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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纱工”案是博斯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公开的性侵案记录中找到的一起系列强奸案。在老监狱里梳理文件时，博斯发现自二〇一二年开始的四起案件在作案手法上是相关的，但此前似乎没人把它们联系起来。

这些案子有五处相似的嫌疑人行为，每一个单看起来都并不罕见，但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起来，会发现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强奸犯所为。这些案件中，强奸犯通过后门或后窗进入受害人的家，他不是移去纱门或是纱窗，而是把它们割开。四起案件都是在正午前后的五十分钟内发生的。强奸犯没有命令受害人脱去衣服，而是用刀划开受害人的衣服。强奸犯在四起案子里都戴上了面具——在两起中用了滑雪面具，第三起戴上了万圣节的猛鬼面具，第四起戴的是墨西哥职业摔跤手的比赛面具。另外，强奸犯没有用避孕套或别的方法避免留下DNA证据。

找到这些共性以后，博斯便致力于对这四起案件的调查，他很快发现，尽管四起案件中有三起收集到了嫌疑人的精液，但洛杉矶县法医处只分析了其中一起的证据，提交给州里的和全美的DNA数据库做比对。最近两起强奸案的DNA鉴定因为上交的证据积压太多而被推迟了。还有一起案件是受害人第一次主动报案，尽管警方在接到报案后便到现场收集证据，但在阴道擦拭时没有收集到DNA。受害人在报案前洗了澡，把阴道里里外外清洗了一遍。

洛杉矶县法医处和洛杉矶警察局的法医处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一幢楼内，博斯利用以前处理悬案时的关系加速了最近两起案件的鉴证进程。在等待他认为能直接将几起案件关联起来的鉴证结果时，他要求对受害人进行问询。四个受害人——三个二十来岁的女士和一个刚到十八岁的女孩——都同意和警探见面。两起案件的问询工作博斯不得不交给贝拉·卢尔德警探来做，因为这两个受害人更愿意用西班牙语进行交流。在九成人口是拉丁裔的城市，市民的英语程度区别很大，这对博斯的办案是很不利的一点。博斯的西班牙语口语还过得去，但在和受害人交流时，言语间的细微差别都可能很重要，因此博斯需要把西班牙语当成第一语言的贝拉到场帮忙。

每次和受害人会面时，博斯都会带上一份洛杉矶警探处理暴力案件时用到的受害人调查问卷。这份九页的调查问卷旨在帮助辨别罪犯注意受害人的趋向。这份问卷对系列犯罪的调查很有用，尤其在对犯人做侧写上非常有用。博斯从好莱坞分局调查性犯罪的友人那儿要来了这份调查问卷。

这份文件成了新一轮调查的中心，调查到的内容同样地悲伤和可怕。四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被陌生人强奸，尽管案发已经四年，但四起案件的受害人无论在身体还是心理上尚处于恢复过程。她们生活在罪犯的阴影下，生怕他哪天会突然回来，没有一个恢复了以往的自信。其中一个结婚了，正试着怀上孩子。但施暴者的罪行改变了这段婚姻，在博斯展开问询时，那对夫妇正在闹离婚。

每次问询完以后，博斯都会感到很压抑并联想起自己的女儿。他忍不住会去想，性侵会给女儿造成怎样的影响。每次结束以后，他都会在一小时之内给女儿打电话，确保女儿安然无恙，可在电话中却无法对女儿说出打这通电话的真正理由。

但进一步的问询除了会揭开受害人心中的伤口，还有助于找到调查的重点，突出确认“割纱工”身份并将其逮捕的迫切性。

博斯和贝拉在开启和每个受害人的对话时，都会首先向她们保证这个案子的调查仍然在进行，而且是圣费尔南多警察局调查的重点。

他们按性侵发生的先后时间安排问询。第一个受害人的案子没有收集到DNA证据。最初的调查报告解释说，受害人害怕怀孕，因此在被强奸后马上就洗了澡，并清洗了阴道。受害人和丈夫此时正想要个孩子，受害人知道当天正巧是她排卵最活跃的日子。

受害人仍然因为四年前的性侵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尽管心理创伤还在，她已经能让自己更坦然地讲述生命中最糟的一小时了。

她详细地描述了罪犯的性侵过程，她告诉博斯和贝拉，她本想通过谎称自己正在经期以劝阻对方。对方却回答道：“你没在经期，你和你丈夫想要个孩子，你丈夫会早早回家和你做爱。”

这是条新线索，新线索的出现让博斯和贝拉怔了一会儿。这个受害人证实，她丈夫那天的确想早点从银行回家，带着想能让她怀上孩子的愿望和她共度一个浪漫之夜。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割纱工”是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

在贝拉的问询下，受害人告诉他们，她的手机上装了一款手机应用，这款应用能跟踪她的生理周期，算出每月最容易受孕的那天。知道哪天最容易排卵以后，受害人会把具体日期记在冰箱门的日历上。每个月受害人都会在那个日期的上面标上一颗红心或“宝宝时间”这样的记号。这样丈夫就能了解到这个日期的重要性。

遇袭那天受害人出门在附近遛狗，但离家没超过十五分钟。出门时她一直带着手机。遛狗回家的时候，“割纱工”已经潜入她家在等着了。在刀锋的逼迫下，受害人把狗锁在浴室，被带进卧室遭到性侵。

博斯不知道遛狗的十五分钟是否足够让“割纱工”闯入房子，看到冰箱上的日历理解其含义，从而能说出那句关于受害人和丈夫晚上计划的话。

博斯和贝拉讨论了一番，两人都觉得强奸犯之前应该去过受害人家里，可能偷偷跟踪过受害人，也可能是受害人的亲戚朋友、修理工或其他人。

对其他受害人进行问询以后，他们发现“割纱工”的行为模式中又有了新的诡异之处，博斯和贝拉的理论被证实了。在每起案件中，受害人家里都有揭示女主人月经周期的标志。而且，性侵往往都发生在女人生理周期的排卵阶段。

第二位和第三位受害人在接受问询时表明，她们都服用过挤压式数药盘分装的避孕药，其中一个女人把装药板放在药柜里，另一个把装药板放在床头柜里。避孕药可以控制排卵期，数药盘和药片的不同色标经常被用来记录这五到七天的日子。

最后一个受害人是前一年的二月遭到性侵的。当时她十六岁，总统日放假独自待在家里。女孩说十四岁时她被诊断出患有幼年型糖尿病，她的月经周期会对胰岛素的需求量有所影响。她在卧室门上挂了一本日历，她和她妈妈可以通过日历上标注的月经周期准备需要服用的胰岛素剂量。

性侵在时机上的相似性非常明显。所有受害人都是在其排卵期遭到性侵的——女人们最容易受精的时段。在博斯和贝拉看来，这一点可以表明，这四起案子情况都是如此，这绝非巧合。他们的脑海中慢慢浮现出了强奸犯的身影。罪犯显然仔细挑选了实施犯罪的具体日期。既然有关受害人生理周期的信息都能在家里找到，强奸犯想必已经提前知道了具体的信息。这意味着作案人偷偷跟踪过受害人，很可能事先潜入过受害人家中。

另外，从对强奸犯的描述来看，很容易看出强奸犯不是个西班牙裔。两个不说英语的受害人说，强奸犯用西班牙语对她们下命令，但西班牙语显然不是他的母语。

案子之间的联系令人震惊，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博斯作为志愿警探到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工作之前，这里的警察为何没有把几起案件关联起来。问题根源于警察局的预算缩减。性侵案正巧发生在警察局规模缩减的时候，侦查处剩下的人有更多案子要查，处理每起案子的时间就变少。四起强奸案最初由不同的警探接手。后两起发生时，调查前两起案件的警探都已经离职了。没有人对发生的这四起案件具有宏观的理解，侦查处也缺乏持续的监督。因为没有警督，督察的工作只能由特雷维里奥警监负责，但特雷维里奥还要负责局里其他部门的工作，不可能知晓每起案件的情况，更别说了如指掌了。

三起收集到精液的案件的DNA鉴证结果显示，作案的是同一个人。博斯找到的案件关联被证实了。毫无疑问，有个系列强奸犯四年内在圣费尔南多小城至少犯下了四起案子。

博斯相信受害人还不止这些。单单在圣费尔南多的人口中，估计就有五千个非法移民，非法移民中有一半是女人，其中许多人在遭到侵犯后不会打电话找警察。另外，这个以强奸为乐的家伙似乎也不可能单单在圣费尔南多这个小城里作案。四个已知的受害人都是拉丁裔，外形都很相似：棕色的长发，黑亮的眼睛，苗条的身材——所有受害人的体重都没超过一百一十磅。毗邻的两个洛杉矶警察局的分局拥有更多的拉丁裔人口，博斯相信，在那两个分局的辖区一定能找到更多的受害人。

发现案子间的关联以后，博斯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时间基本都花费在了与圣费尔南多谷周边芝加哥警察总局各个分局抢劫和性侵调查组的警探联络上。与此同时，博斯也和附近伯班克、格伦代尔和帕萨迪纳的警察局一直保持联络。他对割破纱窗或纱门以及用到面具的悬案都非常感兴趣。迄今为止，博斯还没得到任何反馈，但他知道必须让警探们关注这个案子并进行调查，也许要让记事的合适警探知道。

得到局长的同意，博斯还联系了在联邦调查局行为分析处担任资深侧写师的朋友。博斯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梅根·希尔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时候，两人一起合作过好几件案子。梅根现在已经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在纽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担任法医学教授。梅根同时还做私人侧写顾问业务。梅根同意研究一下博斯的案子，收费优惠，博斯把“割纱工”案子的资料打包寄给梅根。博斯特别想知道强奸犯的动机和心理。“割纱工”进行跟踪时为何要考虑潜在受害人的排卵期？如果想让受害人怀孕，他为何会选两个服用避孕药的女人？博斯感觉对嫌疑人的推断有所缺失，得找个专业侧写师帮忙分析才行。

梅根过了两周才回复博斯。梅根对案件的评估表明，作案人并不是想让受害人受孕而挑选的性侵日期。事实恰恰相反，他追踪受害人及之后性侵的细节表明，他对女性怀有根深蒂固的恶意，对女性经期流血的身体特征非常厌恶。他之所以选择受害人排卵的日子性侵是因为他觉得这天在女性生理周期中是最为干净的一天。从心理上而言，这是性侵最为安全的一刻。梅根在侧写上补充道，强奸犯是个自恋的捕食者，智商比一般人要高。另外，强奸犯很可能拥有一份对智商要求不高的工作，使雇主和同事都觉得他行事低调。

罪犯对规避警察识别身份和追捕的能力有着相当的自信。在发生的这几起案件中，其在做计划和等待时都小心翼翼，但每次都会在受害人身上留下精液，似乎又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梅根认为作案人不是想让受害人怀孕，而是意图奚落对方。罪犯向博斯提供了所有给他定罪的证据，博斯的任务就是要抓住他。

梅根同样注意到罪犯在现场留下可供检验的证据，觉得这有些突兀——为何用面具隐藏住自己的脸部特征，却要留下精液呢？她觉得罪犯也许是受害人以前见过的人，或性侵后会以某种方式与她们发生联系，也许他想通过再次接近受害人得到些满足。

梅根·希尔的侧写报告以一个不祥的警告结束：

如果摈弃罪犯的动机是生孩子（使受害人受孕）的想法，认定性侵是受仇恨所驱动，那么作为一个捕食者，他的作案方式显然还会发生演变。从强奸变成杀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梅根的警告使博斯和贝拉加快了办案节奏。他们向地方和国家的执法机构又发了另一组邮件，在邮件里附上梅根的侧写报告。在圣费尔南多当地，博斯和贝拉打了很多电话，试图在有很多案子要查、时间却相对很少的情况下，打破警探身上典型的执法惰性。

可他们得到的反馈却很少。洛杉矶警察局北好莱坞分局一个办理抢劫案的警探报告说，他碰到的一起悬案发生过割开纱窗的情况，但并没有出现强奸。警探说受害人是个二十六岁的西班牙裔男子。博斯让警探找到这位男子，问对方有没有女友或妻子，询问她是否因为害怕或不好意思没有报告被性侵的事情。一周后，洛杉矶警察局的警探来了回复，他说公寓里当时没有住着女人。这显然是个无关的案子。

博斯只能继续干等着。强奸犯的DNA不在罪犯的DNA数据库里。罪犯从没被提取过DNA。除了精液以外，他没有留下指纹和其他证据。博斯在圣费尔南多和其他地方没有找到另一件相关的案子。关于是否要向公众披露案情、向市民求助的讨论被局长暂时搁置了。这是执法上的一个老问题了：向公众披露案情能获得破案的突破性线索，从而抓到罪犯，还是会打草惊蛇，令罪犯改变作案模式，将恐怖的魔爪伸向其他地方毫无戒备的社区？

对于“割纱工”的案子，博斯和贝拉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贝拉希望对公众披露，她认为即便找不到线索，能把强奸犯赶出圣费尔南多也好。博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暗中调查。他觉得向公众披露的确能把作案者赶出圣费尔南多，却无法制止受害人增多的势头。捕猎者在被抓前不会收手。他们会调整作案模式后继续犯罪，像鲨鱼一样扑向下一个受害人。博斯不愿把威胁转到另一个社区。他觉得应该趁作案人活动频繁的时候在圣费尔南多把他抓住。

可两者之中谈不上哪个是正确的，局长似乎还在等待，希望博斯在下一位受害人被性侵前取得进展破案。博斯很庆幸不必由自己来做决定。他想这就是局长能挣到大钱，而自己只能义务劳动的原因所在。

博斯检查了邮箱，发现“割纱工”的主题栏下面没有新的邮件。失望中他关上电脑。博斯把笔记本放回口袋，思忖着特雷维里奥在隔间里闲荡时是否看到了他在笔记本上记下的内容。特雷维里奥过来的时候，笔记本正翻开在记着詹姆斯·富兰克林·奥尔德里奇的名字的那一页。

他既没劳神对特雷维里奥说再见，也没有在门边的公示板上写下离开的时间，便离开了侦查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