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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城肃静、万业萧条、亿民愁眉，夺人性命的新冠肺炎，侵袭全国，肆虐世界。原本应是万民欢腾、锣鼓喧阗、喜气洋洋的有着几千年传统的春节，从卫星云图上看，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全国所有的街道、广场均人流稀少，有的甚至空无一车一人，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武汉封城，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疫情肆虐中华大地，与病毒抗争的悲壮延伸到全国。灵魂跟不上脚步的人们，响应政府号召、自我隔离防止病毒传播的人们，在不得不享受的超长假期里，感到恐慌、悲痛、愤怒，并思考，一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长时间的全民同时思考，这场瘟疫是如何开始的？真正的源头在哪？如何让这场本可避免的、与十七年前出现过的非典疫情相类似的巨大灾难，今后不重演？为何各国在面对疫情时，前期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手忙脚乱的局面？古人说哀兵必胜，如今亿万哀痛民众的深度思考，将会为我们的文明和国家以及世界带来新的黎明。
真的没想到，此书新版的最终完成，竟然是在2020年春节前后疫情肆虐的国难之际。在完成这项工作中，我为疫情中成千上万病痛和不幸离世的人们默默流泪，惨痛的灾难必须牢记，更要凝结出世代铭记的新道理。因为必须的自我隔离，我有了强迫接受的安静日子，才能改变忙中偷闲、断断续续修改原书的窘境，在整块的时间内完成了这延宕多年的心愿。
2012年，我写了此书的第一版，在扉页，留下最有感触的一句话：思维才是力量！
那是为迎接我时任校长的华东理工大学六十周年校庆，为感念《培根论述文集》和老子的《道德经》给予我的恩惠，抽空汇集日积月累的感悟和体验，而写就的一本非专业书。因为平时一直忙碌，根本没有完整的时间，也无法静心，只能确定一个大概的方向，然后随机记录所思所想、想到哪记到哪，发散思考，机缘巧合，归类聚焦，时增时减，聚集生长成文，进而修改成篇。整个写作就像一棵树在自然成长，无论此书，还是我的一些发言，都是采用此法，我自嘲为“自然成长写作法”。
2015年，完成十一年头、两届已过的华东理工大学的校长任期，再次回归学术领域。有领导问我卸任后对校长一职有何感言，我答道：大学校长，上要能登大雅之堂，下要能随三教九流。校长生涯，就是一个“忙”字，如不警醒，容易碌碌无为。
我回归学术专业研究那段时间，终于有时间与分子打交道，忙碌于“点石成金”的恬静。可以有点滴闲暇时间，琢磨我喜欢的科学人文哲理，读书写作，回到久违的心静境界和深思状态。每一次向学术的回归，都是一次洗礼。说真话、做实事、做感兴趣的事、做有价值的事。学术不能撒谎，人类的良知和进步建立在可靠可信的稳固基石之上，否则，人类的文明大厦就将垮塌。
如何避免被人打搅和惦记着、避免成为会议和庆典的应景花瓶及木偶，如何回报大众和社会，是我经常思考和扪心自问的。每当夜深人静，就能感受到自我加持的使命感，似乎有个声音在提醒、呼唤、催促自己。得抓紧时间、花点精力，将自己的感悟和思考写下来，与感兴趣者分享。
人生历程中、民族文明历史中、人类历史上要避免各种天灾人祸的悲剧一再上演或者再次重演，就有必要尽可能地展现人类重大思维变迁的全景图景和完整光谱，提醒人们开动自己的大脑，独立自由地去认识与辨别所见所闻，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由与解放。
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立足中华文明史、世界科技史和人类未来憧憬，写一本批判性的、建设性的、思维性的书，写一本有益于深入和系统思考社会和人生的书。我将历年候机写在登机牌背面的三言两语，集成在一起，于2012年出版。尽管书中有许多不连贯，甚至漏字、错别字，但许多相识不相识的人，仍然给予我认可、鼓励、建议和帮助。
上海文艺出版社陈徵社长多次希望我抽时间增订修改再出新版，我虽早就答应，但因忙碌，拖了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觉，离第一版发行都快八年了，这八年里见到过善良、也见到过丑恶，是思维更趋成熟的八年，也是不堪回首的八年。
造字者也许早就暗示，“忙”是“心亡”，忙者无智。2018年1月我再次由教授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我真怕再也没有时间完成此书的增补修订，因为此时对校长的要求及校长的忙碌程度，和若干年前又不一样。
现实中，许多人还就喜欢无头苍蝇式的匆忙，包括各级领导、官员，甚至专家学者，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自己的尽心尽职、克己奉公和真心投入。生怕停歇下来，脑中有片刻、甚至半刻的反思，一不小心发现自己内心空虚的真相。
真心而言，校长生涯，与专家学者的经历平行、也与领导官员的职责很像，但事实感知迥异。因为既需要从事管理和领导，又要往来学者和专家，不得不对人生百态、社会百业、无数学科专业的广泛领域有所涉猎，特别要竭尽所能地去体悟、理解和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多样差异。
明年是华东师范大学七十年校庆，为迎接和庆祝，我很想在此之前完成任务。此书最早的思路和原型，源自1998年我获得“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后所作的“科学精神”科普报告。2012年此书出版后不久，在接受英国女王大学“荣誉博士”的授予典礼上，我致辞的题目，就是“改变思维”，同时生造了一个英文词“superthinking”来表达超限思维、改变思维，希望这对改变人们僵化的思维、单一的思维、极欲的思维，能有所帮助。
八年前此书出版后，我才知道有一本中文译名与本书相同的另外一本书（Changing Minds，应该译成“改变主意”，是译者妙笔生花，取名改变思维），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也可能是那书的读者较少，没有注意到。那本书是哈佛的高鼻子洋人所写，主要是讲心理学。即使如此，直至现在，我也不想将本书改名。我至今仍未看过那个译本，也不想看，此并非偏见傲慢，而主要是想杜绝、哪怕是一点点无意识的模仿雷同。我想让大家知道，月亮，在外国是圆的，在中国也是圆的。
写作此书的所有时间，都是在忙里偷闲的业余时间完成，主要集中的时间段在候机厅、飞机场、小车座、高铁上，还有周末以及假期稍微轻松的时光，而国际间的长时间疲劳飞行、时差调整的日夜颠倒和极短的睡眠，是难得的写作时间；时差带给我的不再是痛苦，而是愉快的人生思考旅行。多一份思考就多一份独立，多一份思考就多一份自由，多一份思考就多一份幸福，多一份思考就多一份希望，多一份思考就多一份力量。
知道我年少时被父母所逼而弃文从理经历的朋友，开玩笑说我是“一个没有被文科耽误的理科生，也是一个没有被理科耽误的文科生”，而我自己评价自己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工科生”。可能正因为早年经历，我一直有成为文科生的内心企求，故而在本、硕、博转专业，后来转换研究方向，也无所畏惧。我先后在国内外理工大学、综合性大学工作，我的兴趣尽管纷杂但也聚焦。在全国评审中，我曾领衔申报成功了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四门类的博士点，看似涉猎很广，实际我能力非常有限，只是我从事的学科专业本身交叉性较强。因为早年求学方向被扭转的无奈，后来不同大学、不同学科的历练，以及担任两个大学领导者的经历，所以，我能习惯于用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我也希望用一辈子的业余时光进行此书的迭代写作，不断完善。
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最早一批大学生，我们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化、文明变化和个人境遇变化，其跌宕起伏和反差巨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有责任告诉后人，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做过什么，我们的愿景未来是什么。我不想因为写作此书获得什么，无论是鲜花还是荆棘，只是对自己一个交代，我尽力了，也是对世界的一个交代。这些就是我矢志不渝地写此书的重要原因。我自嘲该书，既非文艺，也非学术，不在于您是否喜欢此书、愿读此书，只要此书能有一句话对您有所用处，我就心满意足。
2020年2月2日初稿
2020年4月15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