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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凉爽的秋天，有一大群体长只有几厘米的小生灵，扇动着它们灰绿色半透明的翅膀，正在华夏大地上做着逍遥自在的自助游。因为它们的数量比较庞大，远远超过了每年春运的人流，沿途自然会给当地带来一些麻烦，所以一路上，它们遮天蔽日，像移动的乌云，将几乎所有的绿色都吞进腹中，身后只留下光秃秃的黄土地和农夫绝望失神的目光。是的，你猜对了，它们的名字叫蝗虫。
它们的旅游路线，大致是从今湖北出发，北上扫荡了河南的庄稼，又向西进入了今天的陕西，前方目标，就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大唐帝都——长安。突然，蝗虫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因为它们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天子无比圣明，这里大臣都是贤良方正，这里的官吏全部恪尽职守，这里的百姓人人安居乐业！也许传说中的上古尧舜盛世也不过就是这样吧？
蝗虫被眼前这一派安定团结的和谐景象深深打动，从而在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为自己曾给湖北、河南的人民带来的损失感到了真诚的忏悔！
显而易见，这不但是一群熟读儒家经典、通晓天人感应理论的知识型蝗虫，还是一群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干型蝗虫。亡羊补牢犹未晚，浪子回头金不换，意识到这一点，这群拥有崇高精神修养的蝗虫便做出舍己为人的伟大选择：它们拒腐蚀，永不沾，再不看一眼田野里那些即将收割的可口庄稼，用超乎常虫的顽强毅力，压制了自己填肚子的生理本能，绝不再吃一口粮食，紧紧抱着荆棘枯木，义无反顾地绝食而亡！
这是一群多么伟大的千古义虫啊！于是，这亘古未闻的义举很快便四处传扬，百姓感动了，大臣感动了，连大明宫中至圣至明的天子也被感动了……
这是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一段真实的谎言。
说它真实，是因为它确实以公文的形式，出现在了当时长安市长（京兆尹）杨知至的官方报告中，并且通过了大唐中央政府最权威的鉴定，证明此事真实可靠。帝国的精英，包括政事堂各位宰相在内，都被蝗虫的高尚行为震撼，为此特向皇帝表达了最诚挚的祝贺。大家都在感慨，陛下的圣德果然是地厚天高，连虫子都被感化了……
而说它是谎言的原因，就不用解释了吧？
在长安近郊，天子脚下，官员都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糊弄朝廷，并且轻轻松松取得成功，其他地方还用得着说吗？
此时是大唐僖宗皇帝乾符二年，875年。
今天的读者，尽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笑话，但对于当年京畿的百姓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在大灾之年将得不到任何赈济，连上缴的两税也不会有任何减免。贫穷的人家，即将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一年前，暂时还有良心的翰林学士卢携，就在他的一篇著名的奏章中，为唐末这些小民的生存状况做了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臣曾亲眼看到关东（指潼关以东）去年的旱灾，西至虢州，东至于海，春麦的收成只有正常年景的一半，秋粮寥寥无几，冬季菜蔬几乎绝收。贫穷的百姓只能将蓬草的种子磨成细粉，掺和着冬季前采摘积存下来的槐树叶子下肚。还有人比这更为贫苦，惨状更难细述。年复一年地歉收，让还有点儿气力的百姓向灾情轻一些的其他州县逃荒，留下的全是最弱、最贫的饥民，他们没有地方可以投靠，只能坐困荒村之中，慢慢等死！
“朝廷纵然下达免除捐税的命令，也没多大意义，因为就算不免，也很难再收到一文钱。但实际上，各地州县政府仍然必须向三司（指盐铁转运、度支、户部这三个中央的财政部门）缴纳税金，所以各地官吏继续对穷苦百姓催逼勒索，动辄使用酷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穷苦百姓即使卖掉自己的小破屋，让妻子去当别人的奴婢，再把儿女出卖，所得的几个钱，也不过够税吏一顿吃喝而已，根本就到不了国库！更糟的是，在朝廷的正式税收之外，地方上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杂费和差役，对百姓层层盘剥！如果朝廷不马上采取行动，百姓将无法活命！
“请陛下赶快下旨，对于民间拖欠的捐税，应该一律豁免，不再征收。同时打开各地的义仓，从速赈济，才能使百姓熬到晚春。那个时候，各种野菜、树叶开始发芽，才有吃的，接着桑葚成熟，饥荒才能度过。眼下这几个月情况最为急迫，行动不可迟缓！”
书毕，上呈当今天子李儇（xuān）。
接到卢携此份上书这一年，大唐僖宗皇帝李儇未满十三岁，即位才几个月，按照今天的常例，小学还没毕业。李儇，原名李俨，爵位是普王，在被确立为新皇帝人选时才改的名。“儇”字的字义，是轻薄而有小聪明，不知是谁给他改的，竟能如此名副其实——真是太有才了！
本来，去世不久的一代昏君唐懿宗李漼有八个儿子，因为不曾立皇后，所以不存在嫡子，而李儇在八个皇子中排行老五，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儒家礼法，皇位是轮不到他的。
不过，大唐帝国到中期以后，在皇帝由谁干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儒家礼法早就靠边站了，皇宫中的“公公”才拥有最终决定权。大唐帝国的宦官集团，是一个牛人辈出的“阴雄”（多耍阴谋的高手，故名）团体，那可不是一般的了得。
不比不知道，如清朝有名的所谓“大太监李莲英”，如果以唐朝同行的业务标准来看：他至死也不过是“老佛爷”的一个跟班，没带过兵，没杀过亲王宰相，没制造过皇帝，要什么没什么，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就别给咱太监行业丢人了！看看我们的业绩：从安史之乱结束时的代宗算起，到僖宗，大唐共出现十一个皇帝，其中就有八个的上台是由我们拍板决定的，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二，同时我们还杀了两个（宪宗、敬宗），吓死一个（肃宗），废掉一个（顺宗），狠狠地教育了一个（文宗）。至于杀个把亲王、宰相，那就和捻死个臭虫差不多，然后举朝吓倒如蝼蚁，试问天下谁能敌？
唐朝的宦官为何能如此牛气冲天？因为他们在制度下掌握了中央兵权，正所谓：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晚唐的军队大致可以分成两大体系，由各地节度使或观察使、采访使控制的藩镇军队和以左右神策军为主体的中央禁军（唐后期的中央禁军有十支，除左右神策军外，还有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威军，多数时候也由宦官控制，但与神策军相比，它们的实力和影响力均微不足道）。
藩镇军队是唐军的绝对主力（距此时间最近的唐军总数统计，在宣宗大中年间，共有“九十九万七百一十五人”，除去十多万中央禁军，藩镇军队数量超过八十万人），但自安史之乱以后，就有相当一部分藩镇脱离中央的控制，剩下那些还听命于唐廷的藩镇，对中央命令的执行力度也多半要打折扣。按当时的规定，藩镇军队在自己辖区内的开支由自己负责，一旦接受朝廷命令外出征战，一离开辖区，费用即改由中央拨款（自然，能不能足额及时发放是另一回事，一般都不够用，仍需本镇补贴）。所以各藩镇军队即使奉调出征，只要战事不涉及自身利益，离开本镇后，多数出工不出力，坐享朝廷的粮米银钱。
神策军原本也是藩镇军队，最早隶属陇右节度使哥舒翰，驻防临洮。后来奉命入援京师，防区让吐蕃人乘虚攻占了，从而因祸得福，变成了待遇优厚而工作清闲的中央禁军。神策军最初只有一千余人，但好工作自然会有很多有门路的人想方设法往里钻，所以神策军人数不断膨胀，后期保持在十万人左右，最多时高达十五万人。由于安史叛变后皇帝信不过外臣，从德宗朝起，神策军的两个最高职务左军中尉和右军中尉就固定由宦官担任。自此，直到朱温入京，在中央掌握兵权的，一直是这些“身残志不残”的公公。面对几乎赤手空拳的朝中大臣，掌握兵权的人，能不牛吗？
唐朝后期的宗藩制度也对宦官掌权非常有利。读过明史的朋友想必知道，在明朝，成年的皇子除太子外，都不能留在京城，而必须到封地就藩，称为“之国”。明神宗就是因为不愿意让爱子福王常洵“之国”，而和朝中大臣死磨硬蹭了多年，最终仍不得不向祖制屈服。而晚唐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自玄宗朝开始，皇子皇孙出生以后，就必须住在长安“十王宅”（又称“十六宅”）和“百孙院”，没有特别允许，不能离开京城，也不能入仕或做别的营生，从此变成原生态的高级囚徒。
这种制度是为了防止皇子造反，或被外地强藩挟持，另立中央。但同时，它也为宦官集中管理收拾李唐皇族，以及后来强藩对皇族的集中屠杀，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使得在唐朝末年出现与中国多数大朝代末年大不相同的情况：李唐皇族对局势的影响力近乎为零！
正是在这些“良好制度”的帮助和一代代“杰出”宦官的不懈努力下，大唐的宫廷逐渐被改造成一个大型的“皇帝饲养场”，平时负责生产“候补皇帝”，待现任皇帝出缺时，再从中择优选帝。当然，这个“优”，是从对“饲养员”有利的角度来衡量的，并非指对国家有利。
那么，从宦官的角度出发，一个怎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呢？对于这一重大的理论课题，在拥有丰富干政经验，积累下大量宝贵精神财富的大唐宦官界，早有达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几十年前，一代名阉仇士良公公，在他功成身退之际，就用非常精辟的语言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工作经验，堪称操作性很强的“皇帝使用指南”：
“对于天子这玩意儿，不能让他闲着没事干，我们要不断用各种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好听的东西去引诱他，让他沉迷于其间，再无心管其他事。如此一来，天下大事都由我们掌控，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让天子读书！更不能让他接近那些读书人！否则，他就有可能知道前朝的兴亡故事，就会产生忧患意识，从而疏远排斥我们，那样麻烦就大了。”
懿宗临死前，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两位公公，正是根据仇前辈留下的谆谆教导，而杀掉年长的皇子，拥立了李儇这株“好苗子”的。
李儇的“好”，就好在他贪玩。
据《资治通鉴》记载，李儇精通音律和樗蒲，对当时的骑射、剑槊、法算、蹴鞠、斗鸡等娱乐活动都很感兴趣，最拿手的则是打马球。有一次他曾对宫廷演员石野猪夸口说：“假如有击球进士举的话，朕去赶考，一定能得状元！”总之，都不怎么用引诱，自己就已经沉迷于玩乐了，这样“优秀”的皇帝可不是次次都能选到的（要知道，就算是仇老前辈也曾看走过眼，立过一个很扎手的武宗皇帝）。
不过，打江山的也不一定就能坐江山，李儇即位后，真正能摆布帝国政府的人并不是刘行深和韩文约两位前辈。这要怪就只能怪大唐宦官实在是能人辈出，内部竞争太激烈了！
取代刘、韩两位的，是僖宗皇帝的“阿父”。
当然了，那位被埋没的击球状元，在血缘上的阿父肯定是懿宗皇帝李漼，现在已经被埋进了京城北郊的简陵，所以这个“阿父”自然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从生理上说，已经当不了阿父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田令孜。
田令孜，字仲则，蜀地人，出身低微，自然，这是一句废话，出身高贵的人是不会去做宦官的。他原本姓陈，原名不详，后来认了一个姓田的不知名宦官为义父，才改成现在的名字。他在强人如林的同行中，原本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但幸运的是，他被分配到普王李俨身边做事，早早接近了这位未来的天子，使他有了飞黄腾达的良机。
不过，古往今来，机会都只偏爱有准备的大脑，田令孜能够成功，更因为他是一个时刻准备着抓住机会的人。尽管当时普王李俨并不受宠（懿宗皇帝最爱的孩子，是郭淑妃所生的女儿同昌公主），但田令孜还是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一张有八分之一头奖概率的巨奖彩票！而且负责开奖的，并不是懿宗皇帝。既然如此，谁敢说普王就不会中奖？
因此，田令孜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张到手的彩票。他原本就通书史，精谋算，哄小孩儿的本事胜过多数幼儿老师。他常常带上一盘水果、一盘点心，陪着小普王一边吃，一边开心地聊天，终日形影不离。
五岁就死了母亲，也从来不被父亲关注的小普王不缺少点心，但最缺少亲情和关爱，他很快就把这个“可敬可亲”的田公公当成了自己无可替代的亲人，甚至连就寝时都要田令孜陪着他才能安睡。田令孜实际上已从心理上代替了他的父母。到后来，这个孩子这种畸形的情结进一步发展，甚至步当年东汉那位声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的孝灵皇帝的后尘，也称田令孜为“阿父”了。
数年后，懿宗驾崩，僖宗继位，田公公收藏多年的彩票中了头奖，被立即提拔为枢密使，变成宦官中最有权势的“四贵”（两枢密史和两神策军中尉）之一。
一个发展成熟的权力集团，内部总会分裂出各个派系，田令孜在巩固了他的“阿父”地位后，便巧妙地利用了小皇帝的能量和宦官集团内的派系矛盾，使自己脱颖而出。他先是与实力最雄厚的杨氏家族（宦官不能生子，所谓“家族”是通过养子这种虚拟亲属关系建立起来的，如汉末奸雄曹操，就是大宦官曹腾的名义孙子）合作，于乾符元年挤走了韩文约，又于乾符四年逼迫刘行深退休。扳倒两个老前辈后，田令孜拉拢在右神策军中人脉颇深的西门氏家族，联手打压前盟友杨氏家族首领杨复恭，登上左神策军中尉的高位，成为大唐宦官中的第一人。更由于僖宗对他的无比信任和依赖，至此，朝廷政事基本上都由田令孜说了算。田公公权倾一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人生。但对于很讲实际的田公公来说，身和家都是天然残缺的，自然也就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动力，权力在手，就是用来创收的。
一个大进项是卖官，田公公成了各色官服的批发商（按唐制，一至三品官的官服为紫色，四品绯色，五品浅绯色，六品深绿色，七品浅绿色，八品深青色，九品浅青色），甚至出售紫色或者绯色官服时，都不用知会僖宗皇帝一声。
不过，大唐的官职爵位，毕竟是有名额限制的，光靠这项收入，来钱还太慢。为了满足小皇帝的任意挥霍赏赐和自己中饱私囊的需求，田公公采取了操作更简便的“拿来主义”，派人清查长安东西两市所有商人的家产，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然后全部没收，送进内库。有人胆敢不服，就抓起来，交由京兆尹杨大人（就是那位奏报“仁义蝗虫”的杨知至），大棒打死！
自然，这类不和谐的画面，小皇帝是看不见的，他看见的，只是可敬的田“阿父”能力超群，总能像变戏法一样，给他弄来大批钱财，让他玩得更开心。这个世界真美好啊！
所以，当小皇帝看到卢携的上书时，还是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他只是年幼，贪玩，不懂事，并不是本质恶毒。他立即下旨，批准卢学士的建议，让有关部门遵照办理。
不过，天真的李儇显然不懂：当圣旨没有有效的执行监督手段时，免税和赈济带来的亏空没有有效的填补手段时，从收税中能够大量牟利的各级官员和吏员仍然负责实际操作时，这道圣旨就不可能不变成一纸空文。
于是，大唐各级地方政府用文件落实文件，用会议贯彻会议，很快就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消失于公文往来之间。而下达圣旨的僖宗皇帝，估计也在愉快的马球赛中，将此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不久，连它的首倡者都不再热心了，因为卢学士高升了。卢携上书之后，通过今天我们已无法确知的幕后交易，他经田令孜推荐，被加授同平章事（全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后便全力配合田令孜，在外朝与其一唱一和。
那个曾为民请命的卢学士不见了，多了一个为田公公当走狗的卢相国，一个本可能成为国家柱石的人，再次被环境加工成了国家蛀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