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言

一切伟人出现在时代的顶巅，适应历史的需要，作为广大群众的代表而战斗，而工作，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看来，完全是一种必然。但是，某一个特殊伟大人物，刚好在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出现，以其特有的精力、品格和行动影响历史，在史页上留下一抹异彩，却又是一种偶然。

中国在封建宗法社会没落过程中，在殖民地化过程中，在向新社会转变的艰苦途程中，必然产生适应民族解放需要的革命知识份子，并且必然从旧社会的游离份子中征发积极敢为、英睿正直的特出人物，充任民族民主革命的旗手和参谋；最近二十年来大批智识份子投奔革命前线，就是显明的实证。

然而，在这个历史蜕变过程中，一个从旧社会和仕宦家庭出身的智识份子，由于特有的遭际和修养，靠着出众的天才与努力，凭藉文艺工作和思想活动，在许多同代的文人学者倒退、落伍、升官、退隐的浊潮中，始终高举战旗，作为中国人民的卓拔精神代表而苦斗，而呐喊，在现代的中国文艺界中找不到第二个人，这就不能不惊叹鲁迅的特异和伟大了。

鲁迅不幸而出生在中国，使他的天才和工作不能发挥到可能达到的极境；但是，他又幸而生在中国，因为他自击到和参加了中国特有的民族剧变的巨大场面。

关于鲁迅，有着各式各样的比拟。最通行的一种是把他比作高尔基。此外，还有人把他比做果戈理、萧伯纳、伏尔泰。

“中国的高尔基”，这是对鲁迅一种极流行的尊称，是的，中国只有一个鲁迅，正像苏联只有一个高尔基一样。虽然鲁迅自己曾经很谦抑地说过他远不能跟高尔基相比，但我们总不能否认在这两个巨人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文化斗士和劳苦大众的亲密朋友，他们都是平民的现实主义艺术巨匠，他们都是由旧社会奋斗出来而成为旧社会的铁硬反对者，他们都各自领导一个大国的革命文艺运动，他们都以全力哺育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青年，他们都不是仅仅属于一个国家而是属于全世界的文豪。

可是，不能在这两个伟人中间画一个等号。高尔基跨过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俄罗斯，穿越十月革命，笔直的走入劳动大众主宰的社会主义世界。他很幸福地亲自接触到最多彩、最多变的历史风景，他的大半生的流浪生活使他能够积贮最丰富、最现实的创作题材，前辈（如珂罗连珂、契科夫等）的文艺指导和旧俄的写实主义艺术传统使他在创作生涯中获得了不少便利。因此，高尔基能够用大部分精力描绘他亲历的俄罗斯巨大转变的画卷（他的自叙传三部曲和巨著《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其他小说戏曲等，都是俄国社会动乱的真实史画），他的多产的创作生涯和他所处的特异的社会生活是联结得不可分开的。

但鲁迅是生长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是一个背负着吃人的封建社会僵尸的苦难国度，是一个饱受着异族欺凌和帝国主义践踏的愁惨国度，同时也是一个酝酿着叛乱、复仇和起义的革命国度。他不断在顽石般的旧社会残骸之下挣扎着，搏击着，不但要击退周遭吞噬人民大众的黑暗势力，而且要挣脱那网住他自身的古老传统。

他的教养环境和生活圈子使他长时期不能找到战伴，而不能不寂寞地作孤军的困斗——直到晚年，他才寻觅到了步伐一致的战斗队伍。因此，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浮泛着浓厚的渴望光明的忧郁色彩。

正因为他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中国民族的多难和战斗喊声的稀微，使热情的他不能支出很多时力从事长篇巨制的创作，而只有选择最善于直接攻击黑暗和打开民族血路的武器来冲锋陷阵，这就是为什么杂文成了他最主要、最精练的写作体裁的原故。

中国急迫的民族革命和苦难的大众生活在精神上需要鲁迅式的白刃战，正像俄国的壮丽战斗场面和漫长革命行列在精神上，需要高尔基式的壕堑战一样。（自然，鲁迅也是主张壕堑战的，他劝青年“常抗战而自卫”就是此种战术的说明；但鲁迅的“Feuilleton”（社会杂文）的确是最便于短兵相接的武器；高尔基有时也作白刃战，他也写过许多尖锐的社会论文，但他的庞大的艺术制作是大众进行壕堑战最好的武器与食粮。）

鲁迅和果戈理与萧伯纳，自然也有几分相像的。果戈理和萧伯纳暴露上层社会的鄙陋和丑恶的巨锋，在鲁迅作品中也时常可以看到。鲁迅的机智与讽刺在某种程度内受了这两位文豪的影响，大约是不成问题的。但鲁迅对于他们两个人的观感却不相同：对于果戈理，是歆动于他的剥露旧俄罗斯的写实主义画笔；而对于萧伯纳，是倾心于他的撕掉绅士假面、敢为正义发言的泼刺精神。

从思想上说来，果戈理虽然无情地描绘了愚钝可笑、昏愦无聊的旧俄罗斯的真实面影，虽然对被凌虐的下层民众（农奴等）流露了醇厚的同情，但他不是坚定站在被压迫大众方面对黑暗势力挥剑的，他没有勇气攻击绅士、地主、资产阶级的社会到底。他晚年焚毁自己的稿件，就是对于先前暴露旧俄的写作表示忏悔的变态行为。

鲁迅对于旧社会是到死不宽容的，他用“一口咬住了不放”的勇烈精神攻击黑暗势力，并且始终为了被压迫大众呐喊，这种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果戈理的生活与思想中是找不到的。

至于萧伯纳，诚然是上层社会无情的暴露者，并且敢于抗义黑暗对光明的进攻，他的全部作品正像鲁迅的作品一样，是最使正人君子、绅士淑女头痛的；但萧伯纳应当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正义感的作家，他的工作止于暴露与讽刺；而鲁迅应当认为是被压迫民族的战斗思想家，他的工作愈到后来，愈深入于无产大众的战垒。自然，上面的比较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的。

把鲁迅比做伏尔泰（有人译作福禄特尔）的，乃是斯诺（《西行漫记》作者）。他以为鲁迅高呼反抗，反对宽恕，是跟伏尔泰一样的。鲁迅的《阿Q正传》和伏尔泰的《干地德》（Candide）同样是富于反封建、反愚昧的启蒙意义的力作。

伏尔泰的作品曾经燃起了法国革命，鲁迅的思想也是中国革命的引火物（大意如此）。但是，鲁迅和伏尔泰其实有极大的差别。伏尔泰虽然反对残余的农奴制度和封建专制主义，憎恶贵族僧侣和阶级特权，然而他所憧憬的，不过是开明的君主立宪政体，他根本就看不起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且他不能坚持自己一贯的战斗立场。他早年以无神论者猛攻宗教，一到了晚年，便公然拥护宗教，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精神枷锁来套住沸腾的劳苦大众的心。

鲁迅一开始就猛烈攻击封建社会，他以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争求人民的彻底解放。他更同情和尊重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大众，后来竟热心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不但没有丝毫动摇过他护卫真理与正义的反抗精神，而且愈到后来，愈加磨锐他的战斗锋芒，他是不宽容黑暗势力与愚昧浊流的矫健战士。他的坚毅人格是和愈老愈衰的伏尔泰完全两样的。假如伏尔泰不过是卑怯的自私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则鲁迅便是刚强的正直的劳动大众的精神导师。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归因于两人的气质，而应当归根于革命时代的不同。

把鲁迅和外国的历史伟人比较，必须首先打破没出息的民族自卑心。很有人以为鲁迅之被尊为国际文豪，是由于中国文坛太荒凉，不能不把鲁迅捧出去与世界文豪并列。这不仅是对于鲁迅的轻蔑，而且是对于中国民族的侮辱。在中国光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与世界伟人比肩的杰出人物，决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不论从艺术、思想、战绩哪一方面来说，鲁迅在国际间都自有其不朽的地位。一切人种偏见者纵使任意颠倒历史的是非，然而决不能长久垄断大众的爱憎。中国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历史伟人总有一天深入全世界革命大众的心。历史将证明鲁迅是属于世界的。事实上苏联人民和世界进步份子不是把鲁迅的死当作世界的损失而表示深切的哀悼吗？只有那些“完美的苍蝇”才不量力地想用自己污臭的薄翼来荫蔽伟大的战士的不灭豪光。

但是，研究鲁迅，不能离开他所生存的民族环境。割断鲁迅思想和世界的联系，固然是浅薄而荒唐，一味按照一般的公式对鲁迅思想作抽象的评价，也是浮泛而不实的。正像鲁迅自己说过的，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全部著作与事业不但是以中国民族的革命需要为根源，而且渗透着中国特殊的优秀传统，呈现着中国特殊的民族风格。

鲁迅的思想是中国多彩多样的民族自觉运动与民族战斗生活的生动写照，转过来又推动中国的革命轮索。鲁迅接受了中外最丰富、最精粹的文化遗产，而又保留了中国民族的进步的特质。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世界思想家。 IP1MohTySYFhmyTix0ft/pn8fKA1Lar+pCYUaHbn3CF8qp3Qs4xxpgLOGt4H/I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