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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信息弄得相对准确，我也上网百度了一下张展，三十七个同名的张展，年龄大都在三十岁以下，可见张展这个名字的时代性，似乎只有开放，才放开了人们对于“张开”和“展翅”的想象。在滨城大学张展的词条下面，唯一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张展，滨城大学2009级学生。按说，找到大学，也就知道了张展的去向，可滨城大学在离市区四十多公里之外的郊区，又要经过交通拥堵的开发区，往返路程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三个小时。多年的宅居，四肢越来越懒惰的同时，对距离有着神经质的惧怕，尤其我不会开车。然而，惰于行动的人往往敏于思考，稍作思考，我就为自己制订了便捷的计划：先去第W高中找他的班主任，那里离我家就五站地，打车十几分钟就到，如果班主任知道他的消息，就省去我太多的时间。

第W高中在大连市政府后身，它的前边是日伪时期修建的有轨电车道，后边是通往码头的公交车道，东西两侧则是繁华热闹的商业街。高中是这样一个所在，不管它置身怎样的繁华和热闹之中，不管它四周有多少生意兴隆的饭馆商店，只要你迈进围墙大门，与世隔绝的囚禁感顿时扑面而来。压抑，紧张，越束越紧的希望，担心功亏一篑的恐惧，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哪怕你正赶上下课，操场上满是踢球跑步的学生，哪怕初冬的阳光在他们白生生的脸蛋儿上热情洋溢地跳跃闪烁……

说起来，我的运气真是不错，早就删掉了班主任的电话号码，无法提前约定，懵懵懂懂闯入，居然正赶上下课，居然远远地就识别出那张娃娃脸，她正在教学楼门口静静地站着，任学生在她旁边撞来撞去。

那天，在人流湍急的教学楼门口，大声喊她吴老师，她根本就没认出我是谁。她愣生生看我的样子，好像我是天外来客，直到说出我儿子的名字，一丝熟悉的暖意才慢慢从她额头溢出。我相信，不会有任何毕业五年了的学生家长会回头找老师，学校是学生的人生驿站，却不是家长的，顶多，只能算家长在人生路上误车的地方，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家长能在这三年里安稳睡觉。终于逃出泥淖，居然有人莫名其妙地回头，熟悉的暖意溢出来，肤浅而恍惚，仿佛我大有可能走错地方。当然，这倒没有什么不好，它至少淡化了某种东西，某种当年因儿子上课讲话，她把儿子罚出自习课，我不得不贿赂她一条围巾时留下的屈辱——我的屈辱不在于她接受围巾时给我冷脸，而在于感到她的冷脸是因为我的礼物过轻，或者，她瞧不起我一个作家还做这种勾当。为了不至于把尴尬时间拖长，我直奔主题，我说：“吴老师，我儿子想让我帮助联系上张展，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她看着我，摇摇头，她好像对我的问题十分意外。恰在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学生们顿时像吸进闸门里的水似的从她身边流过。听到上课铃声，她的表情更加恍惚，虽然没像学生那样马上转身拥回教室，可目光里的焦急显而易见。

她恍惚地看着我，歉意地冲我笑笑，横在额头上的深纹弯曲了再弯曲。当我们的身边迅速寂静下来，她半转着身子对我说：“我从不和毕业的学生联系，都是学生放假到学校来……张展，从来也没回过学校。”

“他是工作了，还是在读研？”我不得不见缝插针。

“不知道。”她目光里的焦急已经飞上额头。

“那，他在大连滨城大学什么专业？”

“不知道。”

“你是否记得他有个交换妈妈，她在哪个区当局长？”她的焦急提醒了我。

她愣住了，彻底愣住了，好像不明白什么是交换妈妈，额头上的皱纹在阳光下更加凸显。

见她发愣，我赶紧换了一个说法：“不不，就是在大连代替他爸妈来开家长会的家长。”

想了一会儿后，她再次摇头，一边摇，一边说：“忘了，忘了她姓什么了，当时好像在东岗区。”

“对对，他还有一个妹妹，她现在是否还在大连上学？”我突然想起这一出。

“不知道，好像没在。”

虽然有些失望，虽然她很快就转身回了教室，可我对她的表现无可挑剔。我儿子和张展这茬学生之后，她又接手了两茬学生，如果不一茬茬删除学生信息，如何保证新的信息存入！关键是，当我走出第W高中校园，打上出租车，我已经对寻找张展彻底没了兴致——砰的一声关出租车门的声音让我重温了这样的事实：这么多年过去，我仍然在做儿子的奴隶，只要他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这边立即草木皆兵，我为什么要这样？！

那段时间，为了把自己从儿子的愿望中择出来，我绝不待在家里读书——寂静往往容易放大信息，尤其是儿子的信息。我主动走出去，约朋友聊天儿，看电影，逛街。聊天儿和看电影，都在闫姐家里，我好久没看见她了，她家有茶室、咖啡屋，还有家庭影院；逛街，只去温州城，那里有一家我喜欢的布衣店。

闫姐是我在大连最最另类的朋友，她从来不怕把生活搞砸，不是砸了嘛，那就继续砸，看还能砸到哪里去！像我这样遇一点儿小事就惊慌失措的人，见她就像照镜子，总能从对比中发现自己的生活原来完好无损。闫姐夫妇都是建筑工程师，有钱，却没有时间管儿子，于是他们的儿子就成了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主义者。他叫鲍远，比我儿子大七岁。十二年前，鲍远高中毕业，坚决要求到瑞士去学酒店管理，他们于是托朋友把儿子送到瑞士。三个月后，鲍远自动回来了，说瑞士不好，酒店业不好，他要去俄罗斯学服装，他们又托朋友把他送到俄罗斯。半年后，他花完他们给他拿走的所有卢布，又从俄罗斯回来了，说他不喜欢服装，要去美国学电影导演。在他以很低的分数拿下GRE和托福成绩后，他们又把他送到美国，结局可想而知，就像他们这些年所经历的，建起了一幢又一幢新楼，却要推倒一幢又一幢旧楼。后来，当闫姐夫妇双双退休，无力兴建高楼，他们的儿子就躺在旧楼的废墟上，一连多年躲在家里的家庭影院看电影，他已经看了上千部电影。每次去她家，透过门缝儿，都能看到在黑暗中蓬头垢面、面容憔悴的鲍远——电影里的悲欢人生明显在消耗他，使他看上去像个中年人。闫姐却从不上火。“看吧，看他把老子的钱花完了再怎么办。乞讨？打砸抢？我才不管，反正我俩养老的钱不会给他！”

不怕把事情搞砸，是你怕也没用，你摊上了这样的儿子，怕也没用。可绝不是谁都能有闫姐夫妇那样的心态。后来发现，只要你不怕，不但天大的事都不是事，还真有可能就没有什么事。我是说，几年来，只要稍稍一想闫姐的儿子我都睡不着觉，可有一天，她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不用打砸抢啦，能赚零花钱啦。我懵懵懂懂，闫姐说，人家给电影杂志写影评，赚好几笔稿费啦。洒脱的人自有洒脱的命运，可你绝不要以为有了这面镜子你就可以成为她！当我为了忘却儿子的要求，去听她讲鲍远那些有关昆汀·塔伦蒂诺电影《无耻混蛋》和《低俗小说》的影评文章，并为了理解他的文章，最后和她一起坐在家庭影院看电影，看着看着心底就闹腾起来。电影中枪击、复仇、凶杀的情节，不过是一把探索人性各种可能的钥匙，可在我眼里，却是驱之不去的一个又一个暗示，因为在那里，在极端的情况下，混蛋会变成英雄，弱女子会制造阴谋，受到保护的人最后成了一个只露了一面就被射杀的无名之辈，一个杀手最后又成了拯救者。在鲍远眼里，从不进入简单的道德评判。在极端复杂的背景中揭示人性平庸的光辉，正是昆汀电影的高妙之处，可我根本进入不了这样的审美境界。我像一个毫无艺术感觉的家庭妇女，混乱和复杂让我头昏脑涨，复仇和凶杀让我越发生出对现实的恐惧：儿子会不会因为选课受挫，开始对小秘实施报复？儿子会不会因为没找到张展，科研受到影响，开始密谋退学？

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在我想用闫姐不怕把事情搞砸的洒脱医治自己，却反而勾起了对儿子的牵挂时，我只有将自己置身于人来人往的商场。那时温州城布衣坊进了好多东南亚中式布衣，有一件草绿色泰国风格长款布衣让你一眼望去就看到了春天——这是我忘却恐惧和烦恼的最有效方式。我喜欢逛服装店，却从不买应季服装，我的跨季节购物浪费了太多的钱，因为当那个季节真正来临，曾经选好的衣服不是颜色不对，就是款式落后，总是不合时宜。在总是买衣服又总是没有衣服穿的时候，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做，仅仅是想通过跨季服装的色彩区别，去感受再艰难的日子也总会过去。我不知道，我把衣服买回家，天天试穿，直到把新衣服试成旧衣服，仅仅是渴望眼下的季节赶紧过去，远方的春天或者冬天赶紧来临。一天晚上，正把草绿色衣服穿到身上，走到丈夫面前，手机短信响起，是敲门声。我不怕咚咚咚敲门，只怕小鸟一样的呼叫，儿子和我联系的方式是微信呼叫。不是微信而是短信，动作顿时从容而镇定，然而当打开短信，我看到了这样的内容：

孙老师，原谅我那天怠慢，都因为准备月考太忙。我帮你打听过张展，可除了知道他在滨城大学读书，没有人知道他分配到哪里工作。他确实有个妹妹在大连上过学，但父亲出事后就回了老家。他那个大连家长姓耿，叫耿丽华，现在正央区环保局当局长。电话是：13591。吴玉秋

实际上我就是我，我成不了闫姐，当儿子和张展重返我的生活，当几天来的有意封闭被意外打开，就像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封闭多日的屋子，我感受到了无限暖意。儿子的班主任还保留了我的电话，或许念在我儿子算是毕业生中有出息的孩子，或许她知道我是一个作家，或许什么都不是，只是像儿子一样，她怀旧，她保留了所有与她联系过的家长的电话。反正，当吴玉秋这个落款进入我的眼帘，她额头上的暖意已经直抵我的心坎，并且，随着感谢短信的回复，我的心已经上路。 gKaujrEY8ldg1FXtAji2A3KBXDeAD5DSVOTk5yt5dPLD3FKCLyfYrldsHkQ8LIh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