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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乾符二年的年底，让大唐史官做一个“年度要闻回顾”，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和冤句（今山东菏泽马头集），先后有两个盐帮头目聚众造反这档子事儿，可能还进不了“十大”。
【作者按：王仙芝起义的时间，在正史中有两个不同的记载，一为乾符二年五月（见《旧唐书·僖宗本纪》），一为乾符元年末（见《资治通鉴》）。相比之下，个人认为前者较为可信。前文说过，唐廷在乾符二年正月，将名将高骈从天平调任西川，另换素不知兵的薛崇接任天平节度使，同时抽调天平、义成、昭义三镇军队驰援成都。王仙芝起兵的地点长垣属于义成镇管辖（黄巢起兵的冤句属于天平镇管辖），假如他在乾符元年起事，唐廷似不可能做出这种火上屋顶时还关水闸的决策。反之，王仙芝如起事于乾符二年五月，则正好利用了中原唐军抽兵调将，实力大为减弱的空子，不管从唐廷，还是从王、黄方面来说，都比乾符元年一说在逻辑上合理得多。方积六先生在《黄巢起义考》一书中，比较了各种史料的异同，也认为王仙芝起义的真正时间应在乾符二年五月，仅比黄巢起义早一个月。】
这一来是因为这年头造反的报告太多，中书门下那几位同平章事的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三月，感化军闹事儿；四月，西川发生成都突将营暴动，而浙西的狼山镇遏使王郢的造反，更加声势浩大，聚众达一万余人，船队横行长江下游以至两浙、福建，连克苏州、常州，重创国家的摇钱树，其声势丝毫不比稍后的北方那两个盐贩子小；五月，盐贩王仙芝在长垣造反；六月，盐贩黄巢在冤句造反，同时卢龙镇兵变，李茂勋驱逐了张公素；十月，昭义镇兵变，赶跑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入冬以后，大批失去正常生路的饥民，更让中原大地变得遍地皆“贼”，支数已经多到没法准确统计（想想卢携的奏章和蝗虫的“义举”，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应该不难明白了）！一片叶子一旦放进一堆叶子，它也就不那么醒目了，这道理是很好理解的。
二来，也是因为田公公和大唐的不少官吏都充满爱心，很注意“保护”大明宫中那个未成年天子的健康成长。对孩子，就应该多向他们展现光明的一面，如那些了不起的蝗虫。像造反杀人之类的负面消息，血腥暴力，你怎忍心告诉少年天子？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僖宗皇帝根本不知道，在山东那边已经发生怎样的大乱子了。
但在很多年后，重新审视历史的人们，会发现其余的事件都很快变成了过眼云烟，而黄巢起兵，才是本年度的第一大事，它成为引爆天下大乱的最重要的一根导火线，并在后世以“黄巢起义”或者“唐末农民革命战争”的提法，浓墨重彩地写入了中小学历史课本。
不过，同历史课本上多数“农民战争”一样，这次领头的也不是农民，而是按当时法律来看，是挖国家墙脚的非法商贩。
那时贩盐违法，是有经济方面的深刻背景的。
在大唐帝国，除掉两税，盐铁专卖就是朝廷最大的收入进项了，而其中又以食盐专卖最为重要。毕竟铁是耐用消费品，如一把菜刀只要保护得好一点，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孙子传给重孙子，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人却不能不吃盐，而一袋盐巴，够吃多久？一旦对它实施垄断经营，还能不财源滚滚，赚个盆满钵满乎？比如，就在乾元元年（758），食盐专卖刚开始执行那一年，盐价就由专卖前的每斗十文上涨为每斗一百一十文（到唐后期涨到每斗三百文以上，而且请注意，铜钱不是纸币，它不那么容易大幅贬值），这是多么巨大的利润空间啊！（在下想，假如水资源不是这样多，这样易得，大唐帝国很可能会出台“饮用水专卖制度”。）
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唐在食盐专卖上取得的收入达到顶峰，每年六百万贯（理论上一千文铜钱为一贯），号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当然，这是古人写史时常用的夸张手法，并不属实。据《通典·赋税下》记载，德宗建中年间，两税收入总额是钱三千万贯、粟一千六百万斛。按一般粟一斛合钱五百文算，总计三千八百万贯，盐利收入只相当于两税的百分之十五点八。
但到唐末，垂垂老矣的帝国早已半身不遂，对不少藩镇失去了控制，根本不能从那些地方收到一分一文。即便是那些仍然听命于中央的藩镇，为应对内外的威胁，也多数卷入了不见尽头的军备竞赛，收到的捐税供养自身都不容易，实在没有多少盈余能上缴中央。正常的两税征缴变得越来越困难，税收收入不断减少，对比之下，只要控制了少数产盐地，就能坐地收钱的食盐专卖制度，由于征收成本低，操作难度小，下降幅度也相对要小一些，其优越性越发明显。
比如，宣宗大中七年（853），朝廷总收入只剩下九百二十五万余贯，其中两税五百五十万余贯、茶酒税八十二万余贯、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余贯，盐利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已上升到两税的百分之五十点五。
美中不足的是，制盐业并不是一个技术门槛很高的行业，巨大的利润空间加上复杂程度有限的制作工艺，必然会给大唐政府创造出海量的私人竞争者。显然，假如百姓能买到便宜的私盐，就不会选择昂贵的官盐，这不是靠一纸法令就能真正制止得住的。一个前途远大的朝阳产业——私盐贩应运而生。他们的经营活动，重创了帝国政府的盐利收入。
帝国政府对有人敢从自己盘中夺食，自然会感到分外不爽。想想看吧，在我们州官放火的时候，竟然有百姓点灯？反了你！钱帛攸关（唐朝的流通货币以铜钱和绢帛为主），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帝国政府不断出台对制贩私盐的惩治办法。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一斗以上杖背，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盗刮硷土一斗，比盐一升。”最严厉时，私自制贩盐达到一石（约合五十三千克），即可处死！
不过，仅靠这些，就能禁绝私盐，让官府独享盐业盘中的那块大蛋糕了吗？
私盐从来就不曾被大唐帝国的严打禁绝，一次次的严打反而锻炼了盐贩，就像被抗生素锤炼出的耐药菌。正是在帝国政府的严刑峻法和重拳打击下，私盐行业如大浪淘沙，胆量和魄力稍差一点的朋友全部被淘汰出局，剩下的私盐贩子，全都是胆大包天，勇气过人，具有亡命徒气质，要钱不要命的主。
显然，要吃这碗饭，就得同大唐政府的缉私部门斗智斗勇，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为了利润和生存，私盐贩子拿起刀枪，组成了一个个武装走私团体。他们整日里行走江湖，纵横大江南北，广交各地黑道白道的朋友，神通广大。不久大家就会发现，在未来数十年间的风云人物中，出身是私盐贩子的比例也空前地高。就这样，大唐帝国通过饮鸩止渴式的食盐专卖制度，间接为自己的灭亡做好了人才储备工作。
盐贩不容易，天天过的都是火中取栗、刀口舔血的日子，尤其是如今，经济那叫超级低迷，旱、蝗相继，千里赤地，闾无炊烟，野有饿殍，连私盐都不太好卖了！
现在，就让我们对一位大唐乾符年间的私盐贩小头目，进行一次假想的跟踪采访吧。
在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上，这位小头目正和几个伙计一起，赶着几头驴，驴身上背的，除了从河中解县那边盗采的十几石食盐，还有暗藏的刀枪。他们一路南来，寻机贩卖。谁承想，霉气无比：很多村庄已渺无人烟，而收不上两税的官府更加重视盐利收入，进一步增强严打力度，结果害得他们这一路，碰上缉盐衙役的概率比碰上买盐主顾还高，这生意真没法做了！
不过还好，他们在两天前和均州盐帮的王八（王家老八）商量好了，王八愿意完全吃下这批货，只是价钱要打打折扣。虽然这位小头目的几个伙计都不太情愿，说王八这个人信誉不好，上次和他做买卖时，他明明说好用足陌钱付账，可收到一数，全是短陌钱（理论上，每一千文铜钱为一贯或一缗，每一百文铜钱为一陌，但大唐的货币发行量低于经济的实际需要量，因此在民间流通时，出现了不到一千文也算一贯，不到一百文也算一陌的现象，不足一百文的一陌即称短陌）。但话又说回来，如今这私盐市场不景气不说，非经营性风险还格外大，能够一次把这批货脱手已属不易，大家也没资本再挑肥拣瘦了。
好，快到说好交货的那片林子了，小头目多了个心眼儿，他让毛驴停了下来，吩咐一个伙计去前边探探路，如果情况不正常，就放支响箭。
这伙计刚走，却见一个身材中等的白脸汉子突然从旁边的林间便道跑了出来，一把拉住了小头目，低声叫道：“孟掌柜，快走！”
“等等，你是谁啊？”吓了一跳的小头目问道。
“在下曹州黄六先生的外甥林言。”白脸汉子答道。
“哦，原来是黄六先生的人，出什么事了吗？”
“孟掌柜还不知道吗？王八反水了，带着他那帮人投了官府，现在已经在忠武军中当上了军官，正抓其他贩盐的兄弟当投名状呢！”林言话未说完，远处一支鸣镝带着尖锐的啸声，划破了山谷的宁静。小头目情知不妙，忙抛弃驴和盐，带着其余的伙计，由林言带路，急速顺小道逃走。
一个时辰过去了，他们总算躲开了追捕，逃到了安全的地方。这个姓孟的小头目出离愤怒了：“这个该死的贼王八！当初他在许州偷盗事发，被关进官府的死囚牢，还是我一个远房的族叔救的他，将他偷放出来呢。今天他要改行吃官饭倒也罢了，可竟然拉我孟楷当垫脚石，真真是太不仗义了！”
“就是，”黄六先生的那位外甥林言附和说，“现在盐不好卖了，换个营生吧。濮州的王大帮主正打算拉起杆子和官府干呢！”
“这个，我也听别人说了，也不是不行，但是……”
“而且，你没听到那句民谣吗？”林言突然一脸神秘，压低了嗓音。
“什么？”
“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