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秋天，我从台湾跨过大洋到了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进修。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1962—1970年，我主要在台湾工作。1970年，我才来到匹兹堡定居。在台湾的八年，由于工作单位分配的职务，我还是往返于台湾和匹兹堡等地。初次离台时，一位美国的访问教授吴克（Richard "Dixxy" Walker）提醒我，此行不是只在按照课程修读学位，更需把握机会研读一本大书，真正在生活中理解现代文明最新的一个章节：“美国人和美国社会”。他的建议引导我数十年。至今我还在继续研读这一部大书，转眼间竟已一甲子，也见证了许多变化。

整体说来，从1957年到今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美国的动静。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理，只是变动快慢之分而已。回顾前尘，这六十年来的演变，不仅见之于美国一地，而且因为美国是现代世界的重要部分，一切在此地发生的变化，都影响到全世界的人类。今天我已经八十几岁，来日不多。在这个时期，趁我还没有昏聩糊涂，将自己的观感贡献给大家参考。

我来美的旅程，与一般的旅客不同。大多数的留学生是搭乘包机，或者是快轮直达美国。我却是搭乘了廉价货船的附带乘客，经过五十七天航程，穿过太平洋，又穿过巴拿马运河，从大西洋的那边登陆美国。这艘货轮装载的是菲律宾出产的铁砂，运往美国用于制造钢铁。

船离开基隆码头，大约在黄昏时航向菲律宾。沿着台湾东海岸，眼看着台湾岛从绿色的山陵，逐渐退向西边水平线渐行渐远，衬托西天云彩，宛如浮置于太平洋淡灰色海波上的一盘墨绿色盆景。第二天，我们进入菲律宾附近的海域。远岛崇矗，近屿平坦，又有珊瑚礁湖，一圈白沙围着中间一泓碧水，种种地形错落布局，船行其间令人目不暇接。

第一站，是在菲律宾的港口靠泊装运铁砂。菲律宾劳工贫穷又辛苦。美国的货运公司里，白人职员和菲律宾助手主奴关系明显。港口一般居民简陋的居住环境，对照着白人代理商倨傲的态度和鲜明的衣着，对我而言并不意外，因为在中国过去的租界里面，这些贫贱对比的现象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在当时已经独立的菲律宾，居然还会有两种文化、两种民族的强烈对比，让人很难理解——号称尊奉上帝的国家，对待已经独立的旧日属地人民，依旧不平等。

第二站，是在夏威夷檀香山。夏威夷原本是独立的王国，美国租借珍珠港，还需要经由两国之间合法的条约。可是，不知不觉间，独立王国居然不见了。那时夏威夷还不是美国的一州，地位介于殖民地和领土之间，是一个不清不楚的“代管地”。我们到达檀香山已是半夜，不能进港，只能抛锚海上。檀香山市区的灯火并不灿烂，市区的背景只是一线山丘。几条弧形灯光，应是住宅与街道，仿佛串串明珠项链。靠泊的地点离珍珠港很远。当时的檀香山虽然是观光的港口，但并不繁华，船只不多。从码头区进入市区，也就不过数百尺的距离，中间就是一片草地。当地女性以草裙舞迎客，可惜观众寥寥无几。

我们靠泊的时间有两天，主要是维修船只和补充淡水。借着这机会，我也参加了一个小小的观光团体，搭乘吉普车在城外转转。印象最深刻的是无边无际的凤梨田，我第一次了解“大田广种”的意义。另一处则是大片的甘蔗田，旁边有一个酒厂出产朗姆甜酒。这个门进去的是甘蔗，那个门出来的是甜酒，参观人都感叹：农业和工业，居然能如此紧密地结合！这一印象，对比中国传统小农多角经营的农业，使我才理解“农工业”（Agri-industry）、资本主义经营和大规模生产的规模和性质。

第三站乃是通过巴拿马运河，从太平洋进入大西洋。跨过运河几乎需要一整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从西岸进闸门。闸门蓄水后，将数万吨的货轮升高到山顶湖边，然后开闸进入加通湖；接着又进入另外一道闸门，降水落到大西洋的水位——开闸，船只离去。这个体验实在令人难忘：人力确实能够巧夺天工，将四五万吨的船只连带货物，抬举数百米高——当船只刚刚进入闸门，闸门关闭的那一刻，从船边仰首望天，我感觉自己是井底之蛙！这也是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现代技术的使用能够产生多大的能量！

运河两端都是闸门和引道，中间山地的水流汇入狭长的湖泊。湖中鳄鱼懒懒躺着，几乎难以分辨是鳄鱼还是枯木。夹着运河，每隔一定距离的宽度，就是一段铁丝网，绵延不断，这是美国管辖的运河特区——一条运河，将号称主权国家的巴拿马割成两半。这一条运河，是美国的生命线，也象征美国凌驾于整个美洲的霸权。

最后一站，则是在巴尔的摩登岸。从进入切萨皮克湾起，航行了几乎一整天才到达港口。这一条内湾如此深而宽，两岸却如此平坦，我真要感叹：上帝对美国不薄！天造地设开了这一条航道，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如此的条件。数以百计的船只熙来攘往，经由如此长的内港运送人、货，维持美国东岸的种种市场需求。后来，看到纽约的两条大河，沿岸码头的趸船连接排列，使人不能不感慨：美国的富足，除了人力以外，也有无可比拟的天然条件。

这一趟航程，海上五十余日，是我第一次“放单”独自长行。先父海军出身，侍座之时听他讲说海上的经验：海洋上的风涛浪潮犹如人生，一切变化均有征兆。这次航行所见，的确如此。平常天气，海水颜色灰蓝，海面处处是白色的浪花此起彼伏。如果海波如同呼吸般大片起伏，即是远处的大浪正在接近。海上忽见飞鸟，必是近处有陆地。晚间海上出现片片荧光，即是从陆地漂来的污物。船行忽然船首下落，乃是滑入回流；忽然船首上扬，乃是跨越海沟。如果进入较大洋流，顺水、逆水都会影响航速。

最惊险的一次，则是离开菲律宾不久遭遇的“长浪”。当时值班的水手长发现远处海平面有一线深黑，立刻高叫“长浪”，拉响警铃。全体船员迅速各就各位，也将我以布条绑于椅上，再以绳索将座椅绑在柱上，又用救生圈套在颈部。俄顷之间大浪涌来，如墨黑山陵迎头压下，四五吨满载货轮被抛上落下，船头入水，尾部高耸，推动器的翼片离水空转，咔咔不绝。两起两落之后大浪过了，船才渐行渐稳。所谓“长浪”，其实即是海啸。船长富有经验，将船以直角冲入巨浪方能脱险。这次的体验让我想起先父的教训：面对难关，唯有正面应对，方可过关！

我在8月中旬到达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就在那前后，又有两桩大事值得一提。第一桩发生在9月底，在穿越巴拿马时，从当地的报纸知悉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黑人儿童入学的事引起社会极大的辩论，紧张情绪几乎到了爆炸的临界点。果然，10月份阿肯色州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族群冲突——这也是内战以后，美国州政府第一次运用武力，以平乱为由阻挡黑人群众的抗议。这还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将州政府管辖的州卫队（state troopers）收为联邦所有，等于解除了州政府的武装。在美国的民权历史上，这一事件乃是一个里程碑。联邦权与地方权之间、州的自主权与人民的公民权之间的两重冲突震惊了世界，也开启了美国社会内部的严重分裂，至今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另一桩大事，则是1957年10月，当时苏联发射了“太空伴侣”号（Sputnik）。人类第一次发射卫星进入了太空，这是震古烁今的大事！我们可以想象，假如人类是大海中的鱼类——居然有一条鱼跳出海面，停留在离海面几丈的空间，可以瞭望陆地，也可以回顾海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尝试，而且居然成功地使得卫星离开了大气层。

对于美国而言，这个令人震惊的刺激，使得他们忽然警觉：美国并不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第一个反应是要迎头赶上，不仅在科学上要重新争回领导权，在国防上也开始发展太空战争的机制。从此以后，列强之间的军备竞争不再是武器层面而已—整个的科技发展，几乎都在为军备竞赛做技术储备。从那时以来，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逐渐失去了为知识而知识的目的，转变成为了安全，或是为了利润；美国科学的发展，更注重于现实实际的需求和应用。这一转变，就变成先后程序倒置的形势了。

在芝加哥我住了五年，感谢导师顾立雅先生（Herrlee G. Creel），他放任我自由学习，我才得以涉猎汉学之外的学科。他自己是古史名家，一对一的讨论课上却经常告诉我他对于美国社会的意见。我从他的谈话中，学到英国费边社的自由社会主义，才认识他在专业学科之外对于社会的关怀。他自己身体力行，于专业研究外颇致力于撰著通识性质的著作——凡此言传身教，我终身受益。在此，我向他致谢。

校方考虑我身体的残疾，让我住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上课大半在对街的东方研究所。那是两河埃及考古的研究所，然而，其他文化的古代史研究人员也在这个地方，利用许多有关古代历史研究的图书馆。我们的饭厅就是神学院的餐厅，在宿舍的左边对街。这三个地点，是我日常生活所在，但三个地点我能接触到的对象却很不相同。神学院除了学生和教师，还有各种不同教派的神职人员在此进修；不仅有基督教派的神职人员，许多其他宗教的神学生也在这里学习比较神学。由于这个餐厅价廉物美，芝大许多教职员和研究生也在这用餐。芝大的特殊风气是，端了盘子可以随便找空位，也不管桌子另一边或邻座是否认识——而且常常挑不认识的邻座坐下。坐下之后第一句话往往是：“你现在研究什么题目？”在这种环境之下，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面和交谈的题目就非常广泛。

神学院中一大批神学生，尤其是年轻的牧师，来自四面八方，属于不同的基督教派。在美国基督教历史上，芝加哥一地有相当特殊的传统：许多年轻的神学家，对于有势力、有资源的老教派，往往不满其官僚老大作风。于是，他们在此地另辟门户，自立教派。这些新教派的年轻牧师崇尚自由，有时候甚至非常激烈。然而，激烈的革命者等到自立教派成了气候，却也变成老大的当权者，又有新的教派革他们的命。因此，芝加哥神学院中的年轻神学生和年轻牧师的共同之处，就是激烈的反叛和自由意识。

战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年轻人从欧洲和东亚的战场回家，他们见识了另外一个世界，和美国完全不一样。欧洲和东亚都有古老的文化，但是大战结束后，都在兴起最激烈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在五六十年代，美国年轻人也开始发动思想上的解放运动，到60年代大概到了巅峰，其中一部分人走向虚无，另有一部分人则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在这种空气之下，芝加哥的年轻牧师常常是社区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先锋队。我与这些人天天接触，大家同桌用餐，共同讨论，吵翻了也无所谓。白天，宿舍中的学生各自上课，客厅空空荡荡；黄昏以后，大家从四面八方回到宿舍，客厅就是大家辩论的场所。由于各人来自不同教派，甚至不同的宗教，这种辩论就不限于严格的神学范围了。许多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也变成大家讨论的题目。到了深夜，每个楼层的浴室又成为讨论的空间——在那个洗沐的时间，往往一个题目引起抬杠，双方彼此僵持不下，其他人也各自加入战团。这种“浴室讨论会”多种多样，比正式的学术讨论会的气氛还要热烈，难得看见他们在十二点以前各自回房间。

这种气氛下，我耳濡目染搜集来的信息，其复杂和古怪程度实在是难有其他地方可与比拟。在神学院宿舍，我有幸结识了一位赖威廉（William Lyell），他帮助我了解不少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为我开启了一个认识美国的重要视角。

和这批神学生混成一团，也就避免不了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芝大的校区，跨过一条宽广的草地就是六十三街。那是当时芝加哥著名的复杂地区：六十三街火车站，是从南方进入芝加哥的站口；灰狗巴士（Greyhound Lines）的“石岛”站口，也在芝大附近。经过公路和铁路，从南方来的非裔劳工成批地进入芝加哥寻找职业。新来的劳工到达大城市，职业介绍行、工会的人员和当地的帮会三方都要抢夺。芝大神学院的年轻神学生，看不惯工会、帮会以及那些“猪仔佬”（职业介绍行）争夺这些无知无识的新到劳力，于是也介入战团，帮助这些新到的劳工摆脱各方魔掌。

再者，在芝大周围有许多弱势族群居住的地方，年轻牧师参与民权活动，也主动组织民众抵抗各种恶势力的利用。我和这些小牧师，既是同一宿舍的朋友，又驾驶一部小的高尔夫汽车，后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放许多宣传资料和其他用具。于是，他们常常借用我的汽车，出动参加各种活动。有时候，我自己也驾车帮助他们运送必需用品。如此这般，我不知不觉也卷入这种活动，见到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现象，也学到了不少书本上读不到的知识。尤其在民权运动的时候，这群神学生发动各处的年轻教友，抵制地方政客把持市政府的所作所为，揭穿他们偷窃选票的伎俩，从旁争夺选民使其不受政客控制。这些活动其实相当危险，可是当时自己年纪还轻，初生之犊不畏虎，根本就不觉得危险就在身边。环顾四周的中国留学生，大概很少有人能得到这样的机会，见到社会剖面的深处。

我在芝加哥读书五年，每年有两到四个月都在医院接受免费手术，矫治我先天的残疾。我住院之处是一家以帮助贫穷病人矫治小儿麻痹症为宗旨的基金会的医院。在病房之中、走廊上、饭厅内，经常会接触许多残疾儿童的家长。从聊天中，也了解了这些来自各方、家庭背景不同的病童和他们的家庭情形。这一段的经历，也是一般正常留学生未必能遇到的。我在这种场合结识的朋友，在出院以后，如果他们的住所不甚遥远，他们的家长常常会邀请我访问。我也因此结识了一些劳工阶层、远乡近郊的朋友。从他们那里，我所获得的见闻非常直接，可能是无法从书本上体会的。

1962年我回到台湾，1970年又到美国。第二次来美长住，落脚匹兹堡，居然一住将近半世纪。十年不走宾州路，却将他乡作故乡。我对美国真正的深入观察，是这五十年之间的所见所闻。我任教的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当年是由萨姆·海斯（Sam Hays）担任系主任。这位老同事是贵格会教徒，也是坚信自由主义的学者；他重组了整个历史系，将教研重点放在社会史。我们二十八位同事，大概一半是研究农业和农村，另外一半是研究工业和劳工，都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趋向。他自己又是环保运动的自然主义者——这几种理念的趋向，使别人把匹大历史系看作激进派。其实，我们是持守自由理念、实践容忍的一群人。

我们系的二十八个人，所从事的专业相当均匀地分配在美国、西欧、东欧、南美、远东，再有一小部分是非洲和非裔研究。这种分配方式，又和一般美国大学以美国本国史为主，甚至全部集中在美国本国史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同事之中有非常激进的老共产党员，其激进的程度比当时的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员还要厉害，是第一代最原始的共产党。最老的一位同事曾经参加国际志愿军，介入西班牙反佛朗哥的内战。可是，另外一位同事却是极端的天主教徒。我加入匹大的第二年开始，同事连续三年组织两个专题平行的讨论会，分别以工运和农村为主题；各人分别加入两组之一，也有人两组都参加。我是属于农村这一组，但是只要有空，我也会去工运那一组旁听。这也是难得的机缘，从专业的学者讨论之中，我学到了许多对美国社会的理解。

在匹兹堡，我曾经搬迁过五次，每次的邻居都是不同的人物。将近五十年中这五次的搬迁，我深深体会到，邻居的关系如何逐渐趋于淡薄。最后这一段时间居住在集体公寓，即使邻居关系淡薄，由于共同参与管理大厦的会议，在公寓事务讨论会的会前、会后也可以近距离观察到不同职业、族群、阶层的想法和作风。至于前面几次迁徙，邻居关系基本相当良好，也相当密切。

在住家之外，当然和匹兹堡本地的华人社区有相当密切的交往。我也目睹大型钢铁业等在20世纪黄金时代兴起的基础工业，如何经过它们的辉煌岁月，又如何逐渐蜕变，以至最近的新科技，包括医疗和信息，又在匹兹堡生根、发芽以至于茁壮。许多华人朋友在这些企业单位服务。他们在不同年次一批批进来，又一批批离开。有人原本有着稳定的生活，忽然随着工作变动搬家，或者因为工厂减缩甚至倒闭而失去工作。这些经历于我而言非常切身。将近五十年来，我在近距离中观察到人生的喜怒哀乐、命运的变化无常。更重要的是，我学习到如何在个人的命运之中看到美国大环境。

在这第一篇，我只是将自己初到美国的印象作为楔子。此后诸篇则按照不同的题目陈述美国六十年的变化。那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你我之间的生活，更影响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甚至人类文明未来的前景。是福？是祸？却谁能预知？

今日，书稿得以完成。撰写之时，由于年岁大了，体力衰退，不免断断续续，拖延颇久。完稿后也发现不少缺失谬误。幸而钱兄君复细心校对，提示高见，纠正错误；朱兄云汉，慨允撰序；陈航兄及王瑜女士，安排联络出版；陈珮馨女士为我口述笔录——凡此贤劳，衷心感激。

这半个世纪在美国的生活，都是曼丽与我共同度过。我们同甘共苦，育儿养老。她辛劳持家，照顾我这残废的身躯，抚慰我生活工作的疲倦劳累，二人一体，无怨无悔，白首相依。谨以这本可能是我最后的著作，呈献我妻曼丽，愿世界和平，让我们余年安宁。谢谢你，曼丽！ o2lpKswyJsCQB9VK/2pp0dtE5ybeH51RBJAbMYQ7S/gTKLxJXirjfhegAN2Znf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