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的美国

过去二十年我都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服务，因为这段难得的人生际遇，我得以近距离接触多位仰慕已久的当代博学鸿儒，并有幸得到他们的教诲与启迪，终身受用。

许倬云先生就是过去二十年来，给我授业解惑最多的长者之一。他经常让我有“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惊喜与感叹，他对世界史的宏大叙事让我视野开阔，他对四千年中国历史的通透解析让我茅塞顿开。

许先生坐卧匹兹堡河谷，胸怀人类，心系神州，观天察地，日夜匪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忧世、忧国、忧民，民胞物与。可能他也察觉到我这后生晚辈的身上也流露出些许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所以隔三岔五总可以接到他的视讯垂询，并与我分享他对时局世事的观察与感触。

二十载的耳濡目染，也让我这位后学门生能够在他面前信心满满地论断天下大势，臧否枭雄豪杰。由于台北与匹兹堡有十二小时的时差，我们隔洋日夜颠倒的交谈经常是在互道晚安早安声中依依不舍地结束。

去年10月间，许倬云先生赐寄《许倬云说美国》初稿电子档，并嘱咐我提笔为他新书作序，这是莫大的荣耀。许先生在美旅居六十载，早已他乡作故乡。美国既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他观察现代西方文明的窗口，更是他剖析一个帝国由盛而衰的根源之最大社会实验室。这本书既是一部客居生涯的回忆录，也是一本剖析美国社会病理的诊断报告，更是一篇充满惆怅与悲悯之情的动人史诗，生动地述说着美国社会与政治体制为何一步步走向衰败。

他不仅仅与我们分享了他在美国一甲子的重要亲身经历，将他在美国客居生涯中印象最深刻也最值得回味的人、事、地、物生龙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透过他独到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敏锐视角，帮读者还原这些偶然相逢的鲜活案例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源流，并摆回它们所属的文化、制度与社会脉络之中。他再把这些人、事、地、物在不同时期的面貌与本质变化放入一个全方位的历史分析框架中，从地理、文化、宗教、族群、产业、城乡、阶级、政治、军事到帝国事业各种角度，来试图回答一个所有与他有类似经历的几代华人留美精英心头的共同疑惑。

正如他在文中即兴叹道：“六十年前，我满怀兴奋进入新大陆，盼望理解这个人类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国家，究竟是否能够落实人类的梦想。六十年后，却目击史学家、社会学家正在宣告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在结语时他又反复自问：“回顾初来美国，曾经佩服这一国家立国理想是如此崇高。在这里客居六十年，经历许多变化，常常感慨如此好的河山，如此多元的人民，何以境况如此日渐败坏？”

在许先生的字里行间，我能充分感受与体会他的沉重心情，因为我们这几代留美的知识分子，都曾被美国的开放制度与自由风气吸引，都曾被美国的物质繁荣、经济活力与国际领导威信折服。与许先生一样，当我在为美国社会与政治衰败走势把脉时，都是抱持一种哀矜勿喜的心情。美国的衰败不仅意味着整个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将失去最重要的支柱，也可能触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动荡。正如美国决策者总是怀疑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我们也需要担心美国是否能和平衰落。

我在1981年夏初次踏上美国，要比许先生晚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不曾亲身经历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美国国力达于巅峰的盛况，也不曾目睹美国因为越战与黑人民权运动而爆发的严重社会动荡与分裂。当我开始有机会亲自观察美国时，水门事件对政治体制合法性造成的伤痕已经逐渐消退，但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经济的重创仍待修复，里根正以扭转停滞性通货膨胀为职志，开始在美国社会推行一场新自由主义革命。

这场高举市场万能而妖魔化政府干预角色的思维变革，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成为席卷全球的主流经济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浪潮不但将寻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美式资本主义推广到所有西方国家，也扫除了所有妨碍资本在全球追求最大投资回报的人为障碍。一场由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驱动的超级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推进到地球的所有角落，全球生产分工模式与产业供应链也快速全面重组；在此同时，跨国企业精英与超级富豪阶层也顺势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力，他们可以凌驾政府，支配社会游戏规则，并一步步地肢解意在保护弱势群体、劳工与中产阶级权益的经济管制措施与社会保障体系。他们排斥任何限制其行动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可以影响美国法律与国际规则，也可以左右国际货币基金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观点与政策。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更驱使金融资本全面流向投机性的虚拟经济，不但给所有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扭曲与干扰。在华尔街推波助澜之下，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带头进行大幅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衍生性金融产品，并压迫各国家全面解除跨国资本流动管制，放弃政府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其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入外汇与商品期货交易套利，投机交易凌驾真实避险需求，热钱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制造了一波波的金钱游戏、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最后由不动产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全球金融海啸，给美国与欧洲带来空前的经济重创，直到今日也未痊愈。在目睹美国政府政策被华尔街彻底绑架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不禁感叹今日美国民主已经沉沦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

新自由主义革命既造就了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也为美国的社会分裂与政治败坏种下恶果。新自由主义革命让国家机构逐渐丧失扭转资本主义下所得分配趋向两极化的能力，也逐渐失去维护弱势团体享有社会晋升公平机会与保障劳动市场参与者基本权益的能力，更失去节制巨型跨国企业滥用市场垄断权力的能力。因此民主作为“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制日渐成为一个空壳子，既无法维护公民的福祉，也无力满足公民的政策需求，使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严重侵蚀。

美国政治最大的难题是政党与政治精英都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军工企业集团、网络科技集团、华尔街投资机构与大银行、跨国能源企业、大型媒体集团、制药与医疗集团等主要利益集团的代理人盘踞在国会两院的各个常设委员会。这些利益集团可以驱动大律师事务所、大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公司等机构，与依靠企业主捐赠的东西两岸大小智库帮他们出谋献计，并引导舆论。这导致过去三十年美国的产业结构愈来愈集中化，强者恒强，大者恒大，垄断资本横行。这也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与寻租。这些占据寡头地位的巨型企业可以靠压制竞争者而攫取超额利润，他们的高获利模式主要不是源于创新与效率，而是靠其市场垄断地位以及左右法律与政府政策的政治影响力来并购同行、滥用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诉讼，抑或享受合法避税与超额租税补贴。

试举美国的医疗健康产业为例。美国的医疗健康相关行业占GDP的比重高达18%，远远超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比例。可是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却在OECD国家中仅排末座。而且近年来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唯一出现人均预期寿命倒退的国家（主要由于吸毒、枪支泛滥与自杀率上升）。在2017年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8.6岁，与中国大陆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两岁左右，可是中国大陆的人均医疗健康支出仅仅为美国的1/12。这意味着美国的医疗体系内存在严重的费用超收、资源浪费与无效医疗，而且医疗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

自由主义革命带来的政策变革，也必然导致全球化的红利与风险之分配严重不均，如今众多西方国家正面临全球化受损者的猛烈政治反扑。美国在新自由主义革命道路上走得最远，长期由共和党把持的最高法院更不断为富裕阶层打开金权政治洪流的闸门，因此美国社会所累积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也最严重，向上流动的社会渠道趋近停滞的问题也最为突出，拥护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也最为尖锐。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最终以选出特朗普这样的民粹政治人物而得到暂时的宣泄，但也为今后美国社会更严重的撕裂埋下了伏笔。

特朗普可以获得白人蓝领阶层的支持，因为这批选民迫切需要知道：未来足以维持中等收入的工作机会在哪里？政府何时才能大幅更新残破不堪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下一代是否能享有相对公平的教育与社会晋升机会？婴儿潮世代大批退休后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能否支撑？如何扭转过去三十年富者愈富而中产阶级趋贫的两极化趋势？美国两党的主流政治人物纷纷失去这批选民的信任，因为这些熟面孔不是已经被利益集团彻底绑架，就是面对经济与社会难题束手无策。选民宁可寄希望于毫无从政经验的新手。

但是特朗普并没有纾解美国经济困局与社会矛盾的良方。相反，他漫无章法的内政与外交举措，更让观察家担心他可能是加速家道中落的败家子，不但不懂得珍惜前人累积的资产，反而轻率地将家底典当变卖。他帮富人与企业大幅减税，必然导致美国财政结构的急遽恶化，2019年的联邦赤字将首度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他把移民视为导致美国工作机会流失的代罪羔羊，极可能让这个长期以来使美国经济得到必要人力资本补充的关键渠道开始萎缩。他推行的“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既粗暴又鲁莽，正如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这位在共和党阵营颇受敬重的新保守主义大将所指出的，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的诸多行径让美国愈来愈像一个“超级流氓大国”（rogue superpower），因为它打破了所有的道德、意识形态与战略考量的底线。

特朗普的外交团队在任何时候与任何谈判场合，一律把自己享有的不对称双边权力关系优势赤裸裸地用到极点，试图威逼对手做出最大让步，不论亲疏，不讲情谊，也不瞻前顾后。这让所有与美国打交道的传统盟邦、贸易伙伴与竞争对手都不得不把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视为一个毫无诚信、不择手段、随时变卦、危害世界、颠倒是非的“流氓国家”。现在美国的主流外交精英都在担忧，特朗普这四年将对美国国际领导威信造成无法弥补的严重折损。

我的上述观察，也仅仅是帮许先生的社会病理诊断提供一点脚注。新自由主义思维颂扬个人自由，但也同时奖励自私、自利与贪婪，并鼓励对物质欲望无止境的追求。美国富裕阶层的所得税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而且跨国企业都尽可能将利润隐藏在国外租税天堂，他们自私自利到连最基本的社会义务都设法摆脱。这正好可以印证许先生所指出的：“美国的起源是清教徒寻找自由土地，其个人主义的‘个人’，有信仰约束，行事自有分寸。现在，信仰淡薄，个人主义沦于自私。”

最近几年，许先生连续推出多部脍炙人口的旷世之作，让华人世界的广大读者可以透过他行云流水的笔触，源源不断地汲取他的智慧结晶与知识精华。《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中国文化的精神》，部部都是厚积薄发之作，初读引人入胜，再读字字珠玑。这近百万字都是从他一生积累的广博阅历、炉火纯青的智慧与融会贯通的知识中提炼而得。

这几部大作涉及的知识面向之广绝非我浅薄的学术功底所能置喙，连写读后感言都会心虚，更不用说撰文推介。唯有《许倬云说美国》尚可加油添醋一番。不敢辜负许倬云先生因材施教的美意，乃勉强提笔，忝以狗尾来续貂。

后学朱云汉伏案于北投大成堂
戊戌年冬

朱云汉，台湾“中研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中研院”政治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合聘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朱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政治学者，其领导的研究团队评估各国治理质量、政体合法性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方法学，获得各国智库学者高度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