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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我曾提到过“政治正确”——这一产生于美国，旨在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以保护被压迫的少数派权利的名词正在演变成一种新的激进主义，认为对于真理只能有唯一一种解释，而把其他观点都看成是邪说。因此，尽管该主义并不一定是狭隘的（它能够容忍其他非基要主义者的存在），但却很容易变得狭隘，从而游离在那些所谓没有“正确”理解真理的大众群体之外。
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他是一个吸烟者，由于学校禁止师生在大学室内吸烟，所以他常常利用课间去室外吸烟。那些吸烟的学生也会到室外去，于是老师便会和这些学生交谈十来分钟。事实上，我也是这么做的。我的授课时间是两小时，因此我会在两堂课之间安排一次十分钟的休息，然后到花园里或路边去吸烟，并会与那些同样拥有这种恶习（显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恶习，但大家都认为如此）的学生闲聊一会儿。
如今，那些不吸烟的学生却向校长投诉了我的这位美国朋友。理由如下：由于他经常与吸烟的学生聊天，因此会与他们建立一种更加亲近的关系，从而损害了不吸烟学生的利益。这种特殊的亲近关系破坏了“公平原则”。因此，这位教授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审查的。正如大家所见，在该事件当中，并不是要尊重那些少数的受到排挤的弱势群体，却是要保护大众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体现了大众对于一小部分优势势力的担心。
我们可以察觉到，这样一种过分强调“尊重每一个人”的担忧将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局面，会使人们对于任何人都无法容忍。打个比方，法律中可以加上一条，说我不能娶我所爱的女人，而必须与指派给我的女人结婚，以此来保护所有少数民族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有十个中国人都已经结婚了，那么我就必须娶印度女人或芬兰女人，但就是不能跟中国女人结婚，从而保证所有少数种族的机会均等）。
罗纳德·德沃金
是激进自由主义（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包括那些选择放弃生命的人的权利）的主要代表人物。上个星期，他获得了博洛尼亚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而他在演说中所讨论的恰恰就是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
大学的产生（中世纪时的大学也正是在博洛尼亚诞生的）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它确立了独立教育机构存在的必要性，这样的教育机构不仅要独立于政治和宗教权力，而且其中的教师也应具备独立于大学本身的各种思想和理念。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想法，也正是这种想法推动了西方科学的进步。
但如果要遵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原则，这种自由就会受到质疑。例如，一个英国文学教授将会被禁止讲授莎士比亚的《奥塞罗》，因为书中的那个黑人
是个嫉妒鬼，而且还是杀人凶手，这一点将会激怒那些不是来自西方的学生；他也不能讲授《威尼斯商人》，原因很明显，因为在那部戏剧中，莎士比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点大众化的排犹主义思想（尽管夏洛克是个出色的人物形象）。他甚至没有勇气讲授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为这意味着他忽视了某些非洲民族的哲学和神话（而这些非洲民族的后裔却在大学里就读）。
毫无疑问，在大学里既教授亚里士多德哲学又教授多贡族
神话，这是完全正确的。只可惜所谓的“政治正确”却要惩罚教授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人，而奖励教授多贡族神话的人。这就体现了一种盲目主义和基要主义，这种观点与那些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现了人类理性，而多贡族神话只是一种野蛮思维的极端观点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的确，大学和中学都应为所有理论的教学提供空间（因此，我很久以来就认为一所好的学校应该让学生了解《圣经》、福音书、《古兰经》和佛教典籍的基本内容）。但若是仅仅因为《圣经》与《古兰经》互不相容，就禁止某人谈论（他非常了解的）《圣经》的话，就表现了一种危险的狭隘性，只不过表面多了一层“尊重不同观点”的伪装而已。
一九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