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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电影《黄金时代》，我直接想到的是风，就是张爱玲在《忆胡適之》一文中写到的风，虽然张和胡与这部影片几乎都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张爱玲在美国，去看望或已有些穷愁落寞的胡適之先生，告别时她望着河水，觉得“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深处吹出来，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萧军就在这样的风中向我们走来。
影片对萧军形象的处理，在体魄和形貌上似乎拔高了一点，但就精神而言，我觉得还是很相称的，基本上还原了一个时代大风中的流浪者、漂泊者形象。这也正是萧军让我心仪的地方。
萧军的作品，我读过《八月的乡村》，也读过《第三代》，比较来说，似乎后者对我的影响更大。我特别喜欢小说主人公林荣的形象，他曾在遥远的俄罗斯做过劳工，后来回到故乡，就每天带着手风琴，像一个哥萨克青年似的到处游荡，在辽西乡间踏歌而行，随处唱道：“我们吃的是黄金似的小米呀，三月桃花似的高粱米饭。哪河里生出的鱼就爱哪里的水呀，哪里长出的树木，就爱哪里的土地……”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物，幻想着有一天能模仿他，也在大凌河两岸到处乱走，顶着大风，边走边唱。后来，我甚至把这个情节写进了自己的散文《苏联歌曲》，我写了特别爱唱歌的海芳姐，“文革”中因不能加入中学的宣传队而精神失常，只好回家给生产队放羊，但她还是一边放羊一边唱《喀秋莎》和《小路》。所以我特别引证了《第三代》里的情节，写道：“林荣之后，在我和萧军的故乡，又一个把俄罗斯歌曲唱成辽西歌谣的人，我觉得就是海芳姐。”
确实，我和萧军都是辽西人，这一点很重要。
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林荣也是萧军的自画像，无论他的人生还是创作，其全部神韵与美感正在于流浪和漂泊。回顾“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小说家艾芜仿效高尔基，写生存的流浪汉；散文家梁遇春仿效兰姆，写精神的流浪汉，可他们最多只是写，而萧军不仅同样有写流浪汉的传世作品，他自身的生存与精神方式，也似乎奔涌或燃烧着发自生命本真的流浪汉气质。那种气质总让我想起惠特曼及其《大路之歌》——
走哇，带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风雨，
带着健康、勇敢、快乐、自尊和好奇。
梁遇春当年论西方的流浪汉，曾把惠特曼的《草叶集》称作“流浪汉的《圣经》”，而在萧军身上和他的作品中，我们则会感受到来自关东大地无边旷野的强劲苍莽的“草叶”气息，他有一个独属于中国本土的流浪汉的灵魂。这也许就是萧红评价他时所说的“强盗的灵魂”——不讲礼法、毫无机心、任性顺情、自由飞扬。是的，在所有关于东北流亡作家的回忆和讲述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萧军，他体现了自身的丰富性与具体性——他可以扑倒在鲁迅的灵前失声痛哭，也可以在大上海的草坪上挥拳动武；他可以从哈尔滨的小旅店救出沦落无助、苍白凄婉的萧红，也可以在大西北的黄河边坦荡忘情地追求世家少女；他可以在革命圣地傲然拒绝毛泽东的挽留和礼遇，也可以率性上书、甘犯众怒为王实味辩解；他可以在陕北尘土飞扬的大风中和共产党的领袖饮酒高歌，也可以辞官不做，倾慕白云……
这辞官之举，就发生在我的母校。和锡金一样，萧军也曾在我的母校工作过。当时的东北师大叫东北大学（曾在佳木斯等地，后迁长春），是由张学良创办的老东北大学与原解放区的延安大学合并成立的，校长是张学良胞弟张学思将军，萧军任文学院院长。对那段经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到了佳木斯又和家人团聚了，他们是比我先来的。这里按照供给制的制度，也确实把我做“院长”来待遇了……出门有马车，据说还为我准备了一位挂枪的警卫员，但我把这位警卫员辞谢了，因为我不习惯身后有人跟着……最不习惯的竟有人喊起“院长”来了。这一称呼对我竟是陌生得很，似乎和我毫无关系。而我向来只能听人叫“萧军同志”或“老萧”，我以为才是在叫我。于是最后我就下了决心，必须要把院长这个官衔从我的头上摘下去。
萧军的辞官之举虽是性情使然，却不失为一个标志，那种对等级制的抗拒是美的，也是悲剧性的，既印证了他所谓的“自由主义”个性，也预示了他命运的奇特转折。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哈尔滨办报，那里是他初遇萧红携手跋涉魂牵梦萦的地方，但也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了厄运，风雨如磐，灵台无计，不习惯“待遇”的他却不可抗拒地得到了另一种待遇，并从此沉寂了整整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