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哲人的超然

与常人不同，世界上总有一些人，行为孤僻，生性敏感，这就是哲学家。哲学家们以智慧的方式解脱死亡，具体地说就是以纯粹理性的认识，表现出他们对死亡的超越。

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哲学家人数众多，他们的死亡观点也各不相同，我们不可能一一解读。在此，我们以哲学史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伊壁鸠鲁、庄子为例进行分析。

柏拉图（前427——前347）是西方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现代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曾感叹：“两千五百年以来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的脚注而已。” 在死亡哲学路线上，柏拉图是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主义相对立的，他主要是继承了苏格拉底，尤其是毕达哥拉斯的哲学路线。可以说，柏拉图的死亡哲学是毕达哥拉斯死亡哲学的继续、系统化和发展。

作为古希腊的第一个唯心主义者，毕达哥拉斯的死亡观是建立在其哲学唯心主义和数秘主义基础之上的，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他把“数”看作是万物的始基，认为灵魂也是由“数”组成，人就是灵魂和身体的结合。人之为人，其本质在于灵魂。灵魂是自动的，是不死的，它不仅推动自己，更推动身体。人一旦失去了灵魂，也就失去了原动力，身体就变成了尸体，人就死去。因此，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死亡是灵魂离开身体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质是灵魂从肉体的解脱。但灵魂的解脱并不是永久性的，因为不死的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身体后，经过一定的时期又会重新进入到另外的身体与之结合，一个新的生命就此诞生，这就是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世说。

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世或灵魂不死说成为柏拉图死亡观的核心理念。但柏拉图又认为，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死说毕竟主要是一个宗教性的信条，没有严格的哲学论证，缺乏必要的逻辑力量，而灵魂不死需要许多的证明才能使人信服。为此，柏拉图产生了捍卫和论证灵魂不死学说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今天，我们从柏拉图遗留下来的《智者篇》《斐多篇》《曼诺篇》《蒂迈欧篇》《国家篇》《斐德罗篇》《克拉底鲁篇》《法律篇》等大量名篇著作中，读出了他对灵魂不死信念的详细的哲学证明。这些证明涉及本体论、认识论、结构论、道德论等多个理论层面，简介如下。

本体论证明：柏拉图的本体论就是他著名的“理念论”。在《克拉底鲁篇》中，柏拉图说：“各种事物有它自己的牢固的本体，这种本体不是相对于我们的东西，也不是由于我们的想象力而动摇不定，而是在各种事物自身中，并和它们自身固有的本性有关的。” 这种共同的本质柏拉图称之为“理念”。柏拉图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变动不居的、既存在又不存在，介于有与无之间的现象世界、可见世界；一个是绝对稳定的、永恒不动的本质世界、理念世界。从理念出发，柏拉图证明道：既然理念是绝对稳定的、永恒的、不朽的，而灵魂又能够认识和理解理念，所以，灵魂本身也必定是绝对稳定的、永恒的、不朽的。

认识论的证明：柏拉图的认识论集中体现于其“回忆说”。柏拉图指出，世界有可见世界和理念世界之分，人类的认识也就有“真理”和“意见”之别。我们关于可见世界的认识，不能产生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意见”。只有关于本质世界或理念世界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即“真理”。而真理的获得必须通过灵魂的回忆。灵魂为什么能回忆起理念呢？柏拉图解释说：灵魂“是不死的，并且已经投生了好多次，既然它已经看到了阳间和阴间的一切的东西，因此它获得了所有一切事物的知识。因此人的灵魂能够把它以前所得到的关于美德及其他事物的知识回忆起来，是不足为奇的。”

结构论的证明：柏拉图基于灵魂的结构与性质进一步对灵魂不死做了论证。据古代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等自然哲学家的观点，事物的产生和灭亡是构成事物的元素的混合与分解。而作为物质本质的灵魂的结构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灵魂不会有任何变化，灵魂既不能产生，也不会灭亡，灵魂是不死的和永恒的。同时，灵魂既然是万物的本原，那就意味着灵魂是最初的东西，是一切事物中最先存在的东西，万物由它而生，而它不为他物所生，因而它是永恒的和不朽的。

道德论的证明：在后期著作《国家篇》中，柏拉图从道德伦理的立场论证了灵魂不死。他认为，尘世间的善恶、美丑的行为并不必然产生相应的结果，因此，美德的报酬必定要诉诸不被消灭的、永恒的灵魂。“灵魂是不能被某种恶的东西消灭的，不论是内在于灵魂的恶，还是外在于灵魂的恶，因此灵魂是永恒地存在着的；假使灵魂是永恒地存在着的，那它就一定是不朽的。”

严格说来，柏拉图上述关于灵魂不死的证明既不充分，又存在着逻辑漏洞。比如，他关于灵魂不死的本体论证明和认识论证明就是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他要证明的却成为其证明的前提了。但不管怎么说，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及道德伦理等视角综合探讨灵魂问题的第一人，把灵魂不死学说提升到新的高度，赋予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意义。

在灵魂不死论证的基础上，柏拉图对死亡的本性做了深入的揭示，得出了“死亡是灵魂从身体的开释”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与毕达哥拉斯的“死亡是灵魂的解脱”看起来几乎没有差别，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二人都认同，人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人的死亡是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而身体变成尸体的过程。所以，死亡不是人的完全毁灭，仅仅是身体变成了尸体，但灵魂是不死的。不同的是，毕达哥拉斯把灵魂从肉体的解脱只看作是暂时性的，只要灵魂不断地投生转世，不断地与身体结合，它就不能最终地解脱。在柏拉图看来，唯有死亡，灵魂才能摆脱肉体的囚禁，真正进入到适合它的本性的世界。就灵魂本性而言，灵魂是永恒的、不死的，是自由自动的，所以，唯一适合灵魂本性的世界也就是理念世界。也只有在理念世界里，灵魂才能回归自己，恢复其自由自在的本性，变得不朽。当灵魂与肉体结合后，灵魂就取得了人的形式，降生到有生有灭的物质世界，就会受到肉体的玷污，被物质和身体所束缚，丧失了自由本性。因此，柏拉图非常看重死亡，他不仅把死亡看作是灵魂从肉体的开释过程，也是对灵魂的解放与拯救、重新恢复其自由本性的过程，更是灵魂净化的根本途径。

应当注意的是，柏拉图对灵魂做了原则性的区分：理念世界的灵魂与人的灵魂即取得“人的形式”的灵魂不同。人的灵魂由两部分构成：理性的部分和非理性的部分。理性的部分是人的灵魂的圣洁的、永恒不朽的部分，这是与理念世界的灵魂同质的。非理性的部分就是灵魂中的激情和欲望的部分，它同肉体感官密切相关，是滋生污浊、卑劣的，有生有灭的部分。人死之时，灵魂的非理性部分随身体的毁灭而消失，剩下的就是最神圣的、永恒不死的、单一的灵魂。

在死亡问题上，柏拉图还提出了“哲学是死亡的练习”这一流传千古的哲学命题。熟知哲学史的人都知道，柏拉图献身于哲学事业是受到苏格拉底的重要影响。他原本梦想成为一个大诗人，但与苏格拉底邂逅后，被苏格拉底为哲学事业献身的伟大精神所鼓舞。于是，他焚掉全部诗稿，踏上了哲学探索的坎坷道路，并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在柏拉图看来，哲学不仅是真的知识，也是做人的学问，是一种生活方式。哲学是关于理性的知识，即关于理念的知识。理念知识不仅是“真”的知识，也是“善”的知识。追求理念的知识，就要超脱有生有灭的个体事物，进入到永恒的、无限的理念世界。因此，所谓哲学家应与普通人不同，他要摒弃尘世生活，跳出个体的有限事物，追求超越个人生死的无限境界，形成自觉的死亡意识。所谓哲学研究就是要研究超然于个体事物之上的理念世界的真理，建立自觉的死亡意识。一句话，哲学就是死亡排演，为死亡做准备的过程，因此，哲学就是“死亡的练习”。

柏拉图把有无自觉的死亡意识看作是鉴别真假哲学家的试金石。一个贪恋尘世生活的人，难免会贪生怕死，也往往执着于有限的个体事物，难以跨入理念世界。只有超脱个别事物、看破生死界限、树立自觉死亡意识的人，才能摆脱肉体牢笼的囚禁，克服感官的障碍，步入神圣的理念世界，获得哲学知识。因此，在柏拉图的意义上，作为死亡知识的哲学不在死亡之外，而在死亡之中。哲学就是死亡的排演，是死亡的练习，哲学家就是“向死而生”（海德格尔语）。

在西方哲学史上，另一位有重要影响的死亡哲学家是伊壁鸠鲁。伊壁鸠鲁（前341——前270）是希腊化时期的大哲学家，其哲学后世称为“快乐主义”哲学。他在雅典讲学的场所史称“伊壁鸠鲁花园”，花园的大门上有这样的题词：“客人，在这里将会生活得很好，这里将给予你快乐和至高无上的善。”应注意的是，伊壁鸠鲁所说的“快乐”与通常所谓的享受荣华贵之类的“快乐”根本不同，其基本意思是无忧无虑和安详宁静。他曾说过：“当我们说快乐是最终目的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指某些人所想的放荡的快乐或肉体享受的快乐。我们所说的快乐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心灵的无纷扰。”伊壁鸠鲁本人一生清贫多病，他渴望健康，但不贪恋钱财。在他看来，在一个稻草床上的快乐要比在一张金床上的快乐好，也比心灵的不安好，这种“快乐主义”正是伊壁鸠鲁的死亡态度。

从总体上看，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师承并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唯物主义学说。在认识论上，他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个感觉论者。在伦理学上，他宣称快乐是“幸福生活的根本原则”，是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快乐主义者。在死亡问题上，他从唯物主义感觉论和原子论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既反对人们无端地恐惧死亡，又反对柏拉图式的渴求死亡。

纵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其中心问题是伦理学，而伦理学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一切知识、整个哲学都应该为人服务，以谋求人的幸福为己任。哲学之为人谋福，首先就应当关注人的生死大事。为此，哲学必须研究死亡问题，解除人的死亡恐惧。

伊壁鸠鲁被称为“大众哲学家”，是哲学史上第一位医治“死亡创伤”的人。在伊壁鸠鲁看来，“不能医治心灵创伤的哲学家的话是空洞的”，而人类最为严重的心灵创伤有两类：一是对神的恐惧，二是对死亡的害怕。只有消除了这两大恐惧，心灵的疾病才会痊愈。对神的恐惧来自相信人死后将受到惩罚，对死亡的恐惧则来自对断灭的预期。

这里，我们看到伊壁鸠鲁对待死亡与普通人对死亡的态度不同。普通人像身体健康的人，他忘了死亡就像健康人忘了疾病一样。伊壁鸠鲁注意的是患上了“死亡疾病”的人，他试图为那些被死亡恐惧所困扰的人开出一服万应良药，提出哲学就是“治疗灵魂的药剂”。

当然，哲学史上寻求治疗灵魂药剂的人中，伊壁鸠鲁不是第一个。因为在他之前，赫拉克利特就已经把对灵魂起作用的救赎药称作药剂。但把整个哲学认作是治疗灵魂药剂的，伊壁鸠鲁堪称第一。伊壁鸠鲁把自己的学说总归为四副药剂：我们不必怕神；死亡意味着感觉的丧失；善是容易获得的；恶是容易忍受的。从根本上说，伊壁鸠鲁开出的这四剂药，就是要寻找心灵创伤的根源，通过医治心灵的创伤，使灵魂归于健康与宁静。

伊壁鸠鲁认为，人生的幸福在于灵魂的健康与宁静，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也是哲学的根本要义。而最有损灵魂健康、扰乱灵魂宁静的是无知。因此，消除心灵恐惧的根本就是进行哲学研究，揭示人之生死本性，领悟到“死亡和我们毫不相干”的道理。

为什么说死亡和我们毫不相干呢？伊壁鸠鲁从原子唯物主义和感觉主义认识论出发来回答这一问题。

原子论者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原子，原子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原子是不可分的，“原子”的希腊原文的本意就是“不可分割”的意思。按此观点，人同世间万物一样，都是由原子构成。与其他事物不同的是，构成人的心灵的原子特别精致。心灵的原子分布在人的整个身体中。其中，理性的灵魂分布在胸膛里，而非理性的灵魂分布在躯体上。但不管怎样，人其实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是由原子偶然聚集而成。原子相聚为人、为事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当原子聚合时，事物就形成，当原子解体时，事物随之灭亡。对人而言，原子的聚合就叫生，原子离散，称为死。因此，人的生死无非就是原子的偶然聚散而已。当一些原子再同其他原子偶然相聚时，它又可以再生成另一个人或物，而这一切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从感觉论的立场看，死亡和我们也毫不相干。伊壁鸠鲁是一个著名的感觉主义者，他认为感觉是我们认识的基础，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而感觉的形成又是外物激动或刺激我们的感官和心灵的结果。现在，人死了，那就是说人的一切感官和心灵都崩溃为单个的原子了，我们的感官和心灵也就不复存在了，感觉也随即丧失了，从而一切善恶吉凶的感觉认识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因如此，伊壁鸠鲁说：“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

认识到死亡与我们无关，我们会意识到人生的终结并不可怕，更会认识到活着也没有什么可怕。故而，我们会对人固有一死这件事不仅不会害怕，反而心情会愉快起来。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必惧怕死亡。活着，就应快乐地活着，幸福地活着，“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 。

由此可见，伊壁鸠鲁同柏拉图一样，都劝慰人们不要惧怕死亡，但其目的却大相径庭。如果说，柏拉图劝告人们不要惧怕死亡，为的是追求死亡、走向死亡的话，那么，伊壁鸠鲁劝慰人们不要惧怕死亡，为的则是给那些死亡恐惧症患者提供镇静剂，医治他们的心灵创伤，使生活愉快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说，柏拉图的死亡哲学其实就是劝“死”的哲学，伊壁鸠鲁的死亡哲学则是劝“生”的哲学。

在医治死亡恐惧症上，中国古代的庄子也是赫赫有名。据考证，庄子（约前369——前286）算得上是现今可考的最早最关心死亡问题的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庄子的死亡哲学思想可概括为：生死同状，死生齐一，以天地为棺椁，魂归自然任逍遥。

就性质而言，庄子哲学的死亡观与儒家哲学一样同属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但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生命的重心放在现世的人事修为上，对死的问题研究并不多。后世的儒家对这个问题有所弥补，如王阳明的“生死念头”，“见得破，透得过方是尽性至命之学”等论述。总的来说，儒家反对患死，却十分哀死。在庄子看来，这种哀死也是多余的。庄子强调顺生，生是自然的，死也是自然而然的，生无所得，死亦无所丧。生死乃自然之事，不可人为相抗，而应任其自然而然，这就是“顺生”，贪生和怕死则是非自然的。庄子劝人们应服从造化的意志和安排，顺于行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意即为人最聪明的举动就是知道某件事情是自己改变不了的命中注定的事，便放弃任何努力由它去）。但人们天生就好生恶死，往往逆天而行。高明的人不以通常的好恶对待事物，而是根据自己对事物内在规律性的认识来处理一切，包括生死。

庄子对其妻子的死亡态度能很好地诠释庄子的顺生观点。《至乐篇》里讲，庄子妻子死了，惠子前去吊唁。其时，只见庄子坐在屋前鼓盆而歌。惠子怒其绝情寡义，庄子平静地解释道：“你不要怪我。我也是人，不是草木。其实，开始时，同常人一样，我也有丧妻之痛。但细细地想，想明白了。世间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相互转化。人呢，本来无形无魂无气无生命，只是在一片混沌恍惚之中，相互交感，魂气变而有形，形长而有生命。现在，妻子死了，生命绝了，就如同春夏秋冬的变化一样，回到她所来的地方去了，实际上她已经安然回归于天地之间。所以，她的死就是新生。这样想来，我哭什么呢？”

庄子应是一个极端的自然主义者，他绝对地摒弃了儒家注重的丧葬、祭祀之礼。在庄子的眼中，死是寂静安然地归于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是生命本质的自然回归。因此，无须以世俗的眼光为死后劳神，而主张以天地为棺椁，魂归自然任逍遥。《庄子》一书中有很多地方谈到过死亡。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明确肯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在《庄子·知北游》里讲，“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生死不断转换，是“造化”（大自然）早已安排好了的结局，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庄子·应帝王》讲述了浑沌之死的故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之死说明了倏与忽未能顺于自然，虽然好心想报答浑沌，却得到“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结果。

总体地审视，庄子的生死观是从属于他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基本思想。他以道家“道通为一的”观点看待天地万物，认为一切事物的界限与差别都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可以打通的。对于生死，在“道”看来，也没有绝对的界限，无所谓生与死的差别，其实，“万物一府，死生同状”，“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因此，生，并不意味着得到天下，死，也不意味着失去天下，生死同一，相互转化。所以，出生并不是那么令人欣喜，入死也并不那么令人惋惜，坦坦然然，无拘无束地来，无牵无挂地去。为此，庄子在《大宗师》里告诉世人，要“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之友矣”。的确，天地无垠，时空无限，人生天地间，不过是昙花一现，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不必过于悲伤与眷恋。

庄子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和立场通观生死，视生死为一，达到了对死亡的解脱与超越。而这种超越实质上是一种主观精神的超越，是一种审美的超越。他以审美的眼光透视生死，以纯粹主观精神超越个体的时空有限，既打破了生与死的绝对界限，也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庄子心目中的“真人”“神人”等理想人格，就是这种超乎生死界限之外的绝对自由的体现者。

庄子的自由就是庄子主张的逍遥游。何谓“逍遥”？按王船山的解释，“逍”是向于“消”，“遥”是“引而远”。所谓“向于消”就是向消解的方向走。对世人而言，“消解”就是要消解掉或是泯灭由物我的对峙所引发的一切烦恼、思虑、劳累、有限乃至于生死，达到与宇宙的融合与统一。“引而远”是将人提升出来，超脱万物所累。当然，在庄子那里，人的提升与恩格斯所讲的人从自然中的提升与解放不同，他特别强调的是人的心灵的超脱。人要实现自由，达于逍遥游的境界，心就要不局限于有形，而要从中拔出来，升起来，使心灵达到远离现实困苦、远离日常知见的境域，进入巨大的精神空间自由翱翔。因此，将庄子的逍遥游单单理解为逃避世间，远离尘世，不仅过于简单化，而且也有违庄子思想的精神实质。真正来说，逍遥游是指寄身于天地之间自由往来，无滞无碍，既不受形体心知的束缚，又应物变化而不伤于己。可见，庄子的生命存在并非仅仅是感性肉体的存在，而是超越感性与有形，进入形上的超越世界，是一种形上的存在，这种存在实际上就是审美观照上的心灵存在。也只有这样的心灵，才能真正摆脱凡间尘世的千沟万壑，才能根本打破套在我们肉体和心灵上的种种枷锁，去掉各种累赘，达到逍遥。庄子的很多寓言就是要说明这种逍遥游追求的自由状态与境界。庄子以为，身处大千世界，人的重压与诱惑太多太多，要做到自由往来，不伤于己，困难重重。但只要我们不作茧自缚，束手就擒，仍然可以从中超脱出来，活出自我与真我。所以，自由、逍遥游并非可望不可即。当然，能“游”的我不是指人的形体，而是能游的一颗“心”。这是一颗挣脱了日常经验之心，是超越的心，是老子所谓的“虚静”之心，是“无心”之心。只要做到无心，也就无形、无限，无拘无束，哪还有什么东西能束缚它、伤害它呢？！所以，逍遥游大可不必远离尘世，更不要弃绝生命，正所谓“大隐隐于市”。

庄子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构成了其独特的人生风格，这对后世中国的文人、文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构建了魏晋风骨，浸润着世世代代的知识分子。设想一下，所谓的魏晋风骨，如果去却了庄子之风，会是什么样子？纵观数千年历史，中国的士人基本上是以儒道为其灵魂的两翼。心态、情趣、处世、待物、精神、信仰等等，随处可见儒、道气质。读书之人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时，儒家心态凸显，心中充满浩然之气，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一旦遭受挫折，身居困境，往往幡然悟道，超脱出世。总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么追求自由，要么向往正义。可以说，中国士人终其一生，亦儒亦道，或则先儒后道，或则先道后儒，或则儒道互参，儒道互补，共同构成了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

如果说常人的从死解脱主要表现为无意识的死亡忽视的话，那么，哲人的从死解脱则总是表现为有意识的死亡摆脱。尽管他们都达到了不在乎死亡、淡漠死亡的状态，但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人为的。而哲人超然于死亡是“医治”的结果，其药物就是理智的认识，无论是伊壁鸠鲁式、柏拉图式还是庄子式，都是如此。 sz4X38ElLeHgkt2R6d2UcDOcgI3pYt6QG7RINFdKy1V/IiYewD0YSlg+02n0Ew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