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卢仁，写书的卢仁，经常思索他的儿子会长成个什么样子。他写了好多书（其中有一部被人遗忘了的长篇小说，书名为《烟雾》，其余的都是写给男孩子、青少年和中学生看的，出版时配有结实的彩色书皮），在这些书里常常闪现着一个金发少年的形象，“倔强”，“郁闷”，后来成为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或画家，整个成长过程中从未失去道德美。他的儿子与所有那些在他看来注定会长成碌碌之辈（假定确有碌碌之辈的话）的孩子存在着几乎察觉不到的特质差别，他把这种特质解释为天才的隐秘表现。他已故的岳父生前是作曲家，虽然是个有点枯燥的人，而且即使是在他创作成熟的时期，其水平也曾遭人非议。老卢仁牢牢记着岳父是作曲家这回事，竟然不止一次地做一个像石版画一样的美梦，梦见自己夜里端着一支蜡烛下楼来到客厅，客厅里有一个Wünderkind ^[1] ，穿着一件拖到脚跟的白色睡衣，正在弹奏一架巨大的黑色钢琴。

他认为人人都应该明白他的儿子非同寻常。他觉得外人也许比他自己更明白这一点。他为儿子挑选的学校尤其因关注学生所谓的“内心”世界而闻名，也享有对学生关怀备至、体察入微的名声。据说在该校创建初期，课间长休时老师们就陪着男孩们一起玩：物理老师一边回头张望，一边把一堆雪团成一个雪球；lapta （俄式棒球）比赛中，数学老师在逃跑躲避中被小硬球击中了肋骨；就连校长本人也来了，欢叫着为比赛加油。如今这样的游戏场景不再有了，但师生同乐的名声仍在。他儿子的班主任是教俄罗斯文学的老师，作家卢仁的老熟人，同时也是个不错的抒情诗人，曾出版过一部模仿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风格的诗集。“顺便来坐坐，”卢仁第一次带儿子到学校时他对卢仁说，“每个星期四十二点左右都行。”卢仁果真去了。楼梯上无人上下，很安静。他穿过大厅向教师办公室走去，隐隐听见一阵嘈杂的大笑声从二班教室传出来。接着又是一片寂静，长长的大厅中只有他的脚步声响在黄色的镶花地板上，沉重而响亮。教师办公室里有一张铺着台面呢的大桌子（令人联想起考试场面），班主任正坐在桌旁写信。

自儿子入学之后，他还没有和班主任说过话。现在是时隔一月后拜访他，他满怀兴奋的期盼，也有点忐忑不安——这样的心情他曾经感受过一次，当时他还是个身穿大学校服的年轻人，去见一位文学评论杂志的主编，前不久他给他寄去了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此刻和当年一模一样，他没有听到他暗暗期盼的惊喜之词（那种期盼就像你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醒来，仍然闭着双眼，心中暗暗期盼着一个非同寻常的灿烂清晨），也没有听到那些他希望从别人嘴里最终会说出来的话，假如不是怀有这样的一丝希望的话，那些话他自己倒会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他听到的都是些冷淡枯燥的话，证明这位老师对他儿子的了解比他还少。关于深藏的天赋的话题，一个字未曾提起。是这位老师先说话，侧着长着胡子的苍白脸庞，他从鼻子上小心地摘下卡得紧紧的夹鼻眼镜，鼻梁两侧留下两道粉红色的凹槽，又用手心揉着眼睛。他说这孩子可以表现得比现在更好些，又说这孩子似乎和同学们相处不好，课间休息也不爱活动……“这孩子无疑是有能力的，”这位老师终于揉完了眼睛，“但我们注意到他缺少点活力。”这时楼下响起了铃声，接着铃声响上楼来，又在全楼响成了一片，尖厉刺耳，令人难以忍受。铃声响过后，有两三秒钟完全寂静的时刻，然后一切突然恢复了生机，爆发出一片嘈杂声。书桌盖砰砰响，大厅里充满了说话声和脚步声。“这是课间长休，”老师说，“要是愿意，我们就下楼到院子里去，可以看孩子们玩耍。”

孩子们下楼下得飞快，抱住楼梯扶手，便鞋底蹬在楼梯的边沿上，刷的一下滑下去，楼梯边就这样给磨得很光了。他们在楼下挤满衣架的暗影里换鞋，有几个坐在宽宽的窗台上，一边咕哝着说话，一边匆匆系鞋带。突然他看见了他儿子，正弓着背很不雅观地从一只布袋中往外掏他的靴子。一个浅黄色头发的男孩跑得太急，一下撞在他身上，卢仁往旁边挪挪，突然看见了他父亲。他父亲冲他笑笑，托着他的羊羔皮无檐帽，用一只手的掌边在帽顶上压出那道应该有的褶子。卢仁眯眯眼睛，转过身去，好像没看见父亲似的。他蹲在地板上，背对着他父亲，埋头摆弄他的靴子。已经换好鞋的孩子从他身上跨过去，推他一下，他就往里缩缩，仿佛要躲进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去。最后他总算出来了——穿着一件灰色长外套，戴着一顶羊羔皮小帽（这帽子被同一个高大的男孩屡次三番摘下来）。这时他父亲已经站在院子另一头的大门旁，满怀期待地朝卢仁的方向望着。老卢仁的身旁站着那位文学老师，这时被孩子们当足球踢的那只灰色大皮球恰好滚到文学老师脚边，他本能地想发扬学校迷人的传统，拉开架势要踢球，却只笨拙地这只脚换那只脚，还险些掉了一只长统套鞋。他开怀大笑，老卢仁抓着他的胳膊肘扶住他。小卢仁乘机溜回门厅。门厅里这会儿一片寂静，只听见看门人隐在衣架丛中舒舒服服地打着哈欠。透过门玻璃，在星状嵌框的铁条之间，他看见他父亲突然摘下手套，匆匆和老师握手告别，走出大门消失了。小卢仁这才又悄悄走出来，小心地绕开玩耍的孩子们，往左边走向拱廊下堆放木柴的地方。在那儿，他拉起领子，在一堆圆木上坐下。

就这样，约有二百五十个课间长休他都是坐在柴堆上度过的，一直到他被带往国外的那一年。有时候老师会从某个角落突然拐出来，说：“卢仁，你怎么老坐在柴堆里？你应该和别的孩子一起玩玩。”一听这话，卢仁总会从柴堆上站起来，想找个离这会儿玩得特别起劲的三个同学不远不近的地方。谁要是砰地踢过球来，他就赶紧躲开。确信老师走远后，他就又回到柴堆上。他上学的头一天就选好了这地方。那是阴沉的一天，他发现周围都是对他的仇恨、嘲笑和好奇，致使他的眼睛里自动燃起了怒气，他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很不幸，人长眼睛就得看东西——都遭受到莫名其妙的视觉变形。带有十字形蓝边的书页变得模糊不清，黑板上的白色数字忽而缩小，忽而增大。算术老师的声音好像越来越远，越来越虚，越来越听不明白。他的同桌是个两腮刚长出胡须的阴险家伙，常得意而又不露声色地说：“现在他就要哭了。”但卢仁没哭过一次。有一回在厕所里，他们几个联手把他的脑袋按进一个冒黄泡的便池里，即使这样他也没哭。“先生们，”老师在最初的一节课上说，“你们的新同学是一位作家的儿子。你们要是还没读过他的作品，那现在就该读了。”他在黑板上大大地写下一行字，劲儿使得太足，粉笔在他的手指下嘎扎嘎扎地断成了几截。这一行字全用大写字母写： 《托尼历险记》，希尔维斯托洛夫联合出版公司 。往后两三个月里，同学们都叫他托尼。那个两腮刚长胡须的家伙故作神秘地把那本书带到课堂上，上课期间偷偷传给别的同学看，还不时意味深长地瞥一眼他那位受害者。下课后，他就从书的中间部分朗读起来，故意读得前言不搭后语。彼得利什契夫从前面回头看，想往前翻回一页，结果这一页撕破了。克莱布斯抢着说：“我爸爸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二流作家。”格罗莫夫大喊：“让托尼读给我们听！”“最好每人发一页，”班上的那位小丑兴致勃勃地说。一阵激烈的厮打后，他占有了那本漂亮的红皮金字的书。书页在教室里散落一地。其中一页上印有图画——一个眼睛明亮的学童站在街道拐角上拿他的午餐喂一只邋遢的狗。第二天卢仁发现这幅图画整整齐齐地钉在他的课桌桌盖里侧上。

不过很快他们就不再惹他了。只是他的绰号会时不时响起，但他坚持不应声，最后也就没人再叫了。他们不再注意卢仁，不同他说话，就连班上唯一的一个文静男孩（每个班里都会有这种类型的学生，就像每个班必有一个胖男孩，一个壮男孩，一个机灵鬼一样）也躲着他，怕沾上他的晦气。正是这个文静的男孩，六年后一战伊始，因完成了一项极其危险的侦察任务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后来在内战中失去一臂。在一九二○年代，他努力回忆卢仁上学期间是个什么模样时，只能想起一个背影。在班上要么坐在他前面，长着两只招风耳，要么一直退到大厅的尽头，尽可能远离吵闹声。再就是坐着雪橇回家，双手插在衣袋里，背着一个黑白相间的书包，天在下雪……他想跑上前去看看卢仁的脸，却只见风雪迷茫，纷纷扬扬、无声无息的雪，给他的记忆盖上了一层昏暗的白雾。这个从前的文静男孩，如今不安定的流亡者，看了报上登的一张照片后说：“想想看，我死活想不起他的模样……死活想不起……”

不过老卢仁每天下午四点左右透过窗户往外瞧，总会看见远远驶来的雪橇和儿子像个小白点一样的脸。儿子一般是直接来他的书房，脸颊碰一下父亲的脸颊，对着空气亲一下，转身就走。“等等，”他父亲总会说，“等等。告诉我今天怎么样？叫你上黑板了吗？”

他热切地望着脸扭向一边的儿子，总想抓住他的肩膀摇摇他，给他几个响吻，吻他苍白的脸颊，吻他的眼睛，吻他柔软凹陷的鬓角。在刚上学的那个冬天里，患贫血病的小卢仁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心酸的大蒜味，这是按医嘱注射了砷化剂的后果。他的铂丝牙箍已经取下了，但出于习惯他还是继续龇牙咧嘴。他上身穿一件诺福克上衣，下身穿一条膝盖下方钉着纽扣的灯笼裤。他站在书桌旁，重心偏在一条腿上，沉着脸就是不说话，这样他父亲也不敢乱说乱动。小卢仁走了，书包一直从地毯上拖了过去。老卢仁刚才正在伏案撰写他计划中的一个故事，故事都写在学生用的练习簿上（这是他一时兴起，将来给他作传的人也许会欣赏这种写法）。现在他胳膊肘支在书桌上，听着隔壁餐厅里的独白，那是他妻子的声音，在劝沉默的儿子喝杯可可饮料。真是令人可怕的沉默，老卢仁心想。这孩子情况不好，内心有什么痛苦之事……也许不应该送他上学。可话说回来，他得和别的孩子相处，学会适应……谜一样难，谜一样难啊……

“那就吃块点心？”隔壁的声音还在伤心地继续，接着又是沉默。有时候会出现点可怕的情况：突然，没有一点明显的原因，另一个声音会回击，沙哑刺耳，然后门砰的一声响，仿佛被狂风刮得关上了一般。这时老卢仁会跳起身来，直奔餐厅，笔仍握在手中，像握着一只飞镖一般。他妻子正在抖着双手收拾打翻了的茶杯和茶碟，看看上面有没有裂纹。“我刚才问他学校的情况，”她说，没有看她丈夫，“他不想回答，然后就——像个疯子……”他们两人都注意听儿子的动静。秋天里法国女家教回巴黎了，现在就没人知道他在他的屋里做什么。他屋里的墙纸是白色的，靠上部是一道蓝边，上面画着灰色的鹅和姜黄色的小狗。一只鹅对着一只狗，全屋一圈下来共有三十八对这样的。一个板架上面放着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松鼠标本，这一套东西是在棕枝主日 从凯特金市场 上买来的。一辆绿色的发条玩具火车从扶手椅的落地花边下露出来。这是一间舒适亮堂的房间。鲜艳的墙纸，快乐的物品。

屋里也有书。他父亲写的书，红底金字的压花封面，第一页上是一行手书题词： 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儿子永远像托尼一样善待动物和人类 ，后面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有的题词是： 我写这本书是为我儿你的将来着想 。这些题词在他心中激起了一种隐隐约约以父为耻的感觉，因为这些书就像柯罗连科的《盲音乐家》或冈察洛夫的《战舰巴拉达号》一样枯燥无味。还有一大卷普希金诗集，从来没有打开过，封面上画着一个厚唇卷发的男孩。不过也有两本他终生喜欢的书，是他的姨妈送给他的。这两本书牢牢印在他的记忆中，就像放在放大镜下那么清晰。这两本书对他的人生影响如此强烈，以至二十年后重读它们时，他看到的只是索然无味的释义，一个缩略本，这两本书好像已被他心中留存的那个不可重复的永恒形象所超越。不过既不是对远游的渴望让他身不由己地紧跟在斐利亚·福格 ^[2] 身后，也不是小男孩对神秘历险的向往引他关注贝克街 的那所房子。在那里，身材瘦长、长着鹰钩鼻子的大侦探给自己注射一针可卡因后，便如痴如梦般地拉起小提琴来。很久之后他才在脑子里理清了是什么使他对这两本书如此着迷，原来是精致的情节展开模式，叫读者欲罢不能。斐利亚戴着大礼帽，面对复杂的情况从容应对，钱财该舍就舍。他忽而骑着花百万英镑买下的大象，忽而乘坐非得烧掉一半的大船。夏洛克让逻辑推理带上幻梦般的魔力。他写了一篇专论，研究所有已知的各种雪茄烟的烟灰。单凭一点烟灰，就像得了闯入神奇迷宫的法宝，由此进行各种可能的推理，得出令人叹服的结论。他的父母在圣诞节这一天请来魔术师表演，表演中魔术师不知怎么的把福格和福尔摩斯暂时融会于一身了。这一天卢仁感受到了新奇的快乐，本来对表演的不满全都消失了。有时候老卢仁提出——提得很谨慎，也不经常提——“把你的同学请到家里来玩”，但从来不见动静。有鉴于此，老卢仁联络了两家熟人，这两家的孩子也在小卢仁的这所学校上学。他相信这样做既热闹，也管用。他还请了一位远房亲戚的几个孩子，有两个文静柔弱的小男孩和一个脸色苍白、黑头发梳成一条大辫子的小女孩。请来的男孩都穿着水手服，头发上有发油的气味。小卢仁惊恐地认出来其中两个，原来是三班的博申涅夫和卢申，两人在学校里总是穿着邋遢，举止粗野。“好，人都到齐了，”老卢仁说道，高兴地扶住儿子的肩膀（这肩膀缓缓地从他手底下滑走了）。“现在我走了，你们自个儿玩。互相认识一下，玩一会儿——回头再叫你们，会给你们一个惊喜。”半个钟头后，他过去叫他们。屋子里一片寂静。小女孩坐在角落里翻着评论杂志 Niva （《田野》）的附录，找图画看。博申涅夫和卢申腼腆地坐在沙发上，红着脸，头发油光闪亮。两个文弱的外甥在屋里晃悠，毫无兴趣地看看墙上的英国版画，看看地球仪，看看松鼠，看看放在桌上坏了好久的一个计步器。小卢仁自己也穿着一套水手服，胸前挂着一只拴着白绳的哨子，坐在窗户附近的一把硬椅子上怒目凝视，咬着拇指指甲。不过魔术师补救了这一切。第二天，博申涅夫和卢申恢复了他们令人讨厌的本来面目，在学校大厅里走到他跟前，向他深深鞠躬，发出一阵粗俗的哄笑，然后匆匆离开，挽着胳膊，一摇一摆地走着。即使是这样嘲弄，也没能打破魔术师的魔力。在他脸色阴沉的请求下——如今他不论说什么，眉毛都痛苦地锁在一起——他母亲从小商品市场上给他买了一只漆成红褐色的大盒子和一本魔术技法书，封面上画着一位身着晚礼服、胸佩奖章的绅士，正抓着一只兔子的耳朵把它提起来。大盒子里有几个带假底儿的小盒子；一根裹着闪亮彩纸的魔术棒；一副做工粗糙的纸牌，其中带人形的牌半面是杰克或老K，半面是穿着制服的羊；一顶带夹层的可折叠礼帽；一根两头拴着两块小木块的绳子，不清楚是干什么用的。还有色彩艳丽的小纸袋，里面装着可以把水变蓝、变红、变绿的粉末。这本书要比其他书好玩得多，卢仁毫不费力就学会了几套扑克牌把戏，站在镜子前对着自己表演了好几个钟头。当一个把戏练到得心应手时，他从中体验到一种神奇的快乐，隐约觉得尚有更多的快乐潜藏其中。不过仍有一些还没有学会的东西，比如凌空一抓，变出一枚卢布来；让观众从一副牌中任意抽出一张，看好是几但不作声，魔术师从不知所措的卢申耳朵后面抽出一张牌来，正是观众抽出的梅花七。其中的奥妙魔术师显然成竹在胸，但他还没有掌握。书中描写的复杂道具让他不快。他追求的奥秘是一种简单，和谐的简单，这样的把戏远比最复杂的那些更能引人称奇。

他的学业报告在圣诞节送来了，写得极其详细。“总体评价”几个字是醒目的红色，老师在这一栏下不厌其烦地细说他如何嗜睡，如何冷漠，如何懒散，如何愚钝。成绩栏里用评语代替分数，俄语成绩是“不满意”，其他课程里有三四门是“勉强满意”——数学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就在这时候，卢仁却异乎寻常地迷上了一本叫做《趣味数学》的难题集。他被稀奇古怪地胡闹的数字、任性乱窜的几何线条所吸引，对所有这些学校课本里没有的事物着迷。一条斜线，像辐条一般移动，沿着另一条竖的直线向上滑行——这个证明奇妙的平行原理时出现的情形，让他产生了又惊又喜的感觉。那条直线和所有的线一样没有终点，这条斜线也没有终点，它沿着直线滑动，角度越小升得越高，这样它注定要永无止境地运动下去。因为它不可能离开直线，它们的交点以及他的灵魂便跟着这条线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小径向上滑去。不过他借助尺子把两条线强行分开：他只是重画了一下，让两条线平行。这使他感觉到，在遥远的无穷之处，当他强行使斜线跳起时，发生了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一个无法解释的奇迹。于是他倘佯在这些神奇线条的天堂中，人间的线条全然不在心上了。

有一阵他又在智力拼图游戏中找到了迷人的乐趣。这些拼图刚开始只是儿童玩具，由几大块拼板组成。拼板的边上有圆形的齿，像小小的奶油甜饼一般，相互紧紧咬合在一起，这样整块拼图拎起来各个小块也不会散开。但那一年从英国传来流行一时的成年人拼图游戏，在彼得堡那家最好的玩具店里大家管它叫“拼图机”。这东西做得独出心裁，异常精妙，拼块呈各种形状，从一只简单的圆盘（拼起来后是蓝天的一部分）到各种最复杂的形状，应有尽有。有隅角、海角、地峡，还有各种精巧的凸状物，让你难以辨明它们本该装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要填补基本上拼好了的黑白相间的奶牛皮？这块绿底黑边的长条是不是牧羊人的手杖投下的影子，在另一块形状比较明显的拼板上能清晰地看出牧羊人的一只耳朵和头的一部分。拼板的左边渐渐显出奶牛的腰，右边在一些绿叶衬托下，出现了一只握着牧笛的手。当上方的空间用天蓝色堆积出形状，那块蓝色圆盘便顺顺当当地嵌了进去。这些五颜六色的小块精确地结合起来，最终构成一幅明晰的图画，这让卢仁感到无以名状的激动。这类智力拼图中有些价格昂贵，由几千个小块组成，都是他那位年轻的姨妈买的，一位快乐、亲切、长着红头发的姨妈。他总是伏在客厅的一张牌桌上，花好几个钟头琢磨这些拼块。每一块先用目测，然后再试试可以填这个空还是那个空，还试图根据一些不易看出的迹象提前断定拼出来是一幅什么性质的图画。从隔壁充满客人吵闹声的房间里总是传来他姨妈的央求声：“看在上帝的分上，任何一块都别弄丢了啊！”有时候父亲会进来，看看拼图，朝桌子伸出一只手，说：“你看看，这块肯定要放在这儿的。”卢仁哪里也不看，只会喃喃说：“废话，废话，别瞎搅。”父亲则小心地用嘴唇碰碰儿子头发蓬乱的头顶，然后离去——走过几把镀金的椅子，走过宽大的镜子，走过名画《弗莱恩沐浴》的复制品，走过钢琴——一架沉默的大钢琴，垫着厚玻璃，盖着一块织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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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语， 神童 。

[2] Phileas Fogg，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的小说《八十天环游世界》（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中的主人公。 eF60tEE4mo+RrtXod323bE5NkzxFONZuqnxdIZ36iRtCcr5t55GpT73r4KgKhL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