一种赝品瓷器，最初是为荷兰中产阶级制造的，因为他们买不起来自远东的天价真货）。1769年，韦奇伍德出师，开始打造他自己的瓷器（假冒的希腊花瓶，最初是为英国中产阶级制造，因为他们买不起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天价真品）。

韦奇伍德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名叫威廉·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的业余考古学家和古迹盗贼，他曾于1764年被任命为英国驻那不勒斯法庭大臣，那时人们刚对附近的庞贝古城进行了首次系统的挖掘。所以到处都有大量的古代碎瓦烂片，可以被慷慨地说成是“可供收集”。汉密尔顿的收集量非常之大，以至于他出版了几本目录，其中的一本目录影响了韦奇伍德。

汉密尔顿不时地回一趟英国，把他最近运回的古代文物卖给大英博物馆这样的机构或波特兰公爵夫人。一般情况下，销售代理是他的侄子，一个被称为尊敬的格雷维尔（The Honourable Charles Greville）的饭桶。这么说来，汉密尔顿的血统里一定有笨蛋的成分在里面，因为这位威廉爵士自己的母亲曾经引诱了威尔士亲王，而1785年他本人占有了格雷维尔的情妇（为了“节省这孩子的开销”）。那位女士身材高大而匀称，比汉密尔顿年轻35岁，自称埃玛·莱昂（Emma Lyon），是一个“模特”（穿着透明套装，摆出古希腊和古罗马各种人士的姿势）。

埃玛也许是在当詹姆斯·格雷厄姆（James Graham）的“侍女”时学会这个技巧的。詹姆斯·格雷厄姆是当时用电行骗的大骗子之一。他吹牛说自己的科学背景完美无缺，说自己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师从布莱克（Joseph Black）这样的医学巨匠，布莱克是潜热的发现者。电在当时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冷核聚变：没有人真正懂得它，但人们以为它可以创造奇迹。他们知道电流（由玻璃和一块丝绸布摩擦产生，或由触摸莱顿电瓶而产生）可以引起头晕、心跳加快、眼冒黑点等。也许电对人体健康有好处呢。

詹姆斯·格雷厄姆声称电包治百病。在他豪华的“伦敦健康圣堂”［极其优雅的、亚当（Adam）设计的房屋］里，社会精英们接受泥疗浴和电击，周围都是穿着极少的性感少女（埃玛有段时间也在其中），大门口有6英尺高的保镖把守，防止那些粗野的地痞流氓盯着看。詹姆斯·格雷厄姆那令人震惊的表演明星——神奇的“电磁神”床——让伦敦“风流社会”的女人们完全黯然失色：它保证治愈不育症，以及几乎所有折磨你的病。轻信的不育症患者排成的长队绕满了整个街区。

我们回到那不勒斯。在豪华的别墅里，威廉·汉密尔顿爵士让埃玛坐得高高的，继续摆姿势。毫不奇怪，她的姿态正好引起了一位出海太久的杰出的海军楷模的注意（也许实际情况是，如他后来提到的那样，埃玛从来不穿内衣）。这个水兵就是当时的英雄纳尔逊（Horatio Nelson），他魅力十足，以至于当他航行到那不勒斯时，那里的女性都为之倾倒。他和埃玛在1798年相遇。很快，快得你还来不及说完“海军元帅”这个词，她就变成了他的情妇，在马耳他岛上搂成一团了。管辖这个岛的专员也是一个老练的水手，即鲍尔（Alexander Ball）船长，他曾救过纳尔逊的船和命。

当时，马耳他在拿破仑（Napoleon）和欧洲其他部分之间的冲突中是一个战略要地。马耳他使纳尔逊能够控制地中海航线，从而保障通过埃及到达英属印度的航线安全。这就是拿破仑垂涎马耳他的原因。其他人也是如此。因此岛上充满了阴谋诡计，到处都是俄国间谍、法国间谍和土耳其间谍。也有少数美国人（在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战争后来此休息），他们有自己的动机：把手伸过大西洋，削弱英国人的势力。

所有这一切隐秘复杂的国际关系意味着，当鲍尔不是在招待纳尔逊和埃玛的时候，他就是在忙着日夜赶写密件。也由于鲍尔擅于航海而不擅于作文，这些密件都是由新来的修订员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日夜修改的，这是一个短暂的鸦片鬼和浪漫主义诗歌专家，于1804年来到这个岛上，目的是逃避他的妻子和戒掉他的毒瘾。

柯尔律治旅行来到马耳他，是为了恢复健康，平衡财政状况。将近两年过去了，两个目标都没有达到，所以诗人经罗马折回伦敦，在罗马他遇到了美国艺术家奥尔斯顿（Washington Allston），他为柯尔律治画像。这两个人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后来奥尔斯顿来到英国时，把柯尔律治介绍给自己的门徒，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他的终身奋斗目标是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圆顶大厅里创作一幅壁画。可惜，这一任务并没有交给他，尽管他确实在纽约艺术界风靡一时。他是国家设计研究院的创始人，并给拉斐德（Lafayette）将军和克林顿（DeWitt Clinton）这样的大腕人物画像。1829年，这位年轻的画家再次奔赴欧洲，这时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也许不在画布上。

1832年，在返回途中，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这想法给他带来的名声远胜于他的艺术家名气。你可能还在猜想我们谈论的到底是谁。这人就是莫尔斯（Samuel Morse），他的想法当然就是通过电线传递信息。经过6年的开发，莫尔斯大概仅仅是第6个制成电报机的人，但是他至少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获得了意外的大成功。一个是莫尔斯电码。谁也不敢肯定地说他的电码不是从他的合作者（及免费硬件的供应者）韦尔（Alfred Vail）那里偷来的。尽管可能是这样，但比起其他竞争者开发的复杂的电报打印机模型，莫尔斯的技术简单得多。它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触击键（用于传送简单的5个一组的开关信号），只需要一个操作员，可在低质的电线上工作，很廉价。

莫尔斯成功的另一个原因也是财政方面的。在当时，火车经常在一条铁路上双向行驶（这样省钱），因此经常发生撞车事故（这又费钱）。调度员急需找到一种办法，告诉相对行驶的火车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等。电报于1851年首次应用到伊利铁路上，满足了这种需要。但它也给它的使用者带来了麻烦。

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叶，伊利铁路公司雇用了4000多人，铁路网膨胀得像团乱麻。1860年，公司大约有3万英里的铁路线，事情糟糕得要出轨。问题出在铁路公司同时是众多不同功能的企业：商店、车站、铁轨、铁路货运编组站、仓库以及工程部门。此外，材料、人员和资金分散在几千英里的铁路沿线上。这种业务特点意味着，必须不时地做出快速的、全系统范围的决策。如果公司要生存下去，他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指令控制机构。

三位工程师利用新电报技术装备起来的快速通信手段，给出了解决办法。这三个人是：麦卡勒姆（Daniel McCallum，伊利铁路公司）、J·埃德加·汤姆森（J.Edgar Thomson，宾州铁路公司）和芬克（Alfred Fink，卢伊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公司）。他们设计了第一张业务管理组织图表，提出了指挥参谋组织管理（line-and-staff management）和部门公司结构（divisional company structure）的思想，首次做出了真正的每吨英里成本（cost-per-ton-mile）财务分析。结果，铁路公司很快就能日常性地办理数以千计的业务（客运和货运），周转率（即旅客和货物上下列车的比率）高，利润率低（价格便宜），规模大（横跨美洲大陆）。

到了19世纪70年代，铁路管理技术促进建立了另一个依赖于频繁和规律性的货物运送的产业。像铁路一样，它的业务也是以很大的规模、较低的利润率和很大的周转量来运营的。像铁路一样，它的职员人数超过很多城市的人口。也像铁路一样，它的组织是departmental（部门化的），因此它们被称为department store（百货商店）。这些商店取得了巨大成功，进而产生了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特征的“所有物民主”（democracy of possessions）。

因此首先要感谢韦奇伍德（他的工厂仍在运营），今天每个人都能买到他的陶器，以及其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有毛病，保证他们可以得到免费的退换。

这个做法是韦奇伍德首先引进的，在他的伦敦陈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