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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帕帕拉尔多主教以及他大力推行的改革运动一直怀有极高的敬意。但我却发现，他在将一些有罪之人革出教门时曾使用了“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说法，似乎这只是一句具有修辞功能的俗语。然而这却是一个愚蠢的行为。至于意大利的犹太人团体对此感到愤怒，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主教先生为什么不说“撒旦的教堂”或“恶魔的庙宇”，而会想起“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说法呢？事实上，这种说法自有其历史渊源。我从报纸上读到，有人认为该说法来自《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书是排犹主义的“圣经”，更曾是希特勒的枕边读物。然而这种说法却是错误的。《纪要》里的内容虽然要更糟糕，但却不可能采用上述说法。因为这本书是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用第一人称写的。因此，若要让这本伪书看起来逼真，其中的犹太人绝不可能自称为“撒旦的密使”。倒是该书的真正编者——俄国人谢尔盖·尼卢斯于一九〇五年评价这本小册子时，曾说以色列的凯旋王（即敌基督）曾“使用撒旦的恐怖力量倾尽全力”去接近掌控宇宙大权的宝座。
传统排犹主义认为，犹太人与魔鬼有约，因此撒旦或敌基督才会特别青睐犹太教堂。这种说法在中世纪时期的典籍中随处可见。然而“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提法却是典型的十九世纪排犹主义言论。
一七九七年，巴吕埃尔神父曾写过一部名为《雅各宾主义发展史回忆录》的作品，旨在说明那场连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等人物都竞相参与的法国大革命其实是一场耶路撒冷圣殿骑士团
和共济会
的阴谋。巴吕埃尔并没有提及犹太人，但事后某位西莫尼尼将军又向他指出那场革命的幕后黑手其实是阴险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在追寻“山中老人”（有可能是个穆斯林）的传统。从这以后，许多人都把犹太人看做是引起所有革命暴动的罪魁祸首。一八六八年，一个反动的普鲁士人赫尔曼·古德切曾以“约翰·雷德克利夫”的名义写了一本小说《比亚里兹》，其中描述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代表在布拉格公墓里进行夜间会面并商定要征服世界的场景。不久以后，这段描述性的文字又作为真实的记录出现在英国外交官约翰·雷德克利夫的文件里。在布尔南的《犹太人，我们的同时代人》（一八八一年）一书中，作者把这段颠覆性的文字记在了犹太拉比约翰·雷德克利夫的头上（不过，这回雷德克里夫的名字中只有一个f
）。这段假造的文字后来被《犹太研究杂志》再次引用，经过多次作伪处理之后，最终出现在伪造的《锡安长老会纪要》上。
在天主教学界，这种说法曾多次出现在古热诺·德穆索
的诸多作品中，尤其是那部《犹太人、犹太教和基督教徒的犹太化》（一八六九年）里。另外，他还因此得到了教皇庇护九世的特殊祝福。毛里求斯路易港的大主教——耶稣会士默兰阁下于一八九三年出版《共济会，撒旦的犹太教堂》一书之后，“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说法便流传开来。在这部五百多页的作品中，这位高级天主教士首先对希伯来的占卜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将其与传统诺斯替教和摩尼教相联系，最终把共济会的诞生归结为希伯来人的发明。他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撒旦在共济会集会处现身的场景，从而表明共济会与希伯来神秘主义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至于这种观点是如何通过这同一系列的伪造文集从德国和俄国的反动群体传播到法国和意大利耶稣会作者以及法国极端右派群体中间的，诺曼·柯恩在《种族灭绝的许可证》一书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这是一本人人都应阅读的作品，由伊诺弟出版社翻译出版。自然，柯恩将那些谎言一一戳穿，但仍有一些文人用同样的证据来维护原先的神话。比如内斯塔·韦伯斯特于一九二四年出版的《秘密组织和破坏性运动》就曾风靡一时。在这部书里，作者把共济会、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危险性（就像之后的纳粹法西斯分子的宣传一样）统统搅到了一起。
总之，“撒旦的犹太教堂”这一表达方式主要流传于十九世纪的正统天主教学界中，而且还受到了一些通俗小说流派的影响。在那些布满尘埃的主教图书馆里，还残留着许多这些小说中所宣扬的思想。这是一个捏造出来的句子，即使是在特定的说教场合使用，我们也能听出它背后的来龙去脉。
一九九二年
[1]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一本反犹太人的伪造文件，曾被德国人奉为圣典，并成为屠杀犹太人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