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东北部边境上,曾有一个名叫柯尼斯堡的小镇,这个小镇似乎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拜伦(George Byron)著作里,主人公唐璜(Don Juan)曾经从俄罗斯一路出发,路过柯尼斯堡,书中这样描述这个小镇:“从波兰穿过普鲁士本部,顺道瞻仰了它的首府柯尼斯堡。那儿出产铜、铁、铅,除此,唯一可以引以为豪的是伟大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教授。”柯尼斯堡名字的意思是国王之山,这个小镇没有国王,但是康德是哲学界的国王,小镇因康德而闻名。不过,对当时小镇上的人们来说,康德先生的特殊之处,不是他的哲学思想,而是他堪比时钟的作息。
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初,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生活在柯尼斯堡。康德认为纯粹理性至上,认为解决知识问题无须凭借个人经验。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但他囿于此却晓宇宙、知天下。康德一生中前期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发表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其中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后来他主要研究哲学,撰写了一系列涉及领域广阔、有独创性的伟大著作,其中“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出版标志着康德哲学体系的完成。康德被认为是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影响全世界。
柯尼斯堡景色,前方左下角小楼为康德的住所
康德的家装修简单,四壁刷白,连墙纸也没有。他几乎没有购买过艺术品,墙上除了会客室的一面镜子,就只有对他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的画像。除此之外,只有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个小长沙发。
康德的生活极有规律,每件事情都有固定的时间安排,有条不紊。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仆人兰培(Martin Lampe)会在5点准时叫醒他,叫醒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喊一声“时间到”。但在不同人写的传记里,也有说康德要求仆人一定要坚持把他叫醒,防止睡过头。这个仆人是个普鲁士军队的退伍士兵,跟了他40年。起床后,康德先生花一个小时喝茶,抽一管烟斗,冥想。在6点后至7点这段时间里,他在家准备上课用的演讲稿。上午7点至11点,他在家中给学生讲课。讲课之后在家著书立说,直到下午1点。下午1点开始是康德先生的午餐时间,他一天只吃这么一顿饭,通常和朋友一起用餐。康德在家里不做饭,都是在餐馆吃饭,直到1783年买了新房子,才有专门的女厨给他做饭。
每天坚持早起并非出于康德先生的本意。18世纪70年代,他在柯尼斯堡大学的教学任务比较重,每天必须7点开始讲课。他自己说:“在1770年,我因为升任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教授,必须每天在7点开始讲课。我雇了一个仆人来叫醒我。”在此之前,康德先生从未在8点前起过床。因此,康德是在40岁后才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并持之以恒,像“时钟”那样准确。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康德如此,他有个叫格林(Joseph Green)的朋友,是个英国商人,也是一个恪守时间的人,两人经常一起在下午散步。他曾经这样形容自己:“我起床不是因为已经睡够了,而是因为时钟敲了12响。我上床睡觉不是因为累了,而是因为10点钟到了。”
康德身体羸弱,从幼年起就患有一种精神性疾病(康德自称为多疑症),这种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频繁地折磨他。年轻时,康德并不那么守时,夜晚偶尔也会去酒吧喝酒、打台球或者打牌,有时会喝得迷迷糊糊,找不到回家的路。在40岁之后,出于工作和健康两方面的原因,他下定决心开始过规律的生活。据说康德养成守时的习惯也有格林的功劳。有一次,两人约好次日早晨8点乘格林马车去城外旅行,差15分钟到8点的时候,格林已准备停当。离8点还差5分钟的时候,格林驾驶马车飞奔而去,在一座桥上看见气喘吁吁赶来的康德,竟然不顾康德大声呼喊,扬长而去。这件事给了康德深刻教训,自此变得非常守时。
康德
每天午饭后是康德雷打不动的散步时间。当地的居民都知道,康德先生每天出门散步的时间非常准,都是在下午3:30[康德散步的时间有不同说法,海涅(Heinrich Heine)等人的说法为下午3:30,而其他一些康德传记中的说法为下午4:00],每次散步一小时,总是沿着市中心长有菩提树的普凌策辛街走到腓特烈堡要塞。他散步的路线不变,时间不变,精准如同一部机器。他穿着灰大衣,带着一根西班牙手杖,每天散步时总要在这条路上往返8次,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当天气不好快要下雨时,他的仆人兰培会拿着一把大伞跟在他身后,面带焦虑地侍候他。
康德先生胸脯塌陷,瘦小的身架撑不起宽松的大衣,因此他常抱怨大衣漏风,但每天的散步坚持不辍。散步归来后,已是傍晚,是他开始阅读和写作的时间。一天当中,所有这些事情的时间都是固定不变的。
为了不让身体过于劳累,他依照自己制订的作息表规律地生活,几十年睡眠时间固定不变,甚至连卧床和盖被子的方式都是固定的。在路上散步时,如果有熟悉的路人陪他,他会不开心,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话他会不得不加快步伐,这样运动量就会增加,导致出汗,而他古怪地认为出汗有害健康。他在家里偶尔也会锻炼,反复地把手绢仍到远处的椅子上,以此作为运动。尽管他身体羸弱,但令人称奇的是他从不生病,除了他一个医生朋友开的一些药丸外,他什么药也不吃。
当地居民并不理解康德的高深思想,但是康德规律性的存在仍然对他们的生活有帮助:每天下午同样的时刻,面孔和善、身材瘦小的康德先生就会穿着宽大风衣出现在他们家旁的街道上,他们会根据康德先生每天出来散步的时间来校对家里的钟表。正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记述的那样,康德先生的生活像机械那样规律、有条理。海涅说:“我不认为当地天主教堂楼顶的大钟比当地的居民康德更为冷静而准时。”
钟表也有失灵的时候。据英国文学家毛姆(William Maugham)在《康德其人》中的记述,康德忘记去散步的一段时间是在1762年,康德得到卢梭的著作《爱弥儿》后,为之深深吸引,手不释卷,忘记时间,三天没出门。据说当地居民很恐慌,恐慌不是因为哲学的缺席,而是因为康德不出现,他们无法校对家里的钟表。
那么,究竟是教堂的时间更准确还是康德先生的生活规律更准确呢?康德先生能够每天准时地生活、工作,应该也是按照钟表的时间。为了保证家里钟表走时准确,他也会抬头按照教堂的大钟进行对时,因为教堂里的大钟在机械方面的准确性会比家庭里的钟表更高。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他们则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直接根据教堂的大钟来确定时间,另一种选择是根据康德先生出来散步的时间。既然康德先生是按钟表的时间出来散步,那么当地居民如果根据康德先生的散步来确定时间,他们实际上也是间接地遵循教堂大钟的时间。
康德先生每天的生活虽然按部就班,按照钟表时间出来散步,但毕竟不是机器,难免相差几分几秒。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像今天那么忙碌,差个几分几秒不会有大的影响。因此,可以想见,对当地居民来说,与其每天仰头看着教堂大钟校准时间,还不如根据康德先生这架活的钟表来校对钟表更为有趣。
钟表有零件老化的时候。随着光阴逝去,1790年以后,伟大的哲学家也难以抵挡岁月的磨蚀,身体逐渐衰老。康德曾经的助手雅赫曼(Reinhold Jach mann)居住在外地,一年里只到柯尼斯堡几次,与康德身边的熟人相比,他更能觉察到康德的衰老。他在1804年写道:“我在8年前就发现他有了一些改变,虽然在某些日子里,他的身体状况特别好,心智能力与从前相仿。但这段时间以来,他的衰老已经很明显。”1796—1797年上学期,柯尼斯堡评议会的记录上写着:“哲学系逻辑与形而上学正教授伊曼努尔·康德说:我因年事已高和微恙而不克开课讲授。”1797年下学期的记录是别人代他写的:“因年老体衰而无法开课。”到了1797年,康德仍有著述,但由于精力和体力都已不济,多是整理旧作,很少去探索新的领域了。
由于身体日渐衰弱,从1798年开始,康德散步的时间逐渐缩短,虽然他仍在早上5点起床,但就寝的时间却提前了。有一次他在散步时摔倒,一个陌生女子扶起了他,他手里刚好有一朵玫瑰,就送给了这位女士。这次以后他就不再自己出来散步了。1803年10月8日,他妹妹扶着他散步时,他突然昏倒,摔倒在地,此后身体更是每况愈下。1804年2月12日上午11点,康德的生命之钟停摆了,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
康德个头不高,只有5英尺2英寸(1.57米)。有人形容瘦小的康德是“伟大的小人物”。康德母亲曾记录:“1724年4月22日星期六凌晨5点,我的儿子伊曼努尔降生,并于23日接受了神圣的洗礼。”由于出生时非常瘦弱,母亲从他一出生就担心他活不下去。但是,足以令她欣慰的是,康德走过了差不多80年的漫漫人生路,在那个时代是高寿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医生胡费兰(Christoph Wilhelum Hufeland,1762—1836)曾于1797年出版了著名的《延长生命的艺术》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表达了很多生理节律的概念,认为人体的各种节律是地球自转24小时周期的反映,而不少疾病都与节律出现问题有关。胡费兰在此书中反复强调节律和睡眠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指出人的生理状态在一天中不断变化,可以看成一生的缩影:早晨相当于青年时代,精力充沛;中午相当于成年;夜晚筋疲力尽,相当于老年。胡费兰在这本书里提到,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创始人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像康德一样每天早睡早起,生活很有规律,也很长寿,活到了88岁的高龄。
这本书在德国很畅销,康德也为此书的出版而非常欣喜,那时康德已是73岁的古稀老人。他可能也是因为对生理节律的重要性有所认识所以才恪守机械一般的规律生活,这可能也是他虽然身体羸弱却高寿的一个原因。
康德当年散步的这条路也被称为“哲学家小路”(Philosopher’s Path),柯尼斯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归苏联所有(现属俄罗斯),并更名为加里宁格勒。在天堂里,或许也有一条小路,康德先生每天穿着宽大的风衣准时地在小路上沉思、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