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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焰般的革命生涯、黑土地般悲怆的创作旋律、冰雪般洁白相守的爱情、雾霾般阴郁的饱受迫害的经历，构成了罗烽绚丽多彩又多灾多难的人生。罗烽对文学执着一生，奋击文坛五十年，以深沉冷峻的文风提升了东北流亡作家血的热度和星辰的光华。
罗烽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其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他把自己修炼成一只北方的鹰，选择高度和高冷，追逐阳光和自由。文学感性与政治理性同在，文学的深沉表达与政治的理性判断相结合，构筑了罗氏小说独有的风格。
这与罗烽的个人经历有关。
罗烽青少年时期较早接受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思想，于1928年在黑龙江省呼海铁路传习所学习期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流亡作家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任候补中共满洲省委委员。他受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靖宇委派，领导北满的文艺宣传工作，团结了许多左翼文艺青年，如萧军、萧红、舒群、山丁、金人等在当时的“新京”（长春）《大同报》、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大型文艺周刊《夜哨》《文艺》；他当时发表了新诗《晒黑了你的脸》，显示了艺术才华。他们还组织星星剧团，进一步扩展党的宣传工作。为了唤醒群众，鼓舞群众，这群年轻作家创作发表了很多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最早显示了抗日救亡文学的实绩。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罗烽被捕，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5年无罪获释。罗烽出狱后，夫妇二人离开沦陷区奔赴上海，参加了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罗烽负责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宣传领导工作，并身体力行创作抗战小说，颇有成绩，被文坛认可，其作品堪称抗战文学的经典。抗战结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罗烽先后担任延安文艺协会主席、大型机关文艺会刊《谷雨》主编、东北吉江军区宣传部部长兼前进报社副社长、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东北文联第一副主席等要职，长期活跃于我党文化战线领导层。
从经历来看，罗烽一直有着“领导—作家”二重身份，尤其是“抗战文艺领导”的政治家身份。他不会是萧军那般不羁，不会是端木蕻良那般小资，他是理性的、冷静的、成熟的、坚定的，站在一定高度看待抗战，诠释抗战文学。可以说，罗烽凭借文学家的深沉思想和构思艺术，并辅以政治家的革命敏锐和理性思索，对抗战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开掘。服从多角度开掘主题的需要，罗烽努力追求题材的丰富多样，并择取中短篇小说这种灵活自如的形式，像一把把匕首，直刺敌人的心脏；又像一曲曲战歌，鼓舞人民的斗志。
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浩大战争，不仅需要身体的勇力、物质的支持和战争的智慧，更需要顽韧民族精神的强有力支撑。这是作为抗战文艺领导者的罗烽所做出的一种理智的深度判断，他利用其抗战小说进行了充分诠释。《五分钟》中的中校参谋贺铮，不愧为铮铮铁骨的硬汉子。他被日军俘虏，敌人软硬兼施，用尽各种手段，他也不透露半点信息，最终敌人只能以死亡相威胁。在黑夜中，贺铮被推向悬崖边，敌人留给他最后五分钟的考虑时间，但贺铮“对于那含有侮辱性的讯问置之不答”，毫不犹豫地跳下悬崖，表现出誓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三百零七个和一个》中的老人家破人亡，儿子儿媳都被日军害死，只剩六岁的孙儿却被日军拐走，并将载往日本接受奴化教育，充当日本人杀人的工具。是保住孙儿的性命，任凭他日后变成日军的工具，还是根除后患，留存清白？面对这种两难抉择，老爷爷毅然将砒霜放进蛋糕，一块送给孩子，一块留给自己。虽说这样的描写带有刻意设计的夸张意味，但这种艺术化的、惨烈而悲怆的自绝却的确具有震撼之力、发聩之功。面对日本人的阴险策略，“与其被戕，不如自戕”，这虽然渗透着惨烈的苦味，却突显了国人的果决与刚强。罗烽试图借此告诉人们：一场艰难的民族自卫反击战背后，总有一些艰难灵魂的苦苦挣扎。正是它们的挣扎最后成就了民族精神的完整与高尚，也成为抗战之力绵延不衰、持久不竭的根由。
罗烽站在全局高度，不仅意识到中国全民抗战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同时也注意到，作为一场复杂的民族战争，全民抗战必然包含着诸多战争意义上的重要环节。这些环节处理是否得当，也将对抗战的结局产生影响。罗烽很多小说都关注这些环节，给出相对正确的处理方式。《一条军裤》反映的是军民关系。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抗战，抗日队伍和民众的关系应该为鱼水关系。小说中马彦德是一个“爱国爱民的军人”，村中无人不晓得他，“人人都把马彦德的好处记在心里”。当马彦德因遗失一条军裤即将暴露身份时，石匠杨癫脚勇敢地将“罪名”揽上身来，谎称军裤是他“跟一个红胡子要来的”，结果惨遭日军杀害。军爱民，民才能拥军。尤其在共同抵御外侮的时代形势下，军民更应团结一心，共筑长城。在抗战的硝烟中，这样的冷静提醒有利于抗战之力的凝聚，其效果不亚于突显浴血奋战之勇。《归队》是通过一个逃兵的故事告诉人们：战争意志的动摇将导致更大不幸，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无处可逃，无处可避，除了直面残酷的战争别无他途。《粮食》写了一个内奸的故事，强调了纯洁革命队伍的必要性。《空军陆战队》《横渡》则涉及的是如何处理日军战俘的问题，这也是一场战争的关键环节之一。虽说这两篇小说有明显的宣讲色彩和政治功利表达，但仍能把人性与理性的交锋表达得很动人。可见，罗烽的小说是对抗战各环节的全面观照，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普遍的现实指导意义，呈现理性智慧与感性审美的双重表达，并且倾向理性。这是罗烽非常独特的地方，也是罗烽抗战时期小说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