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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们将按事物的根据对各种观点进行分类——直至这种做法成为一种习惯。对于我们遇到的每一种说法，我们都会问：“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们为什么相信它？这种说法是以什么为‘根据’的？”我们很有可能会惊奇地发现，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大量的有必要将其归类为毫无根据的说法。这些说法仅仅是基于传统或某人毫无根据的断言…
或许最初我们仅仅是因为别人的“建议”而接受了一种观点，而且从此以后我们继续坚持这种观点。现在这种观点已成为我们固定的思维习惯之一。或许某人于某时某地告诉我们某一件事，我们便毫无疑问地接受并相信了。这也许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婴幼儿时期——那时候我们对所告知的事物提出质疑的能力尚未形成。我们的许多根深蒂固的信念都是那时确立的；现在成年了，我们发现甚至连对这些信念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都很难。在我们看来，这些信念“显然”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将最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和长老会信徒在婴儿时期予以交换，让他们在相反的家庭环境以及其他相反的影响因素下长大，我们会对其结果毫无疑问。根据我们的心理学知识可以得出结论，两人长大后会持有与现在恰好相反的信仰…并且每个人都将会像确信自己现在的观点是正确无疑的一样——去相信对方的信仰的正确性。当然，宗教信仰以外的许多其他观点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在一个认为一夫多妻制、割取敌人头颅作为战利品、杀害婴儿、格斗或者武力决斗是正常和自然的社会中长大，那么我们长大后就会认为这些做法“明显”是自然的、完全符合道德规范的，也是很正常的。如果一个英国婴儿被一个德国家庭收养并抚养长大，并且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英国人，那么他的所有思想感情与观点就会是“德国式”的而不是“英国式”的。我们的许多观点——我们的许多最根深蒂固的基本信念——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些观点中被“抚养长大”的结果。
当然，当我们不再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继续仅仅根据建议采纳新观点。我们在一生中都会或多或少无意识地继续这样做：这里仅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如报刊的巨大影响和巧妙的广告效应。严格来说，许多诸如此类的流传的观点根本不是思想，只不过是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这些想法只不过是偶然获得，并不加思索地据为己有。多数人在大多时候仅仅是鹦鹉学舌罢了。但是我们长大后，往往只接受那些与自己已有观点相一致的新观点，所有与其相矛盾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
那些仅仅因为“每个人都这么说”而接受的观点必须也归于此类。这种信条可能并非属于某个特定的个人：可能是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教条性的观点，可能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或者几千年了。它可能已经成为一部分人或某个种族传统观念的一部分。这样说来，它是我们从过去某一历史阶段继承下来的社会遗产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应当完全面对这一事实，即那些仅仅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观点一定是源于人类的认识能力远不如当今的某个时期。因此，说一种观点“由来已久”而去接受它是靠不住的。
当遇到某些看似“显然”正确的观点时，我们尤其需要小心。
当我们发现自己持有一种观点，并且认为对它的任何质疑都是荒谬的、没有必要的、不合适的或者邪恶的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观点是非理性的。
当我们想说任何普遍真理都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对其提出质疑都很荒谬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充满了这种“显而易见的真理”在受到人类不断增长的知识与理性的检验时被推翻的例子。例如，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认为奴隶制是很自然的、合理的、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更显而易见和不容置疑的观点了。某些人种“显然”是“天生的奴隶”。那时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是不可能的。
再者，两千多年来人们“不可能想象到”行星运行轨迹除了圆形还有其他形状。圆形“显然”是完美的图形；因此，认为行星按照正圆的轨迹运行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们经过长期斗争推翻了这一臆断，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以前人们“显然”认为心脏——而不是大脑——是意识的器官。对当今的大多数人来说，同样很“显然”我们是用大脑思考。很多现代人难以相信人们曾经有过另一种想法。然而——人们的确这样想过。
地球一定是平的，这在以前看来是显而易见且不言而喻的，其他任何可能性的提出都将会——实际上曾经——被认为是开玩笑。
一个重物体的下落速度一定比轻物体的下落速度快，两千年这种观点一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假设或教条性的观点已作为“显而易见”的事实而被普遍接受，一旦面临挑战，人们就会引用亚里士多德的教条来加以支持。在伽利略证明事实与之完全相反之前，没有哪个观点看起来比这个观点更不可能或更毋庸置疑。
所有那些被盲目地、不加质疑地仅靠假设或教条的判断而接受的观点都需要人们这样坦率地正确认识它们。人类思想的进步看来主要在于摒弃这些想法。
人们坚持其他观点还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现代心理学使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们接受并坚持某些观点的原因——或者部分原因是——这样做可以让我们“获益”。不过，这样的人大概是世上最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人。的确，如果有人告诉他熟悉现代心理学的人能够很容易看出这一点，他可能会非常愤怒。如果将所有的观点——甚至是政治观点——都归咎于自身利益，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否认自身利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同样也是错误的。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自身利益”首先应当被理解为一个人谋生与获取财富的方式。然而，我们可以将这个词的意思引申到包括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同事中的声望，以及他所重视的来自他人的尊重与友好的关注。“自身利益”还包括一个人在事业中的利益，以及作为某个运动或机构、某个宗教团体或其他社会团体的领导者之一——或者是至少作为一位受重视的支持者——所享有的名望的关注。有许多人无意识地被迫坚持某种观点，因为他是某个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如果他摒弃那个观点，就会发现自己成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从广义上来说，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幸福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是否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就可能会失去一切，包括物质的或其他方面的利益时——我们就应当怀疑任何这样的观点了。
另外一种有些类似的情况是出于要证明自己的性格、立场或行为的欲望——也许当事人不承认这一点——而接受某一观点。懦夫能够很容易接纳一种似乎可以为懦弱辩护的哲学——当然，他不会称其为“懦弱”！懒惰而又笨拙的人会接受一套证明“葡萄是酸的”的观点，聊以自慰——而“葡萄”是那些更加精明能干的人获取的奖赏。
许多毫无根据的观点是因为情感联想而为人所坚持。思维与记忆相关——不管这些记忆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这些记忆涉及某些特定的持相同观点的人，人们发现，许多在童年时代对父亲怀有敌意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对父亲曾表达过的任何看法都有成见。相反地，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亲、母亲、老师或其他任何一个在他的童年生活中有重要作用的人怀有美好的记忆，他则会有与他们一致的观点。
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在成年人的生活里，一场大吵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对一个人怀有敌意往往会导致对其观点的敌对；怨恨一个人也往往会延伸到他所坚持的观点上。对于那些我们妒忌或者是怨恨的人，轻视或攻击他们的观点时，我们会获得多么强烈的满足感啊！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某个人的友好情感无疑会使我们更容易接受他的观点。
另外，其他一些观点取决于我们最好称之为时尚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赞赏某些作家、诗人或作曲家仅仅取决于时尚。不过，时尚的影响力比这广泛得多：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思想领域都能发现时尚的踪迹。我们往往强烈地希望自己与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感受，相信同样的观点。也许并不是所有其他人，而只是那些与我们属于同一类型的人。
但是，一般说来，一生当中我们不会随时尚的每次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情感和观点。我们的思想迟早有一天会固化。许多人持有自己今天的观点——是因为那些观点恰好在10年、20年、30年、40年或50年前曾经流行过。
一旦某个观点被人所接受，不论为什么会被接受，往往都会继续坚持下去。每当我们按照某种特定的思维模式来思考时，这一模式都会更加容易地使我们以同样方式思考。完全可以将其称之为思维“习惯”。“思路”变得非常陈旧，神经中枢的模式由于不断使用而变得相互连接起来，以至于神经流实际上找到了一条没有阻力的路线，于是几乎总是走相同的线路。
我们都认识那种总能讲述一连串趣闻轶事的人。我们也认识那种一旦收到“暗示”就用几乎相同的语句来表达某些陈腐观点和看法的人。我们都认识一些大脑工作起来像留声机一样的男人和女人。让他们播放有关过去美好日子的“录音”，有关禁酒时期的“录音”，有关罪恶的资本家们的“录音”，有关懒散而目光短浅的工人们的“录音”，有关衰落的国家的“录音”，有关摩登女郎的“录音”，或是有关某个冗长乏味的陈年琐事的录音，我对他说，他又对我说，我说…他说…然后我又直接告诉他…！我们只需要打开他的开关——地球上任何事情都阻止不了他——直到“录音”全部放完！
任何的观点与信念都是如此，在持有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说，由于不断使用已经深深烙在了人们的头脑中，以致现在几乎无法改变。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断吸收新思想，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并重新“做出决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不能够接受任何不符合我们已有思维方式的新观点。因此，用詹姆斯的术语来说，我们变成了“老顽固”。有时候，在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模式就确立了。在很少情况下，人的思维模式是开放的，可以改变的，一直到老。一个人可能会在17岁或者是70岁变成“老顽固”。“我几乎不敢这样说（詹姆斯说），但我相信大多数人的顽固思想在25岁时就开始了。”
然而，全面考虑了所有这些决定观点形成的非理性因素之后，仍然——并非在所有人的思想中，也不是在多数人的思想中，而是在一些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发现事实真相的欲望，以一种清晰理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不惜任何代价去获取真理，不管结果如何！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渴望这样做的人们。
50年前，当我还是个15岁孩子的时候，我住在密西西比河畔密苏里州的一个村庄里当帮工。那时我结识了一位朋友，和他的交往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因为母亲禁止我和他来往。他是一位快乐、做事鲁莽、喜欢嘲讽并且讨人喜欢的黑人小伙子——一个奴隶——他每天坐在主人的木料堆上布道传教，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他模仿着村里几位牧师的布道风格，并且模仿得很像，充满激情与活力。在我看来，他是个奇人。我觉得他是全美国最伟大的演说家，将来总有一天会出名。但是这事儿并没有发生；在分配收益时他被忽视了。这个世道就是如此。
他不时地中断布道，锯着一根木头。但锯木头只是一个幌子——他在用嘴巴锯木头，确切地说，他是在用嘴巴模仿木锯在木头中来回移动时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但这也起了作用，免得主人跑出来看看活儿干得怎么样了。我透过房后一间柴房敞着的窗户听了他的布道。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如果你告诉我一个人从玉米饼里得到了什么，我就能告诉你他的观点是什么。”
我永远都忘不了这句话。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通过我的母亲留下的，不是留在记忆中，而是在其他地方。当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布道时，没有留神母亲已悄悄地走到了我的身边。这位黑人哲学家认为，一个人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并且不能够发表影响他的生计的观点。如果想要富裕起来，他必须与大多数人结交；在像政治和宗教这些大事情上面，他必须和大多数邻居持有相同的观点和感受，否则他就会在社会地位和生意发展上吃亏。他必须把自己限制在从众观点的范围内——至少表面上是这个样子。他的观点必须从别人那里得到；他一定不能自己推理得出任何观点；他绝不能有第一手观点。
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杰里是对的，但我觉得他说得还不够深刻。
他的观点是，一个人要经过深思熟虑有意图地和当地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一致。
这样的事情确实会发生，但我觉得它不构成规律。
他认为，第一手的观点是存在的，这些观点有独创性，是人们在通过对相关事实进行研究分析，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关紧陪审团议事室大门，不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经过冷静思考而得出的。这种观点可能会产生于某个地方、某个时间或其他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在人们能够抓住他，把它装好放到博物馆之前，这种观点早就跑掉了。
我相信，对于服装、礼仪、文学、政治、宗教，以及其他任何能够引起我们注意和兴趣的东西，有一个通过冷静思考而得出的独到见解是非常罕见的——即使它确实存在过。
一种新款服装出现了——例如，那种有裙撑的裙子——过路人都惊愕了，无礼的人还会哈哈大笑。六个月后，每个人都接受了，这种时装站稳了脚跟；现在每个人都赞美它，没有人再去嘲笑它。以前公众舆论讨厌它，现在又接受它，并且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为什么呢？这种讨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这种接受是经过分析的吗？不是。只是人们从众的本能在起作用罢了。从众是我们的本性，是一种没有多少人能够抵抗得住的力量。它来源于何处呢？它来源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自我认同的需要。我们都不得不屈从于这种本能，没有人例外。甚至连自始至终都拒绝穿那种有裙撑的裙子的妇女也受这个法则的支配，成为了它的奴隶。她不穿这种裙子就不会得到自我认同，但她必须自我认同，控制不住要认同：但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自我认同只是来源于一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即他人的认同。一位重要的人物可以推荐任何一种新颖的服装款式，众人马上就会接受它开始这么穿，首先是受自然本能的驱使而被动地屈服于某种模糊的被认为是权威的东西，其次是受到与大多数人一致并得到他们认同的本能的驱使。如果是一位女王推荐这种有裙撑的裙子，结果就不用说了。如果是无名小卒推荐一种女士灯笼裤，结果也会可想而知。如果夏娃再次来到人间，凭借她的盛名重新引入她奇特的穿着风格——那么，我们知道结果会怎样。尽管我们会感到非常尴尬，至少一开始会是这样。有裙撑的裙子流行了一段时间就消失了。没有人分析为什么。一个女人放弃了这种样式，她的邻居注意到了，就跟着她学，这又影响了下一位女人，就这样继续下去。现在，这种裙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和为何消失的，也没有人关心这件事。逐渐地它会再次流行，过一段时间再次过时。
25年前在英国的宴会上，每一位用餐者的餐碟旁边都分类摆放着六只或八只酒杯，每一个杯子都会用到，没有一个是闲置不用的；而当今，给每位客人只摆放三四只酒杯，一般客人出于节约只用其中的两只。我们还没有接受这种新的潮流，但不久我们也会这么做。我们对此不会加以思考，只需照做，顺其自然就行了。我们从外部影响中获得观念、习惯与观点，根本不必仔细研究它们。
我们的餐桌礼仪、交际礼仪和街头礼仪都在不停地发生改变，但是这些变化不是分析思考出来的，我们只是注意到然后顺从而已。我们是外部影响的产物，通常我们不思考，只是模仿。我们无法发明出长期有效的标准，我们误认为标准的只不过是时尚潮流而已，是很容易消失的。我们可能会继续尊崇这些时尚，但是我们不再跟随它们。我们在文学中可以注意到这一点。莎士比亚是一个标准，50年前，我们常常写我们自己都区分不开的一些悲剧——与其他人的作品区分不开，但现在不再写了。75年前散文的标准是辞藻华丽、行文冗赘。某些权威人士朝着紧凑简洁的风格修改了这种标准，然后人们纷纷效仿，毫无异议。历史小说突然出现，一时风靡全国。每个人都写一部，真是皆大欢喜。其实我们从前就有历史小说，只是没有人读，我们其他人只是不加分析地照着做。我们现在正以另外一种方式顺从着，就因为它是每个人的另外一件事。
外界的影响总是不断向我们涌来，而我们总是不断地遵守其指令，接受其裁定。史密斯一家喜欢一部新戏剧，琼斯一家也去看这部戏，并且效仿史密斯家的评价。在道德、宗教、政治等方面我们都追随周围的影响和风气，几乎是完全地照搬，没有研究，没有思考。首先，在生命中的每时每刻，一个人都必须要有自我认同——即使是对刚刚做出的自我认同的行为感到后悔以便重新得到自我认同，但是，一般说来，一个人对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自我认同来源于他周围各种各样的人的认同，而不是源于个人对那个问题进行的仔细探查。伊斯兰教徒之所以是伊斯兰教徒，是因为他们出生并成长在伊斯兰教这样一个环境中，而不是因为他们经过了仔细思考，能够给出做伊斯兰教徒的合理理由。我们清楚为什么天主教徒是天主教徒，为什么长老会教友是长老会教友，为什么浸礼会教友是浸礼会教友，为什么摩门教徒是摩门教徒，为什么小偷是小偷，为什么君主主义者会是君主主义者，为什么共和党人是共和党人，为什么民主党人是民主党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交流和同感的问题，而不是思考和探查的问题。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不是从他跟别人的交流与同感中得到他对道德、政治或宗教的看法的。一般地说，那些只是“玉米饼式”的从众观点。一般说来，从众代表着自我认同。自我认同主要是从别人的认同中得到，结果就是从众。有时候这种从众心理源于一种卑鄙的商业利益生存——物质利益——但不是大多数情况。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从众是无意识、不加思考的。源于人类天生的与同伴友好相处并得到他们令人振奋的认同和赞扬的一种渴望——这种渴望是如此强烈、持久，以至于无法有效抗拒，最终一定会得到实施。
政治上的紧急情况充分地暴露出从众观点的两个主要类型——经济利益型，起源于自身的利益；更多的人属于感情用事型——这一类型无法忍受为社会所不容，无法忍受被人冷落，无法忍受别人的忽视和怠慢，他们想与朋友友好相处，想得到别人的笑脸相迎，想受到欢迎，想听到别人宝贵的赞扬声：“他做得非常正确！”说这话的可能是个笨蛋，而且是一个地位高的笨蛋，他的赞许对于一个小笨蛋来说犹如黄金与钻石，而且给笨蛋们带来了荣耀、名誉、幸福以及会员资格。为了这些庸俗的东西，很多人将他们一生坚守的原则连同他们的良知一起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事情发生，这样的例子有数以百万计。
人们认为他们在思考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们是在思考；但他们是与其党派一起思考，而不是独立地思考；他们只阅读自己党派的文献资料，而不阅读另一党派的；他们确立了自己的信念，但这些信念都是从对当前问题片面的认识中得出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他们与自己的党派一起行动，一起感受，他们从自己党派的认可中得到幸福快乐他们的政党到达哪里，他们就会跟随到哪，不管是为了正义还是荣誉，是通过血腥肮脏的方式还是扭曲破碎的道德模式。
在我们最近的调查中发现，半数的国民深信金钱可以解决问题，而另一半国民则深信金钱会导致毁灭。你相信任何一方中有10%的人对该问题的看法有理性的理论根据吗？我深入彻底地研究过这个重大的问题——但没有得到什么结论。有一半的国民情绪高涨地认为应提高关税，另一半的人则不这么认为。这是研究分析的结果，还是仅仅是感觉？我认为是后者。我也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停止过感觉，并将其误认为是思考。从中我们得到一个自认为非常有用的集合体，它就是“公众舆论”。人们对它怀有敬意。它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有人认为它是“上帝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