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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矛盾和民族融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民族关系处理不好，往往会导致国家衰亡，比如曾经强盛一时的前秦和北魏，尖锐的民族矛盾是他们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说，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北方王朝，无不在面临着同一个问题——怎样解决民族矛盾，这也是摆在所有多民族王朝统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宇文泰为这道长期困扰历代统治者难题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苏绰在提出“六条诏书”之后，又提出了十二条新制，最后又扩充为二十四条。苏绰的改革，是以发展经济为重心，这也是当时西魏最急迫的。
然而，光是把钱袋子充实起来，是远远不够的。没钱肯定不行，但光有钱也是不行的。就像后来的宋朝，国家和民众都富得流油，还不是经常被契丹、女真、蒙古攻打吗？
宇文泰深切知道，乱世的唯一生存之道，就是要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因此，西魏王朝接下来的改革重心必须做出调整，必须由经济建设转向军事改革。当然，经济建设也不能丢，必须二者必并举，缺一不可。
当时的西魏军队，存在着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兵源不足；二是，战斗力弱。如果追根溯源的话，造成这两个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民族矛盾。
公元543年，东西魏在邙山发生大战，这就是邙山之战。这场战役，西魏大败，兵力损失严重，让兵源本就不充裕的西魏军队陷入无兵可用的地步。
事实上，西魏早期的军队，以鲜卑人为主，同时还有匈奴、敕勒、羌胡等民族，汉人很少，即便有也是胡化的汉人。这样光靠胡人打仗，兵员自然是越打越少，而关中本就是汉人的地盘，根本没有足够的胡人兵员。
于是，西魏军事改革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负责改革的人选依然是苏绰，然而，苏绰这次却辜负了宇文泰。
苏绰自从受命改制以来，就没日没夜地疯狂工作，最终积劳成疾，患上了气疾，也就是肺痨一类的呼吸系统疾病。对于这次的军队改革，苏绰正准备继续施展自己的才华，然而仅仅是拟定了改革纲要，就撒手人寰了。
苏绰遗体出殡的时候，宇文泰扶棺痛哭，悲恸欲绝，以酒洒地。由于苏绰一生为官清廉，宇文泰为了尊重苏绰，归葬家乡时便只安排了“布车一乘”，最后又亲自为苏绰撰写祭文，以示哀悼。
人世间有一种默契，叫作惺惺相惜，苏绰和宇文泰这对君臣，便是如此。
苏绰虽然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改革大计依然要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苏绰的一番心血。于是，改革的重任最终交到了苏绰的助手手中，此人将接替苏绰继续推行改革，此人名叫卢辩。
卢辩，出身于范阳卢氏，太学博士，是个地地道道的儒生，儒学积淀非常深厚。宇文泰选择他是有道理的，因为宇文泰和苏绰共同拟订的第一个改革方案，就是要恢复周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汉化改革。
前面说过，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最终让北魏王朝自掘坟墓。但其实，汉化并没有那么可怕，汉化也并非错误。从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来看，汉化其实是历史的主流和趋势，推行汉化是顺应历史大势的，也是解决社会民族矛盾的最佳方案。
只不过，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过于激进，用句不太文雅的话来说，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到蛋。因此，汉化是一柄双刃剑，玩得好可以走向强盛，玩过头了就会自取灭亡。
这套周礼改革方案，究竟是谁贡献最多，从目前留下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很难判断了，但是绝对不会超出宇文泰、苏绰、卢辩这三人，而且必定有苏绰的名字，我们姑且就当是三人合力的智慧结晶吧。
苏绰是一位有非凡政治才华的人物，他也是一位被低估了的政治家，他的能力绝对不低于后来“房谋杜断”（唐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然而，苏绰的政治才华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知道。人们都知道诸葛亮以及他的“隆中对”，可是又有几人知道苏绰以及苏绰的“六条诏书”呢？苏绰的政治才华长期以来被历史淹没，实在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