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我们都是历史的产儿，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开传统。一位诗人的特色在于其作品的复杂性，即他把各种不同的潮流结合起来，并把它们与自己的个性融为一体。无论他是传统主义者还是革新者，他都只是人类运动的长河，即反映人类永恒形象的长河的延续。在与过去相结合的同时，他提炼着自己的特性，使自己持续的梦幻理想化，从而创造着一个新的世界，由此便形成了魔环。无论已经去世还是活着，一位真正的诗人都是这样造就的。因而在研究他的时候，应该追溯到一切遥远的源头，寻找他诗作的不同的起源，从而确定他在总的演变中的位置。”

这是穆木天在对阿尔贝·萨曼的诗歌进行理论研究时的一段话，读来令人感动满怀。这番话对今天热爱文学研究的人们是真挚深切的理论宝典，更是当下一种雍容的不由分说的语境存在，这种盛大而深沉的隐秘在场，使得一切陡然具有了神秘主义的万千气韵，真诚而从容庄严。回到灵魂的源头，寻找那个神秘的“魔环”，即寻到了文学的初心，寻到了艺术的源头与归宿，如此冷静客观辽远宏阔的美学气度，不由人不深深叹美，这是为文者的大气魄与大情怀，更是一个思想者的不朽而通灵般的精神品格。

穆木天以全景式视角，揭示了他所认知的现代性追求与传统艺术之间的简洁而杂芜的关系，揭示了作品超越时代而永葆其艺术之力的可能，更揭示了其思想结构所深具的浑厚深刻的美学意义。

我们从穆木天的生命与精神的源头出发，再一次对一个个体的思想轨迹进行文本意义上的解构与建构，从而依他所言，进入他的生命与精神、历史与当下共同建构的“魔环”，与这位隐秘的在场者进行一次神秘的对话。他以自身的诗人的宿命般的学养直觉和审美选择，走近象征主义自觉地进行新诗理论的先锋性探索，以自己醇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及既往的诗歌创作经验，完成了一次与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潮的完美交汇，不是机械的拿来主义，不是愚顽的食“洋”不化，而是凭着自己独特的认知与探究，将西方象征派诗论与中国传统诗歌理论融合。这是一个复杂的化学过程，因为这期间还吸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更丰富的创作体验，并在东西方的双向文化轨迹中，构建了独属一方的穆木天象征派诗论体系。

仿佛是缘于一种宿命，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穆木天开始了对现代新诗创作方法的不屈探索。20世纪20年代，他以象征主义为主导，创作了《旅心》；30年代，他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创作了《流亡者之歌》；40年代，他努力贯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了《新的旅途》。在这样的自由转换与创作之间，犹如一种文学伦理上的再定义与再建构，将民族史深深镌刻进个体生命史与心灵史，形成一种庄严而悲情的诗意基调，持久而耐人寻味。

百年来，穆木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文学艺术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大历史的语境下，突显出其多重的审美意义。个体命运的偶然与历史命运的必然交相辉映，使得今人有足够的理由，深入探索这位隐秘的在场者从诗人到理论家、从翻译家到教育家、从文化先驱到革命勇士的多重身份的兼容与转型，这些也在其林林总总的作品中得以部分呈现。说部分，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穆木天研究，充满更为热切与庄严的期许，渴望会有更多作品被发掘，更渴望在作品中探寻到更为神秘殊异的人文内涵，以及其生长背后的大时代与创作个体之间的隐秘交锋。这样的交锋有时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个体的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的提供，生命与灵魂在其间的获取，以及对人性的深度关照与追问，比如犹疑困惑、焦虑激昂，比如持枪执戟，从容御敌。这也恰恰是穆木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精神及作品坐标，从文化先驱到革命勇士，这位无时不在的东北流亡作家中的主导者，以人性中执拗而完整的精神力量，与各个时期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共存的谋求，批评的思考，其作品与其所处时代的内在偶然性及必然性的思考，因此得到形而上的审视与梳理，且以此为基础，整合出其作品特定的政治向度、作品文本与文学吁求。显然，这是一个极为丰富而驳杂的精神空间，这位“隐秘的在场者”的“魔环”果然深具真实与幻境似的魔性，一个思想者的复合身份先被阐释创伤，再被重新建构，无须颠倒秩序，更无须违反逻辑。既然历史的意义永远在于现实，那么我们再次以足够的理由期许，期许一种迟来的荣耀，在穆木天，这位“隐秘的在场者”的不朽精神中完成应有的光荣与梦想，因为我们深知，这从来不是一次远行的抵达或结束，而仅仅是一次出发的可能的启蒙。 fz6wl9pcQYUwZdxifMv/phg4RENGpmFK1uImVj0igAcyPk9O+EaqWvoTI3nzznL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