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带您穿梭于广袤无际、内在元素又相互联系的知识网，让您领略一下在信息过载问题解决之后，21世纪我们的学习经历会是什么样子。

就技术所引起的信息过载而言，古人对其作出的反应和今人差不多。中世纪的欧洲刚有纸张那会儿，英国圣阿尔班斯教堂的主教萨姆森（Samson）就发牢骚，纸会比动物皮做的羊皮纸还要便宜，所以人们一定会用纸写下很多毫无价值的词句，而纸又不如羊皮纸结实耐久，到头来，拿纸记录的知识必定会随着纸张的腐烂而消失。15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又有人说怪话：印刷本会让“那些根本不需要看书写字的人”迷上看书写字。莫尔斯（Samuel Morse）发明了电报，要把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两地连接在一起，不料却招来一句诘问：“缅州和得州有什么说的？”20世纪，电视台越来越多，节目越来越多，有些人又担心节目内容低俗化，即所谓的“弱智化”（dumbing-down）问题。

旧观念认为，新的信息技术对社会稳定不利，所以用各种办法限制新技术的应用。譬如，古埃及只允许少数执政官员学习书写技能；中世纪的欧洲要造纸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16世纪，从印坊出来的印刷品都要经过教会和政府的审查；17世纪，图书馆诞生，一开始是不对公众开放的；19世纪，欧洲的电报和电话全由政府部门控制。

以前，关注信息过载问题的一般只是少数有文化的官员，还有管着他们的墨水不多的主子。现在不一样了，21世纪笔记本电脑是PB ^[1] 级的，人们可以随意上网，由此形成的信息过载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就其规模和速度而言，要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未来几十年，电脑和互联网的用户将增加数亿，他们要在信息数据的汪洋大海中搜索，没有经验，更缺乏专门的训练。海量信息会让一个毫无准备的社会在各方面感受到压力，并把适用于19世纪社会状况的集约化的社会体系冲得七零八落。

也许根据个人情况定制的信息过滤系统能够解决一部分信息过载问题。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发这类系统，其中前景最好的既能让用户畅游纷繁新奇的信息世界，又能当好向导，不让他们迷失其间。本书的目的就是请读者做一次实际体验，在信息世界巡游一番。这番巡游始于导航系统的发明，也终于导航系统的发明（这个导航系统是一个半智能代理）。

现有的几种类型的代理，其功能大致就像私人秘书，能帮人做一些简单的事情。譬如，从垃圾邮件里筛选出有价值的邮件、管理日志、付账、安排娱乐活动等。相信不久，代理系统就会安排并处理几乎方方面面的个人生活。当然，它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在知识网里穿梭巡游，搜取信息，而后按照用户定制的方式处理信息并呈送给他们。代理系统能够了解用户平时的需要，掌握其喜好，进而可以代表用户处理事务。

在研究、开发半智能代理的过程中，一些系统展现出了光辉前景，神经网络便是其中之一（也是开启本书知识之旅的系统）。神经网络由许多细胞组成，每个细胞对来自其他细胞的信号作出反应，反过来它再发出信号刺激刚才发射信号的那些细胞。如果输入信号使一个细胞比其他细胞更加频繁地激发，那么该细胞输送到同序列中下一个细胞的信号的加权值就更大。由于一个细胞的程序性反应是根据为其提供输入信号的其他细胞的激发程度而定，即激发频繁的细胞输入的信号比激发迟缓的细胞输入的信号优先，故而整个系统可以从经验中不断“学习”。据说这和人脑的认知过程相似：相应于一种特定经验的信号如果一再重复，就能使脑细胞的突触（synapse）增大。

突触是神经细胞（亦称神经元）的一部分，它会释放出化学传导物质，这种物质穿过细胞之间的间隙，到达另一个细胞。如果有足够量的传导物质到达另一细胞，这些传导物质就会产生一个脉冲。等在目标细胞里形成了足量的脉冲信号，这些脉冲信号就会使该细胞的突触再释放传导物质，并把“信息传送下去”。如果一个细胞的突触比较大，其释放的传导物质也会更多，它就更可能促发其他细胞传送信号。这个由频繁激发的细胞构成的网络就是大脑记忆的基础。

这就是神经元交互理论，它是由美国科研人员皮茨（Walter Pitts）和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于1943年率先提出的。他们还认为：感官感知的真实世界的状态与大脑所希望的状态是存在差异的；当反馈过程把感官和大脑及肌肉联系起来时，如果交互作用的结果可引起肌肉动作而减少上述差异，那么该反馈过程便会产生目的性行为。

皮茨和麦卡洛克是一个名为“目的论学会”的学人小社团的成员，学会的另一个会员给神经反馈过程起了个名字，这个会员就是维纳（Norbert Wiener）。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纳在研制防空火炮系统时，第一个找到了在机器上实现反馈的方法。维纳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他身材肥胖、性情暴躁、嘴上总叼着雪茄。他把学科之间的领域称为“边缘地带”，他就在这些地带中寻觅探索。结合生物学和工程学，维纳创立了专门研究反馈过程的新学科，并称之为“控制论”（cybernetics）。维纳认识到，反馈装置就是接收信息并根据信息而运作的信息处理系统。当这种以信息为导向的全新理论应用于大脑研究后，彻底摆脱了自弗洛伊德（Freud）以来主导神经生理学的生物学范式，对此后所有人工智能的研究影响深刻。

维纳首次应用他的反馈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当时，他和一个名叫比奇洛（Julian Bigelow）的年轻工程师奉命研究如何提高大炮的命中率。战争刚开始，防空炮兵就遇到一个难题：（由于引擎及机身制造技术的改进）目标飞行速度越来越快，要想击中快速移动的目标，就必须打提前量，即把炮弹打在目标飞行前方的某一点。而要让这个瞄准击发的过程实现自动化，就必须考虑诸多可变因素（变量）：风速、温度、湿度、火药量、炮管长度、目标的速度和高度等。维纳利用雷达跟踪系统获得连续信息，以确定目标近期的运行轨迹，根据这个轨迹预测目标未来某一刻可能飞到的位置，而后把预测信息传递给火炮的机械调控装置，这样便可不断更新射击的提前量。

火炮自控系统在1944年立下赫赫战功：英、美两国炮兵频频击落德国飞弹，单次命中目标的炮弹用量平均不超过100发。相比以前打2500发炮弹才打下1枚飞弹的表现来说，命中率大为提高。1944年，在德国发射V-1型飞弹攻击英国的最后4个星期里，英、美两国打飞弹的命中率已有大幅提高：第1周有24%的目标被击毁，第2周是46%，第3周是67%，第4周为79%。在攻击英国的最后一天，德国发射了很多V-1型飞弹，英国预警雷达共侦测出104枚，但仅有4枚落到伦敦，其中68枚是被防空火炮打掉的。

刚开始研究火炮控制系统那段时间，维纳经常与青年生理学家罗森布鲁斯（Arturo Rosenbleuth）一起探讨问题。罗森布鲁斯对确保身体精确动作的人体反馈机制很感兴趣。在这之前的15年里，罗森布鲁斯一直跟着哈佛大学生理学教授坎农（Walter Cannon）搞研究。20世纪初，坎农发明了钡餐（barium meal），X射线不能穿透它。鹅吃过钡餐后，用X射线照射，可见鹅饥饿时胃部会出现蠕动波。坎农注意到，饥饿能加速胃蠕动波的产生。随后他又发现，饥饿的动物在受到惊吓时胃蠕动波会停止。

于是，坎农就情绪对身体的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发现，动物受到惊扰时，它的交感神经系统会向血液里分泌一种化学物质，坎农称之为“交感素”（sympathin）。这种物质能够抑制惊扰造成的影响，使动物的身体系统恢复到平衡态。坎农把这种平衡过程命名为“内稳态”（homeostasis）。1915年，坎农发现受交感神经系统影响的主要的身体变化与打斗、性行为或逃跑等行动有关。在上述情况下，肝脏会释放糖分，提供应急能量，血液从腹部流向心脏、两肺和四肢。如果身体受伤了，血液凝固的速度会比平常快很多。1932年，坎农发表了他的全部研究成果，书名为《身体的智慧》（ The Wisdom of the Body ）。

坎农当初对内平衡机制感兴趣，是受了一个人的研究成果的启发，坎农把自己著作的法文版题献给了他。这个人就是法国人贝尔纳（Claude Bernard），虽相貌平平，却是生理学大家。贝尔纳最初是在博若莱给一个药剂师当助手，他的父亲在博若莱有一小片葡萄园。因为家里没钱，贝尔纳早早就辍学了。后来，他开始写剧本；先写了一出喜剧，接着又写了一部五幕剧。1834年，他带着这些剧本去了巴黎，打算吃戏剧这碗饭。有人把他引荐给了当时著名的戏剧评论家圣-马可·吉拉尔丹（Saint-Marc Girardin）。圣-马可·吉拉尔丹读了贝尔纳的剧本后，劝他改行从医。对人类日后的健康而言，此乃幸事也。

起初贝尔纳想当一名外科医生，但他对当时生理学资料匮乏的状况很不满意，于是他着手做动物实验，自己收集数据。1839年，他精湛的解剖技术引起了生理学大师马让迪（François Magendie）的注意，马让迪招贝尔纳做助手。1846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有人给马让迪的实验室送来一些兔子供解剖，贝尔纳注意到这些兔子的尿液清澈且呈酸性。19世纪每个法国酿酒师都晓得，兔子的尿液一般很混浊，呈碱性。这是怎么回事？贝尔纳想起兔子们早上没吃东西，于是推想既然食肉动物的尿液清澈，那作为食草动物的兔子在饥饿状态下一定是在消耗体内的脂肪。他给兔子喂草，兔子的尿液很快又恢复为混浊且呈碱性的正常态。为了验证这一结论，他又拿自己做实验，24小时内他只吃土豆、花椰菜、绿豆、生菜和水果，于是他的尿液也变混浊了，并呈碱性。接着，贝尔纳又用兔子做实验：先让兔子饿一段时间，然后喂它们吃熟牛肉，再解剖兔子探寻究竟。他在兔子的胰液流入胃部的地方发现了一种乳状物（他认定这是初乳化的脂肪）。胰液和脂肪的乳化显然是有关系的。

两年后，贝尔纳发现肝脏有生成糖原的功能，能将生成的葡萄糖注进血液。这项发现是贝尔纳对人类知识库作出的最伟大贡献，因为他发现肝脏和胰腺（或许还有其他系统）是维持身体平衡态的重要脏器。贝尔纳总结自己的科研工作时说：“一切生命机制，不管有多么千差万别，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维持内环境的稳定。”人们随后对胰腺开展了进一步研究。英国学者贝利斯（William Bayliss）造了一个词——“身体的智慧”，坎农便用它来作自己的书名。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对贝尔纳的研究拍手称好，尤其是他设计了一个活烤动物的烤炉之后。美国医生唐纳森（Francis Donaldson）在1851年听过贝尔纳的课之后，写道：“吾于法兰西学院圆形剧场，见狗与兔跑来跑去，好生新奇，动物们自然不知自己对科学的贡献；它们身上都开有五六个孔，必要时，实验者就从孔里提取它们体内的分泌物：唾液、胃液、胆汁、胰液等。”

贝尔纳很清楚人们反对活体解剖动物，但他还是为其辩解：“生命科学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殿堂，但你进入这个殿堂前却必须穿过一间长长的、令人惊惧的厨房。”嗟呼，贝尔纳的妻子受不了别人老戳脊梁骨，于1869年离开了贝尔纳，此后她到处找反对活体解剖的积极分子，并定期给他们捐款。

但她并没撑多久。巴黎这时来了一位年轻的英国女子，名叫金斯福德（Anna Kingsford），是个狂热的素食主义者，《女士专报》（ Lady's Own Paper ）的老板，她是来法国学医的。金斯福德在医学院学习时就出名了，两个原因：一是只要她上课，就不让教授在课堂上做活体解剖；二是她搞示威活动，反对活体解剖。金斯福德上课的大教室离贝尔纳的实验室很近，所以贝尔纳的研究工作成了她的心病，于是她开始聚集全身能量，想要用意念波杀了贝尔纳。她对准贝尔纳发功没几个星期，贝尔纳就死了。金斯福德确信自己就是执行神意的工具。她还声称，另一位活体解剖师贝尔（Paul Bert）也是她弄死的。不过，轮到杀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时候，她的意念却不灵了。

保护动物免受虐待的法律经过很长时间才载入法典。英国虽然最先通过了这类法规，但其立法过程也是如此。1800年，英国首部废黜斗牛的法案未能获得议会通过，搞得灰溜溜的。反对者坎宁（George Canning）后来还做了英国首相。坎宁称，斗牛“能激发勇气、陶冶情操、振奋心智……立法禁止斗牛这与国之精神、时代之风貌相对立”。好在1821年高威 下院议员马丁（Dick Martin）带头力争，禁止虐待牛马的法案终于通过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物保护法。1824年，在伦敦的一个咖啡屋里，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宣告成立。不过，那个咖啡屋的店名不够吉利，竟然叫“老屠宰场咖啡屋”。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 Origin of Species ），这本书拉近了人和动物间的关系，成为支持动物保护的有效论据。1876年，维多利亚街反对活体解剖协会成立，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任会长。同年，英国又通过了禁止对狗、猫、骡、马和驴进行活体解剖的法案。19世纪后期，动物保护运动已经推广到整个西方世界，催生了上百个冠以“人道协会”之名的地方性团体。其实，“人道”这顶帽子还是戴在此前的人道主义者头上更为合适，那时的人道和反对活体解剖完全是两码事。

1774年，英国皇家溺水者营救会在伦敦成立。这是霍斯（William Hawes）博士大力推广人工呼吸技术的功劳。霍斯的想法源于阿姆斯特丹挽救溺水者协会发表的一篇论文的译文。阿姆斯特丹挽救溺水者协会成立于1767年，那是在瑞士几名溺水者被救活的案例报道之后。19世纪，随着工业化逐渐在各国展开，远洋货运和客运增长迅猛，人们对溺水这种事也特别关注。因为航船数量增加了，海难和死亡人数也随之增加。

英国皇家溺水者营救会时不时要给见义勇为、表现不凡的人士颁发金质奖章。1838年，有一位获奖者成了各报的头条新闻，因为她是个年仅22岁的文弱女子。那年2月6日的晚上，“弗加舍尔”号轮船满载货物和63名乘客，披风斩浪，从霍尔驶向邓迪，不料途中锅炉漏了。船长决定在诺森伯兰郡海岸附近的弗雷恩群岛间找个地方避一避。可是，船在向群岛航行时不幸触礁，断成两截儿。船上大部分人员葬身大海，只有13名乘客和船员幸存。幸存者在狂风暴雨里挣扎着，其中包括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一夜过去，两个孩子和一个大人死了。第二天早上5点钟，当地灯塔看守者的女儿格雷斯·达林（Grace Darling）看见了残船和紧抓礁石的幸存者。格雷斯和父亲赶紧划一条舢板，闯进滔天巨浪去救人。这则传奇般的故事在各报转载，格雷斯立时成了民族英雄。可惜4年后，格雷斯因患肺结核去世，令人叹惋。不过在她的感召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终于在1854年创立了英国皇家救生艇协会。

那年还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海难：一艘载着几百名士兵的美国军舰“旧金山”号遭遇飓风袭击，沉没在大西洋。美国海军部长找来莫里（Matthew Maury）帮忙。全美国也就这个莫里知道上哪儿去找海难幸存者。莫里仔细查看风图和海流图，确定了救援位置，果然在那片水域找到了幸存者。

莫里生于弗吉尼亚，在家中排行第四。他的祖上是法国人，胡格诺教徒，不过很久以前他的家族就在弗吉尼亚落户了。［他的爷爷还曾给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当过老师呢。］1825年，莫里参加了美国海军。在一次前往南美的航行中，莫里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更快地穿洋越海。1834年回国后，他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全力撰写他的第一本航海著作。1839年，莫里在《南方文学信使》（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一篇提出创建海军学院的设想。后来，美国在安纳波利斯创建了美国海军学院。

1847年莫里发表第一份海图，又于1851年出版了《风海流图解说及航海指南》（ Explanation and Sailing Directions to Accompany the Wind and Current Charts ）。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所有船主都免费得到了莫里的海流图和《风海流图解说及航海指南》，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船主们不论航行到哪里都要认真写航海日志，回头把日志送交给在华盛顿工作的莫里。日志里一定要记录气温、水温、风向、海流的方向、气压等情况。船长还要定期向海里投掷漂流瓶，瓶内装有一张纸条，记录航船位置和日期。凡是看到漂流瓶的船只，一定要将它们打捞上来，并在日志里详细记录瓶里的内容。如果能照这样做好，船主可以免费获得莫里海流图及《风海流图解说及航海指南》的更新版。莫里就这样坚持了8年，收集整理了数百万次观测所得的数据资料，最终标定出更快捷的航海路线。一名船主按着莫里指示的航线，从纽约航行到里约热内卢所用时间是从前航行时间的一半。据估算，莫里的“用时最短的航线”每年能为美国航运节省400万美元。

1853年是莫里事业最辉煌的一年：他说服16国（包括美国、英国、比利时、荷兰、俄国、法国、挪威、丹麦和葡萄牙）有关人士齐聚布鲁塞尔，召开了首届国际气象大会。这次大会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的海洋气象观测体系，批准风向和洋流的观测计划以改善航海状况，深入了解制约相关要素的法律知识”。从布鲁塞尔回国不久，莫里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百万富翁菲尔德（Cyrus W.Field）。菲尔德以前是造纸的，现已退休，他想向莫里咨询一下在大西洋海底铺设电报电缆的理想路线。

当时，英格兰和荷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都已在浅海海域成功铺设了电缆，但要在大西洋底铺设电缆还是一件难事。菲尔德想从英国政府那里拿到特许权，对纽芬兰至爱尔兰铺设的海底电缆拥有50年的垄断权，占个大便宜。英国政府还有意给他提供一艘电缆铺设船，大幅提高电报信息收入。随后，菲尔德花了两年时间在纽芬兰岛和北美大陆之间铺设电缆［公司股东有拜伦夫人（Lady Byron）、萨克雷（Thackeray）这样的名人］。电缆铺好后，菲尔德就写信给莫里，询问从纽芬兰向欧洲铺设电缆的最佳路线。

莫里回信说，回声探测技术显示，有一个较浅的海底“电报高原”横贯北大西洋的大部分水域。1857年，海底电缆开始铺设。铺了几百英里 后，电缆突然断了。后来又铺了三次，终于在1858年8月5日，一条连接西班牙的巴伦西亚、爱尔兰和纽芬兰岛三圣湾的铜芯电缆铺设成功了，全长1850英里。这条电缆传送的第一份电报是英国维多利亚（Victoria）女王发给美国总统布坎南（Buchanan）的，祝贺他就任总统。在纽约举行的庆功宴上，菲尔德谦虚地说：“莫里出头脑，英国人出钱，我只是干活。”后来电缆又断了。1865年他们找到断头并接好，这项工程才算完成。美国国会授予菲尔德一枚金质奖章。

其实，菲尔德不光给莫里写过信，还给最成功的电报机发明者莫尔斯写过信。菲尔德深受莫尔斯工作的启发。1844年，莫尔斯向国会议员们演示了他发明的电报机。和其他的电报机相比，他的电报机有两大优势：按键和莫尔斯电码。1832年秋天，莫尔斯从法国乘船返回美国的途中忽然有了这么个灵感。他先学了一些必要的电学知识，他的一个朋友韦尔（Alfred Vail）为其提供资助和元器件（韦尔的父亲在新泽西经营一家机械加工厂）。后来的莫尔斯电码其实也是根据韦尔的主意设计的。

这时莫尔斯已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在纽约大学任美术教授，他在欧洲留学和绘画三年，刚回国不久。莫尔斯性格怪癖，自幼受到爱国观念的熏陶。他父亲杰迪代亚（Jedidiah）是美国的地理学先驱。早年，他父亲还领导过旧加尔文派 反对自由派神学的“大觉醒”运动。莫尔斯被他培养成了非常正统的加尔文派教徒。莫尔斯希望美国文化最终胜利，相信唯有精英治国，才能拯救国家。他的观点跟父亲如出一辙。莫尔斯还特别排外。他曾经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教皇密谋为美国的天主教徒提供武装，制造混乱，操纵选举，选外国人执政。莫尔斯还帮忙出版了一本谈论蒙克（Maria Monk）的书。蒙克自称是蒙特利尔的一名修女，她说她亲眼看见蒙特利尔的牧师大搞有违人伦的性活动，还看见地窖里放着多具私生子的尸体。后来才弄清楚，原来这个蒙克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谣传她跟莫尔斯有一腿）。

莫尔斯相信，艺术是上帝交给他的工具，他要用艺术来拯救信奉新教的美国。他认为千禧年即将来临，一旦来临，美国将以和平帝国的形式来统御世界。所以，美国的艺术一定要为这个伟大的日子做好准备。1826年，莫尔斯创办美国国立美术设计院，自任院长到1845年。学院的宗旨是培养美国艺术人才，让美利坚的英才俊秀在世界上占据应有的地位，向其他美国人民灌输真正的新教美德。

1829年，莫尔斯决定赶赴欧洲研习美术杰作，为日后他企盼的辉煌做准备。这个辉煌就是受委托给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画剩余的壁画。为此，1831年莫尔斯在巴黎画了一幅巨作，题为《卢浮宫画廊》（ Gallery of the Louvre ）。这幅画将卢浮宫所藏的38幅杰作浓缩在一张画卷上。莫尔斯想说明一个道理：经典是要学习的，但美国艺术家不能亦步亦趋地仿效，应该像《卢浮宫画廊》这幅画的作者那样（就是莫尔斯自己），从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汲取精华，而后自成一体，创出美国风格。莫尔斯回国后，便把《卢浮宫画廊》拿到纽约展出，结果大败而归。为圆厅绘制壁画的任务也改交其他的画师了。自那以后，莫尔斯改行研究电报技术，想用它让信奉新教的美国强大起来。通信技术一定是执行神意的工具，传送着和平与爱的信息，使美国获得救赎。1844年，莫尔斯向国会演示了他的电报机，发出的第一条消息是“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这绝好地反映了莫尔斯的信念。

莫尔斯学画曾师从美国最正宗的浪漫派画家奥尔斯顿（Washington Allston）。他于1810年和奥尔斯顿相识在波士顿，彼此做了一辈子好朋友。他们认识刚一年，奥尔斯顿就鼓励莫尔斯动笔画他的描绘美国历史大事件的第一幅作品——《朝圣者在普利茅斯登陆》（ Landing of the Pilgrims at Plymouth ）。同年，莫尔斯和奥尔斯顿夫妇一起到欧洲旅行，那是他第一次旅行。奥尔斯顿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相貌英俊，在哈佛大学受的教育，1801年他的继父去世后，奥尔斯顿变卖家产，以支持绘画事业。奥尔斯顿早年到过伦敦，跟英国皇家学院的院长韦斯特（Benjamin West）学画。然后在1804年，奥尔斯顿途经巴黎前往罗马，在那儿遇到了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欧文后来写道：“我好像还未有过一见倾心似的经历，但见他身材俊朗，朝气盈盈，一双大眼湛蓝碧透，满头青丝如浪似波，面容白晳，神情丰富，足见心意。我俩之间顿生年轻人的亲密感。在我逗留罗马期间，常相与为伴……一起观赏绘画精品，他教我如何赏画，过目的往往是杰作，其余皆略去不看。”看奥尔斯顿画的《意大利风景》（ Italian Landscape ），就知道意大利对他的画作影响极深。光影、色彩、古迹、山乡风景，杂合着文艺复兴、中世纪和古典风格的建筑，还有意大利农民的田园生活，完全将这个清纯的新英格兰小伙子迷住了。

1805年，奥尔斯顿认识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还为他画了肖像。后来，奥尔斯顿把柯尔律治敬为自己的思想导师。两人相识的时候，柯尔律治戒鸦片还没成功，正受煎熬。那年柯尔律治43岁，已经是著名诗人，他的诗作《忽必烈汗》（Kubla Khan）和《老水手吟》（Ancient Mariner）是无人不晓的名篇。不过，他酗酒，还欠了一屁股债，婚姻生活也不幸，膝下有三个孩子。他要在宾夕法尼亚的萨斯奎哈纳河畔创建一个乌托邦公社，但最终没成功。另外，他患有忧郁症，而且很严重。［他造了一个词叫“心身病人”（psychosomatic）。］

1804年，柯尔律治逃到马耳他，一是想戒掉鸦片（他特别喜欢蘸着白兰地吃鸦片），二是想离老婆远点。在那，多亏一位有权势的熟人相助，柯尔律治找到一份差事——给英国内务长官鲍尔（Alexander Ball）当秘书。他住进马耳他首府瓦莱塔的总督府，食宿免费。工作压力不大，主要是替鲍尔写写发往伦敦的公文。尽管柯尔律治总是不停地抱怨哀叹自己身体太差，戒鸦片太痛苦，日常交际太单调，自己写不出新诗，但是当地的气候和乡村风光还是让他感觉很受用，他有几篇散文佳作就是在马耳他写的。不过，他也觉察到了死亡的最初悸动：“真理，我感觉到了；以前我可从未看清它的面目。它在马耳他与我邂逅，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已是个大人，不再是孩童，不再为少年，‘年轻人’与我已成天壤，一股凄苦和悲凉涌上心头。教我如何不悲耶？何时生活如御风飞行，我全然是一少年。而现在，举手投足皆透着悲凉凄惨。”他回到英国时，朋友威廉·华兹华斯和玛丽·华兹华斯（William and Mary Wordsworth）去看他，觉得他的状况还不如以前。

柯尔律治从他所写的公文里看出，他来马耳他来的并不是时候。拿破仑（Napoleon）放弃了路易斯安那，又丢掉了圣多明各，肯定会把注意力转向地中海，鲍尔发往国内的公文一再强调，马耳他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鲍尔还向英国政府进言，将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变为殖民地的时机已经成熟。“所有殖民地生产的农产品，这几片地方都能长出来。”他还说，俄国和法国都在觊觎马耳他，马耳他决不能让他们占去。当时的马耳他阴云密布，危机四伏。马耳他人要闹独立，俄国和法国的间谍遍地活动，美国海军有一个中队驻扎在马耳他，由海军准将普雷布尔（Edward Preble）指挥。普雷布尔手下有个年轻军官，名叫迪凯特（Stephen Decatur）。1804年，迪凯特率领一小队人马，大胆奇袭的黎波里港，一举摧毁了美国与的黎波里战争期间因搁浅而被俘获的美国护卫舰“费城”号。柯尔律治有一次去西西里旅行，遇见这两位勇敢的美国人，还和他们一起吃饭。随后几年，柯尔律治常跟朋友讲他们的英雄事迹，一讲起来就兴致勃勃。

海军少将鲍尔是柯尔律治的老板，12岁就参加了英国海军。他跟柯尔律治说，当年是看了《鲁滨孙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才有了参军的想法。看举止神态，鲍尔不像水手反而像学者，书生气足，爱思考。他曾在加勒比海、美洲和纽芬兰服役。1783年他请假一年，前往法国学习法语。在法国，有一回他去圣欧麦 参观，遇到一个年轻舰长，鲍尔后来的命运便和这个年轻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过当时他们俩都等着对方主动联系，结果谁也没找谁。此后，鲍尔先去英吉利海峡服役，再到纽芬兰，接着又驻扎在离法国海岸不远的地方。1798年，他被派到地中海。在那儿他再次遇见了那位他没在圣欧麦与之礼尚往来的年轻舰长。那时，英国人认为拿破仑很快就要来入侵，所以派出大批战舰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港口外和法国大西洋沿岸地区巡逻。听说拿破仑正在土伦集结一支舰队去地中海，英国赶忙派一支舰队去封锁土伦港。

4月，一支小型舰队又被派去为封锁土伦的舰队助阵，指挥员就是鲍尔在法国见过的那个年轻人——纳尔逊（Horatio Nelson）舰长，现在是海军上将，英国海军里一颗极速升起的新星。纳尔逊的舰队刚到土伦，就遭遇一场暴风，舰队被吹向南方且被吹得七零八落。在撒丁岛附近，纳尔逊的旗舰的主桅断了，索具帆缆也丢了许多；滔天巨浪狠命地将旗舰推向一片礁石密布的海岸。关键时刻鲍尔率他自己的舰赶来，他不顾纳尔逊的命令，坚持拖着纳尔逊的旗舰前进。后来旗舰的舰长报告说，鲍尔用喇叭喊话，“语气十分严肃，却无半点慌乱……‘我有把握把你们全救出来，还有全能的上帝在，我决不会把你们丢下。’”这次营救行动之后，鲍尔的名字就频频出现在官文中。纳尔逊一生短暂，劫后余生的他和鲍尔成了莫逆之交。

趁此机会，拿破仑的舰队悄悄开出土伦，直逼埃及。航行途中，拿破仑派一支分遣队攻占了马耳他。鲍尔被派去夺回马耳他，这次派他去是纳尔逊极力赞同的。鲍尔围攻两年，终于将马耳他夺回，继而他被任命为马耳他总督。纳尔逊率部追上拿破仑，在尼罗河打了一仗，击败法军，然后返航至那不勒斯做检修维护。在那不勒斯，纳尔逊第5次坠入了爱河［前4次与他相好的分别是魁北克宪兵司令的女儿、牧师的女儿、安提瓜总督的老婆，还有圣尼维斯议会长的侄女范妮·尼斯比特（Fanny Nisbet）］。1787年，范妮成了纳尔逊的妻子，这让纳尔逊的同僚们大失所望。有一位同僚说范妮有两大特点：一是模样长得好，二是“脑残得厉害”。

和范妮结婚10年后，大英雄纳尔逊来到那不勒斯。论形象，纳尔逊在欧洲地面上说什么也不可能是让人一见就眼热心跳的那类：他时年38岁，五短身材，胖墩墩的，头发花白，左臂残、右眼瞎，说起话来细嗓尖音，还带诺福克 口音。做自我介绍时，他总爱说：“我是纳尔逊勋爵，这（他示意那只好胳膊）是我的鳍。”

让纳尔逊热恋的那不勒斯情人是个已婚的英国女子，名叫埃玛·汉密尔顿（Emma Hamilton），时年33岁（老公还活着的时候，她就给纳尔逊当情人，后来还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埃玛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身世，还有不穿内衣的习惯。她是英国驻那不勒斯公使、时年67岁的威廉·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之妻。说起来，这个埃玛是汉密尔顿在1785年从他外甥格雷维尔（Greville）那儿接手的。格雷维尔当时穷得要命，汉密尔顿接手埃玛，为的是给外甥铺路，让他赶快娶个富家小姐，入赘豪门。埃玛并不知道汉密尔顿还有这等盘算，仅以为在那不勒斯住上半年，格雷维尔就会来接她。9个月过去了，埃玛见格雷维尔不来，便跟了老鳏夫汉密尔顿，两人遂成情侣。

为了讨埃玛欢心，汉密尔顿找人教她唱歌弹琴，带她到刚刚发掘不久的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遗址参观，还带她攀登维苏威火山，参加很多 茶话会 ，把埃玛介绍给当地的贵胄和那不勒斯王室。很快，埃玛凭着自己的“娱乐节目”出了名。她在节目里身着半透明的衣服，在多个古典舞台场景中亮相：阿格丽品娜（Agrippina） 抛撒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的骨灰、奥雷斯蒂斯（Orestes） 拿姐姐作祭献、俄狄浦斯（Oedipus）双眼被刺，还有（很受大众欢迎的）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bacchante）“沐浴惊愕”。1791年，汉密尔顿回英国小住，并与埃玛结婚。之后，两人又回到那不勒斯，汉密尔顿继续在考古废墟中“收集”文物，然后将它们卖到伦敦。伦敦有个叫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的陶匠，看见汉密尔顿弄来的希腊和罗马花瓶，深受启发，于是一举开创新古典派运动。

埃玛嫁给汉密尔顿的消息曾轰动一时。瞧瞧她的老底儿，就她！埃玛原名埃玛·莱昂（Emma Lyon），出身贫寒，是铁匠的女儿。她在威尔士长大，12岁时受雇给人当保姆。一年后，来到伦敦给著名的凯利（Kelly）夫人当女仆，不久就成了夫人的一个“女郎”。16岁，她跟着“保护人”哈里·费瑟斯通豪（Harry Featherstonehaugh）生活，后来哈里又把她交给了汉密尔顿的外甥格雷维尔。

还有一个传闻：埃玛曾在格雷厄姆（James Graham）医生的超级时尚保健馆当“女护士”，去那儿的顾客可以接受电击治疗，“侍者”给客人服务的时候都穿着透明的衣服。德文希尔（Devonshire）女伯爵也是那儿的主顾。格雷厄姆的保健馆设在伦敦艾德尔菲大厦的亚当居，里面装饰得特别讲究。乔治四世（GeorgeⅣ）的击剑教练回忆说：“四轮马车停在这座现代的帕福斯大殿 的门前，殿门两边都有一群群打量来人的人，他们要看看来客是谁，不过女士的脸都遮着，看不出来是谁。门两旁站着两个高大魁梧的门房，每人手执一根长棍，棍头佩有银饰，同那些教区助理员手里拿的木杖差不多。他们穿着漂亮的制服，头戴一顶镶金边的大三角帽，每个人都有近7英尺 高，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持门口畅通。”顾客走进保健堂，能看见大堂上方悬挂着一个硕大的金星，每个房间都装饰得富丽堂皇，窗户全是彩色玻璃，空气里飘荡着音乐和芬芳。在这样舒适宜人的环境里，精英人士接受各种治疗，如神经乙醚熏香、电乙醚、帝王丹等。那颗金星是一个技艺精湛的锡匠为格雷厄姆做的。堂内有电磁神床，没有孩子的夫妻躺在该床上行房时可以接受电击，据说电几次可保证怀上孩子。

格雷厄姆会对电那么感兴趣，也许与他以前跟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聊过几次有关。1779年，格雷厄姆在巴黎认识了美国驻法公使富兰克林。那时的电学还处在边揣摩、边摸索、边实验的阶段。1720年，英国的格雷（Stephen Grey）让一个悬吊起来的小男孩带上了电荷。1743年，德国黑尔姆施塔特大学的克吕格尔（Johann Kruger）教授认为，让一股“电素”（effluvium）通过身体可能有益于健康。拉岑施泰因（Christian Ratzenstein）认为，电击能使脉搏加快，增强血液循环。克维尔马尔兹（Samuel Quellmaltz）称他用电治好了手部麻痹，病人都能弹琴了。连卫斯理（John Wesley）那样德高望重的人士也建议用电击治疗神经失调。1777年，伦敦的圣巴特罗缪医院订购了一台电动机器。现在人们常说格雷厄姆是个庸医，但是想想那个年代，看病用药多半还在连猜带蒙、云来雾去阶段，跟那时的其他人相比，格雷厄姆庸也庸不到哪儿去。此外，他在爱丁堡大学接受过正规培训，那儿有英国最好的医学院，且格雷厄姆还听过一代宗师布莱克（Joseph Black）的课呢。

布莱克有鸿鹄之志，年仅27岁便蜚声世界。1755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叙述了将石灰石煅烧成苛性生石灰的实验。这一研究的意义可是非同寻常：那时治疗肾结石普遍使用苛性药。此前人们一直认为，生石灰的苛性是煅烧形成的，但布莱克的实验证明不是那么回事，一举改变了化学的进程。他发现，加热石灰石时，它会放出一种气体，而剩下的就是生石灰。这种气体可以再和生石灰化合，重新生成石灰石，而且这个化合和重新化合的过程可以无限次重复。每次化合时，参与化合的物质成分的体积和重量都保持不变。

布莱克还有一项改变世界的发现，那是他研究蒸馏过程时作出的。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此后苏格兰威士忌的市场迅速扩展。酒商们忙着想办法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布莱克把研究重点放在寻找节省燃料的方法上。他就液体汽化所需的热量问题进行了多次实验，发现了潜热。潜热可解释蒸汽为什么要达到极高的温度才形成和为什么酒厂要用那么多冷水使蒸汽冷凝。

潜热的发现也让瓦特（James Watt）（布莱克在格拉斯哥大学教书时，瓦特在那儿工作）弄清了纽科门蒸汽机效率低下的症结。他当时正在修理一台纽科门蒸汽机，这种蒸汽机的汽缸是用水冷套筒冷却的。进入汽缸的蒸汽即刻冷凝，造成局部真空，缸内气压降低，缸外大气压推动活塞向下运动。活塞杆和汽缸上的回转轴的一端相连。活塞下行时，转轴的另一端上行，将一根连着抽气泵的拉杆提起。问题是，高温蒸汽不断加热活塞，致使活塞每做一次往复运动，蒸汽的冷凝效果就差一些；当汽缸升温到一定程度后，冷凝便无法再继续，整个装置的运动就停止了。布莱克的实验提示瓦特：必须把汽缸和一个单置的冷凝室（办法就是浸在冷水里）相连，这样滚烫的蒸汽既能在冷凝器里冷凝，又不会加热活塞。瓦特的蒸汽机之所以大获成功，靠的就是这种分离式冷凝器。

1769年，瓦特和布莱克合作，在爱丁堡外的金内尔宫完成了几项重要实验。那里是汉密尔顿家族的公爵领地，当时由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罗巴克（John Roebuck）博士租用。罗巴克曾是布莱克的学生。他拥有一座煤矿，挖出的煤运到他的卡隆炼铁厂做燃料。因为煤矿水患严重，所以罗巴克希望瓦特研制出的蒸汽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料，煤矿提前发生透水事故，导致罗巴克破产。可此前不久罗巴克才开始资助瓦特搞研究，还替他还了债，当时说好的条件是瓦特蒸汽机的专利算他一份儿。1772年，罗巴克破产了，便把他持有的那一份瓦特发明的专利权卖给伯明翰的鞋扣制造商博尔顿（Matthew Boulton）。瓦特正找合伙人，最终遇到了博尔顿。博尔顿和瓦特合力让蒸汽机变成了启动工业革命的火车头。

再说罗巴克，他也为工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发明了一种制取硫酸的新工艺。从学校毕业不久，罗巴克就发明了精炼贵重金属的新方法，这种工艺需要用硫酸。1749年，罗巴克在爱丁堡附近的普雷斯顿潘斯建造了一套新型的硫酸制造设备。以前制造硫酸需要在水面上方燃烧硫磺和硝石，然后在玻璃球皿内冷凝烟雾得到酸。罗巴克把玻璃球皿换成小铅室，这一做法使硫酸的生产成本降低了3/4。

随着纺织工业逐渐实现机械化，硫酸的市场需求也稳步增长。1760年，凯（John Kay）发明的飞梭已经被广泛使用，纬纱产量翻了一番。又过了差不多10年，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珍妮纺纱机 ，一台珍妮纺纱机纺的纱锭比一个纺纱作坊纺的多几倍。1769年，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水力纺纱机，用水力推动机械转轴抽出棉纱。1779年，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发明骡机，把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优点结合起来，实现了纺织的机械化。用骡机纺出的棉纱非常精细，可以织出上好的平纹细棉布。这时候，棉花的市场需求量剧增，1791—1800年，原棉的进口量翻了两番。

棉花产量的增加刺激了市场对漂白剂的需求。在罗巴克漂白布匹的新方法问世之前，传统漂白法（去掉布匹自然的灰黄色）是在漂白场里漂白。每年的3—9月，人们把需要漂白的布用发酵的牛奶浸透，然后铺在漂白场里，晾6个星期使其变白。若用罗巴克的稀释硫酸只需要24小时就能把布漂白，而且很便宜。1785年，法国化学家贝托莱（C.L.Berthollet）发现，氯气是一种很有效的漂白剂。瓦特把氯气漂白法介绍到苏格兰，需要漂白的布挂在充有氯气的屋子里漂白，当然常有漂白工人吸进氯气被毒死。后来在1799年，坦南特（Charles Tennant）用氯气与熟石灰反应，生产出了第一批安全又便宜的漂白粉。

有了漂白粉，雪白的纸张很快不再是稀罕物。以前，纸的颜色差不多就是造纸所用的碎布头掺合出的颜色。大家会发现，英国以前的纸都有些发灰，美国的早期文献资料使用的纸张颜色也较暗浊。纸是这样造出来的：先把碎布捣碎做成纸浆，浸在水里发酵，再次捣碎，而后用丝网作帘荡料，篦出水分，最后把沥水纸浆卷在毡布和热滚筒之间焙干。这就是法国人罗贝尔（Louis Robert）在1799年发明的早期造纸工艺。用他的造纸机造出的纸张幅宽符合壁纸的要求。壁纸是那时欧洲需求量增长最快的装饰材料。巴黎的《发明杂志》（ Journal des Inventions ）报道说：“壁纸外观漂亮，干净、清爽，也雅致，比过去繁杂的装饰效果好。另外，壁纸不生虫。如果能上一层清漆，则可以长久保持明快风貌和色泽魅力。还有一个好处，壁纸可以常换常新……由此，人们会更爱装饰自己的居所，经常打理，让居家环境变得更使人惬意，更令人眷恋。”

罗贝尔本想以造纸为业，但没做成，原因是他在法国找不到资金支持。于是，他把造纸专利卖给了以前的老板迪多·莱热（Didot Leger）。迪多的小舅子是个英国人，叫甘布尔（John Gamble），他把专利带到英国。1808年在伦敦附近的弗洛格摩尔，富德里尼耶（Fourdrinier）兄弟在自己的造纸厂里安装了第一套完全按照罗贝尔造纸工艺设计的设备，而且运行成功。1836年，英国政府废除了高额的壁纸税，壁纸从此开始大量生产。1839年，达尔文壁纸厂的波特（Harold Potter）改进了动力滚筒印刷机。1850年，印刷机已经能够印出套准 精度很高的八色图案，每天印量达54000英尺。这个技术对壁纸行业的影响太大了：1834—1860年，壁纸总产量由100万码 增加到900万码，而价格却直线掉落。曾经的奢侈品也能走入寻常百姓家了——只要不是太穷。

英国人莫里斯（William Morris）使用新型印制技术，首次把壁纸送进中产阶级家庭。莫里斯毕业于牛津，手头阔绰；和同龄人一样，他深受英国工业时代的社会状况的影响。19世纪头几十年，快速实现工业化造成了很多社会矛盾，过度拥挤的居住条件，以及富有的厂主同被剥夺了权利、在贫困中挣扎的工人之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社会矛盾激化。19世纪中期，英国政府多次进行社会调查，揭示了矛盾的深度和广度。莫里斯和朋友们不忍看城市的种种恶相，转而研究中世纪艺术和建筑。在他们看来，中世纪是一个纯真年代，手艺人体现着一种独立、创造的精神，他们身怀绝技、信步天下，又有行业协会保护，不受剥削之苦。

于是，莫里斯发起了新艺术、新手艺运动，他要把中世纪的温馨和光明散播给城镇里的千家万户。1877年，他的公司设在牛津街的展厅开始展览“传统的”家具、挂毯和壁纸，壁纸上面有简单的花草植物画案，全是仿效中世纪的设计样式。这种风格彻底改换了公众的品位。一位社会评论员写道：“房间是人每天都要待的地方，但装饰房间墙壁是否一定要挂上一幅幅图画，恐怕值得商榷。试想一下，一个商人一身疲惫地回到乡下的家……万难想象，依他当时的状态，他会聚起精神打量屋里的装饰画。但是不难想象，要是整个房间装饰得有韵味、很协调，而他又很满意的话，他一进屋，屋里的氛围马上会让他心旷神怡。”

莫里斯还把自己的艺术观念融进个人的政治生活。他的艺术所蕴含的乌托邦精神反映了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这种信念驱使他投身于他所说的反抗资本主义的“圣战”。1877年，他开始为工人们举办系列讲座，抨击维多利亚社会的价值观。1883年，受马克思（Marx）关于产业工人异化论的启发，他加入了民主联盟（Democratic Federation）。他走上街头，向路人兜售联盟办的周报《正义》（ Justice ），还与马克思的女儿埃莉诺（Eleanor）一起加入联盟执行委员会。1884年，民主联盟打算转变成一个正统的党派，莫里斯与它分道扬镳，另行组建社会主义同盟（Socialist League）。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同盟又被无政府主义者闹得不亦乐乎，莫里斯再度离去，在伦敦的汉莫史密斯创立了社会主义者协会（Socialist Society）。

协会多次举办音乐晚会，高唱社会主义歌曲，作曲家霍尔斯特（Gustav Holst） 担任指挥，两名协会会员弹奏钢琴二重奏。其中一位弹奏者时年27岁，名叫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后来当了记者。他衣着破旧，开花的袖口是用剪子修齐的，脚上穿一双破靴子，身上披一件古旧外套，下巴蓄着一把红胡须，一张嘴一口爱尔兰土话。另一位弹奏者是莫里斯在民主联盟时的盟友、同样魅力超凡的贝赞特（Annie Besant）。

那时的贝赞特已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15年前，她因牵涉一起案件，被送上法庭受审。这个案件是19世纪家喻户晓的案件之一。1877年，因为再版美国作家诺尔顿（Charles Knowlton）40年前写的小册子《哲学的果实》（ Fruits of Philosophy ），她和本国世俗会的布拉德洛（Charles Bradlaugh）被判6个月监禁，并处以罚款。这本小册子里有教年轻夫妇如何避孕的内容，讲得很详细。贝赞特和布拉德洛被指控出版淫秽读物而受到审判。庭审期间，贝赞特和布拉德洛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生活水平和卫生状况的逐步改善必然会造成人口过剩这一新的危机；贫民窟过度拥挤的居住条件及淫乱不羁的状况；贫困是每三个新生儿就有一个夭折的高死亡率的根源；宣传避孕是无罪且自由的。结果是，贝赞特和布拉德洛还没离开被告席，法官就撤销了判决。贝赞特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倡导避孕且不受处罚的女性。

1889年，贝赞特做了一名神智学者（Theosophist）。到1891年，神智学社 让贝赞特经营得有声有色。神智学派拒绝物质的东西，鼓励素食主义，追求普天下一切民族、种族皆兄弟的理想，研究人潜在的心灵力量，学习古今宗教和哲学理论。为实现这些目标，贝赞特于1893年定居印度，在贝拿勒斯成立比较宗教学中央印度学院。同年早些时候，她参观过芝加哥博览会，并且和印度的神智学者一起出席了“宗教议会”的会议。只要是他们参加的会议，气氛都极为热烈，最后一次会议有4000与会者到场听他们讲演。神智学派的素食主义在美国极受欢迎。1850年，费城成立了第一个素食协会。1858年，杰克逊（Caleb Jackson）在纽约州的丹维尔成立了保健中心，以素食为原则，用冷水疗法治病养生。

1865年，丹维尔来了一位名叫怀特（Ellen White）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会员。两年前她曾有过这样一个幻觉：有人告诉她每天只吃两顿饭，不吃肉、蛋糕、猪油、香料，只喝水，吃面包、水果和蔬菜。到了丹维尔，怀特太太有了更严重的幻觉。这次有人告诉她建立另一个丹维尔。一年后，她和安息日会的会员们在密歇根的一个小城外买下一片7英亩 的农场，开办了自己的保健中心。

中心的规章很严格：言行举止要端庄，禁止下棋，多吃燕麦片布丁，多参加宗教活动，采用冷水疗法，饮食上忌烟禁茶。中心开业不久就遇到了经济困难。会员们想找一个新主管。最后他们选择了一个同住在这个密歇根小城的年轻人，此人14岁就开始为安息日会的印刷社排字。教会的长老们资助他学完了纽约贝尔维尤医学院的课程。1875年毕业后，他接手了当时名为“美西健康改良研究所”的保健中心。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研究所更名为“医疗与外科疗养院”。这位新主管在广告宣传方面很有眼光。经常见他一身白衣，好像从不睡觉，肩膀上常蹲着一只鹦鹉。他鼓励吃素，还创立了“古稀俱乐部”（取“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之意）。1914年，他又创立种族改善基金会。他在疗养院开设护理课、体育课和家政课，为病人提供病房服务，设健身房，餐厅里布置弦乐队演奏，在院内的草坪上举办轮椅病友联谊会。

不过，饮食上还有一个问题令他烦恼——“半熟的玉米糊糊作早餐，容易引起消化不良”。为此，他在疗养院的厨房里做起了实验。1894年的一天，他把玉米蒸煮成糊，用两只磙子合在一起辗轧成片，再从磙子上将玉米片刮下来，焙干焙脆。1895年3月他在安息日会大会上展示了他的发明，从此改变了安息日会信徒们的生活，继而也改变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养生馆位于密歇根小城拜特尔-克里克，新主管名叫凯洛格（John H.Kellogg），他的发明叫“脆玉米片”。

[1] PB（拍字节）即10 ¹⁵ 字节，相当于1000倍的太字节（TB），100万倍的吉字节（GB）。——译者 qbYT6Zs96EPmZ7YDKy8CsD73S0Rli5EYh1pcKFBSH7vudfPgp6I0Yrr7LnNTEK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