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罗烽对自己是“东北人”有着十分强烈的身份认同感，面对流亡他乡时有人对“东北人”的不屑与斥责，罗烽针锋相对予以有力的反击，为自己是东北人而自豪，并自况为“一只被荒灾迫出乡土的乌鸦”。罗烽这个倔强不屈的东北人，宁愿做一只乌鸦，也绝不做黄莺或八哥。在小说集《呼兰河边》后记中他说：“我不过是一只被荒灾迫出乡土的乌鸦（假如你说我连乌鸦也不配，那么就听凭尊便了！），飞到这太平盛世（？），用我粗糙、刺耳的嗓门，把我几年来积闷的痛苦倾泻出来就算完事。我绝未敢有落在鸟语花香的游园里，同黄莺一争短长的奢想。即使有个昏聩的富翁，要拿我当作一只硕大的善于辞令的八哥，套上金链，给我在他的象牙架上，虽然也大可借此良机，趾高气扬地煊赫一时；但我虽糊涂，为权贵者装潢门面，尚不甘心也。”作为东北文艺的领导者，罗烽对东北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有着高于他人的自觉与自信。
东北地域被山海关阻隔，相对闭塞、荒寒、贫穷、落后，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外来的苏俄文化以及“胡子”情结、绿林文化混搭成东北独特的地域文化。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性格，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既质朴又开放，既真诚又狡黠，雄强彪悍，尚武少文，敢于冒险，好勇斗狠。对中原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而在关外民间很多人信奉萨满教，并不受儒道思想的束缚。东北民间教育孩子信奉“培养贼子使人怕，不养呆子使人骂”“养儿要强，栽树要梁；丫头要浪，小子要闯”，看似野蛮的东北却勃发着蓬勃的原始生命力。当外敌入侵时，是东北人不怕流血、不畏艰难，打响了抗战第一枪，用生命呐喊抗争吼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先声。罗烽流亡到内地以后，生活窘迫，曾与萧军、萧红夫妇同住一个屋檐下。十里洋场的繁华没有摧毁罗烽这个意志如钢的东北人的文化自信，经济上的困境也没能阻挡这个东北作家的文化自觉。
文化问题上的自觉和自信，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罗烽通过周扬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后加入左联，与妻子白朗以及萧军、萧红、舒群等人一起办刊物、写文章。1936年，东北流亡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步入文坛。这一年，上海的《中流》《作家》《光明》《海燕》《文学界》等文艺期刊较集中地刊载萧军、罗烽、萧红、舒群、白朗等人的作品，上海生活书店还专门出版了《东北作家近作集》。他们的作品充满浓烈的抗日爱国精神，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东北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英勇斗争”。茅盾先生曾说：“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很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东北作家”。这一评价一点也不夸张，是时代将流亡上海的东北作家迅速推上文坛并使之崭露头角。
罗烽及其他东北流亡作家对东北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视，他们第一次向关内展现关外民俗文化景观的独特魅力，并让它担负东北流亡作家难以化解的民族悲情和身家灾难，对“人—家—国”三重问题的深度思考将民俗描写与民族大义连接在一起，使其小说成为能够激发读者民族精神的有力符号。
对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东北流亡作家有一种来自血液的疼痛、悲愤和忧思。他们笔下广袤的黑土、火红的高粱、茂盛的草原、不屈的人民重构了东北流亡作家的精神家园。他们把东北人民不屈的反抗自觉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觉醒。可以说，对东北地域文化品格的投射与认同，承载着东北流亡作家深沉的民族精神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
中国人长期受封建皇权统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崇尚家国一体，家长制权力结构高度成熟，专制技术高度发达，以至老百姓普遍认为国家是皇帝的国家，与己无关。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但老百姓仍然认为国家是政府的。当外族强力入侵时，东北人民却能以民众之力奋起抵抗，进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率先觉醒了民族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地域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就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自信与自觉。
中原儒家文化就其实践性品格而言，具有中年文化特征，注重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和具体追求目标；道家文化具有老年文化特征，以修道和养寿为思想基点，超越了人生的具体追求目标，更关注对宇宙、人生的一般性本质的冥思；而遥想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文化似乎更具备青年文化特征——有着原始的野力、蓬勃的活力、强健的体力、充沛的精力、灵活的脑力、勇于冒险和探索的胆力。东北流亡作家在片片雪花中，在萧萧大风中，英姿勃发，向我们走来……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他们是璀璨的星光，划过深邃的苍穹，留下历史的回声。
如果说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依然延续着东北流亡作家创作理念的话，那么这种理念就体现为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坚守和对乡土家园的眷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作家扎根于东北这片热土，执着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他们目光敏锐，善于捕捉，他们有着祖上的野性和智慧，又有着新时代的文学素养，出现了迟子建、洪峰、孙惠芬等一批优秀的本土作家。相信他们会以更高的精神起点和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创造东北文学新的辉煌。
夏雨淅淅沥沥，如泣如诉，宛如祭酒。往昔的记忆，倒下斟出的是殇恨，是感动，更是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