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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
给你们讲讲我刚当老师时候的一次失败经历吧。那是1940年的1月，我从研究生院毕业不久，在堪萨斯城大学开始第一学期的教学工作。一个瘦高，长得就像顶上有毛的豆角架一样的男学生走进我的课堂，坐下，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看着我，好像在说：“好吧，教我一些东西。”两周后我们开始学习《哈姆雷特》。三周后他双手叉腰走进我的办公室，“看，”他说，“我来这是学习当药剂师的。我为什么必须读这个？”由于没有随身带着自己的书，他就指着桌子上放着的我的那本。
虽然我是位新老师，我本来可以告诉这个家伙许多事情的。我本来可以指出，他考入的不是制药技工培训学校而是大学，而且他在毕业时，应该得到一张写有理学学士而不是“合格的磨药工”的学位证书。这证书会证明他专修过药剂学，但它还能进一步证明他曾经接触过一些人类发展史上产生的思想。换句话说，他上的不是技能培训学校而是大学，在大学里学生既要得到培训又要接受教育。
我本来可以把这些话都告诉他，但是很明显，他不会待很长时间，说了也没用。
但是，由于我当时很年轻而且责任感也很强，我尽量把我的意思这样表达出来：“在你的余生中，”我说，“平均每天24小时左右。谈恋爱时，你会觉得它有点短；失恋时，你会觉得它有点长。但平均每天24小时会保持不变。在其余的大约8个小时的时间里，你会处于睡眠状态。
“然后在每个工作日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希望你会忙于一些有用的事情。假设你毕业于一所药科大学——或工程大学，法学院，或者其他什么大学——在那8个小时时间里，你将用到你的专业技能。作为一个药剂师，你要确保氯化物没有和阿斯匹林混在一起；作为一个工程师，你要确保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作为一个律师，你要保证你的当事人没有因为你的无能而被处以电刑。这些都是有用的工作，它们涉及到的技能每个人都必须尊重，而且它们都能给你带来基本的满足。无论你还干些什么，这些技能都很可能是你养家糊口的本领。它们会给你带来收入；但愿你的收入总能够用。”
“但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剩下的8小时你做什么呢？比如说你可以回家，和你的家人待在一起。你所供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孩子们在家里能接触到一点还算是精辟的思想吗？你主持的家庭中有民主气息吗？家里有书吗？有那种一般敏感的人看了不会发怵的画吗？孩子们会听到巴赫的音乐吗？”
这差不多就是我所说的，但这个讨厌鬼不感兴趣。“看，”他说，“你们教授用你们的方法培养孩子；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抚养我自己的孩子。我呀，我会尽一切努力挣钱的。”
“我希望你能赚很多，”我告诉他，“因为你在开支票的余暇会愁没事干的。”
14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在教书，在此我要告诉你们，大学的职责并不只是在于培训你，它还要使你接触人类思想的精髓。如果你没时间看莎士比亚的作品，没时间看哲学入门，没时间欣赏艺术的存续，也没时间学习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人类发展的课程——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呆在大学里了。你正在变为那种新型的机械化的野蛮人，那种装有按钮的尼安德特人。我们大学的毕业生里不可避免有不少这样的行尸走肉；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上过大学，只能说大学曾存在于他们的生活——却没能留下任何痕迹。
没有外界的帮助，谁也不会成长为一个文明人。要想成为一个文明人，必须获取文明社会所需的知识和文化，而人生苦短，不足以获取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所有宝贵财产。
比如说你想成为一个物理学家。你走过，比方说，麻省理工学院的宏伟的石头大厅，那里的石头上刻着科学家的名字。很可能将来，你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可以把名字留在那些石头上，如果有的话也是极少数。但是只要你们原来上高中物理课的时候不是从头睡到尾，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了解的物理学知识都要比许多那些历史上的伟大的学者多。你知道的多是因为他们将他们知道的传给了你，你可以从他们已了解的知识上起步。
人类的技术发展是如此，人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是如此。这些技术和精神的大部分资料都储存在书中。书籍是人类独有的成就。你读完了一本书，你就丰富了你的人生经历。阅读荷马的作品，那么你的头脑里就有了荷马的思想。通过读书你起码能获得一些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的思想和经历——名单是列不完的。因为一本好书必然是一份礼物；它为你呈现你没时间去亲自体验的生活，带你进入一个你在现实生活中没时间去亲自游览的世界。从本质上说，一个文明的人应该知道许多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世界。如果你太过匆忙，或是对自己的无知洋洋得意，以至于不能把一些亚里士多德，乔叟或爱因斯坦的思想当作你的品质的一件礼物来接受，那么你既不是一个先进的人，也不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有用公民。
我记得拉罗什富科说过，大多数人如果没有读过关于爱情方面的书，他们就不会恋爱；他可能还说过如果没有读过有关人类的书，就没有一个人能成为真正的人。
当我说到只有当大学使你们，无论作为专业人才还是普通人，接触到那些你们的头脑应该有的那些人类的思想，它才有存在的意义，才有真正的办学目的的时候，我敢肯定我在替文学院的教职员工，也在替专门学校的教职员工说话。教职员工们的存在就暗示了这一点：在努力使我们自己成为某种人类经验的宝库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也得到了很多书籍的帮助。我们教师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努力使你们能够获得那些专门知识。
Text B
她身高不过5英尺上下，体重可能从来不超过110磅，但贝西小姐在教室里形象极其高大。她是个厉害女人，只有她能逼得我去读《贝奥武甫》，而且有那么几天，我还真傻乎乎地觉得自己挺喜欢这首史诗。从1938年到1942年，我在田纳西州麦克敏维尔的伯纳德高中上学，她教我英语、历史、公民学，还有许多当时我未能领悟的东西。
我无法忘记她劝诫我读《贝奥武甫》的那一天。
我向她抱怨：“贝西老师，我对这本书根本不感兴趣。”
“小子”，她说，“你怎么能用ain’t这个词和我说话，我已经教给你们该怎么说了。”
贝西老师，我辩解道，“在足球队里，如果我用itisn’t和they aren’t，队友们会笑话我，把我赶出球队的”。
“孩子，”她回答说，“你参加足球队是因为你有勇气。但是你知道什么真正需要勇气吗？不愿意降低标准来迎合大众的要求。等所有的足球赛结束后，还能够说五十年之后你要有所成就是需要勇气的。”
从那以后，我开始用it isn’t和theyaren’t这样的字眼，我在球队的表现一如既往，在班里名列前茅，也还是得到伙伴们的尊重。
在44年非凡的教书生涯中，泰勒·格温夫人教过数以百计的贫困黑人青年，其中有我母亲、弟弟、几个姐妹和我。现在想起她，我仍然充满了感激和爱戴，尤其是在这个年代，美国人非常担心公共教育日益平庸，很难找到有能力、有爱心的老师。贝西老师是一位博学、敬业的老师，她是孩子们的福分，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
1895年她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在阿拉巴马州的阿森斯长大。那儿没有供黑人上学的公立学校。她上的是三一学校，一家由美国传教士协会为黑人创办的私立学校。她于l911年毕业于纳什维尔菲斯克大学的师范学校。但从未听她提起过在阿森斯的生活，直到后来她去世前的几个月，她才透露她从未上过菲斯克大学因为那时她支付不起四年的学费。
在师范学校里，她学了莎士比亚的很多作品，更重要的是她了解了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一个正竭力摆脱奴役的民族。有一次她说，“孩子，你记到脑中的知识是永远不会被三K党、国会或任何人抹去的。”
贝西老师高尚的行为让每一位认识她的人觉得她是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在她的课上从来不会出现纪律问题。我们不敢在一个知道黑斯廷斯战役、大宪章和美国人权法案还会弹钢琴的老师的课上捣乱。
这位外表赢弱的女士不仅能够理解莎士比亚、弥尔顿、伏尔泰的作品，还能把布·T·华盛顿和杜波依斯讲得栩栩如生。她认为认识那些拿国家薪水、制定公共政策的官员很重要，于是就让我们记住最高法院和总统内阁里的每一个人的名字。贝西老师会说，“站起来，告诉大家谁是弗朗西丝·珀金斯，你怎么看她？”这时如果没有事先做好准备会非常尴尬。
贝西老师知道在大萧条时期，像很多其他的家庭一样，我们家没有钱订报纸，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有。她仍然敦促我到外面寻找未来，想办法跟上世界上最新发生的情况。因此我成了查塔努加时报的报童。虽然我一周连一美元都挣不到，但是我每天都能读到报纸。
贝西老师注意到一些与功课无关，但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的东西。一次几个同学取笑我的破大衣。我离开学校时，她拍着我穿着旧大衣的背说，“卡尔，不要为你没有的东西焦虑，要充分使用你确实拥有的大脑。”
我没有的东西之一是小房子里没有电。这所房子是父亲用他一战时的津贴中的400美元建造的。但是由于贝西老师的鼓励，我会在煤油灯前读莎士比亚和其他一些有名作家的作品数小时。我们家还没有从高中毕业的人，因此我没有家族传统的压力非要读书。就像今天贫民区成千上万的孩子一样，我需要一位真正关心我的老师的督促和激励才能继续学下去。当贝西老师引导我沉浸在精彩的诗歌的海洋里时，这两样我都得到了。她让我相信我能像莎士比亚一样写十四行诗，能写出让亚历山大·蒲柏感到羞愧的诗文。
在那时候，麦克明维尔的学校都严格执行种族隔离政策，贫穷的黑人孩子想要学点东西太难了。我们的中学比以前那种小红房子的校舍大不了多少，图书馆惊人得小。可以说，如果两个人在里面，一个人想翻页的话，另一个必须出去才能腾出空间。
黑鬼是不允许进入镇图书馆的，那时别人是这么称呼我们的，除非是去打扫卫生。但是通过一种秘密渠道，贝西老师不断地从白人图书馆中弄出一些书来。这就是她让我知道勃朗特三姐妹、拜伦、柯勒律治、济慈和丁尼生的方法。贝西老师有一次告诉我：“不会读，就不会写；不会写，你可能就放弃梦想了。”
贝西老师让我读的书我都读了，让我记的我也尽力记住。即使45年过去了，我仍能记住她所信奉的真理，像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的《圣奥古斯丁的梯子》中的诗句：伟大人物所达到和保持的高度，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当伙伴们休息时，他们正拼命地劳作。多年之后，她对我的激励、督促、愤怒和劝告以及她的学习热情终于迎来了美好的一天，她给我写了一张便条，上面是：“读你在《田纳西人》上的专栏，我很为你骄傲。”
当我回到麦克明维尔到老年公寓看望贝西老师时，她已经是80岁高龄了。谈到这所老年公寓不分种族时，贝西老师非常自豪，她拿出两个酒杯，倒上一品脱的波旁酒。我顿时愣住了，因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如果老师喝酒的消息传出去是很不体面的，然而没有人说过贝西老师会喝酒。她向我举杯时，一种全新的平等的感觉涌了上来。她此刻的温柔和怜爱是我做学生时所不了解的。
她说：“我到现在还忘不了考试的那一天，波斯特·马丁伸出七根手指，很明显是在问你第七题的答案，’说出一种常见的运输工具’。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你看了看试卷，然后小声地哼起一小节’查特诺加噗噗’。我被逗乐了，没有惩罚你们俩。”
贝西老师是在告诉我什么时候都蒙不了她。
贝西老师1980年去世，享年85岁，很多她生前教过的学生都来为她哀悼。从她身上他们知道了一个好老师的标准，那就是爱和激励。她的智慧影响了好几代人。
她的一些学生原本注定要过贫穷的生活，后来却成为了医生、牙医和大学教授。受贝西老师的影响，还有很多人成了公立学校的老师。
对贝西老师及其授课方式的回忆比我在大学学到的任何知识都更有帮助，很多时候，当我在课堂上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我总是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贝西老师怎么处理？“我就会记起她是用笑声和爱护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格拉迪斯·伍德回忆道。她来自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是一位非常受人敬重的英语老师，已从教43年。
所有的孩子都不可能从家里获得一切必要的支持，而数百万贫穷的孩子从家里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因此，像贝西老师这样聪明、有知识、热心的老师对我国孩子的头脑和身心发展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