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死亡的心理归属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死，是令人痛苦、伤心的事情。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曾经对140名60～94岁的老人的死亡念头出现的频率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有49%的人每天至少有一次想到过死；20%的人承认大约每周出现一次死亡的念头；7%的人经常想到死；只有5%的人否认想到过死。实际上，死亡念头出现的频率与年龄、身体状况、个人心理素质等都有关系。大量的心理调查资料也表明，那些即将告别人世的老人尽管声称自己并不怎么怕死，但不管什么人、不管境况如何，实际上，他们的心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死亡的恐惧，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抗拒着死亡的到来。一般而言，求生的本能和意志使那些濒死之人总是试图避开种种生命的障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为生命的延续而苦苦地挣扎。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的潜意识里，别人或他人，尤其是对自己不太友好或者无关的人死时，通常会产生一种愉快感。但对于自己，人们往往本能地加以否认，觉得死亡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所以，大多数的人，尽管明知自己死期将至，却总是忌讳谈论死亡。而在说到他人的死亡时，他们又总是习惯性地强调死亡的偶然性。

事实上，无论什么人，死亡是纠缠其一生的极其深切的人生态度问题。从童年到青年再到中年直至暮年，死亡的意识一直伴随人的终生，而人也一直表现出对死亡的本能的否定。尤其是在最终走向死亡的垂死过程中，人们的心理反应经历了一个不断的否定的变化过程。美国精神病医生维斯曼在对大量的垂死病人的心理变化特点的临床研究中，提出了垂死过程的三个阶段的理论，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垂死病人的心理变化过程：

第一阶段，否认。一开始，垂死病人根本否认自己将要死亡，极力地否认死亡的结果，总是往好处想，希望奇迹出现从而挽救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明确地拒绝死亡、否认死亡的心理。

第二阶段，半知半觉。经过一定时期之后，病人的病情恶化，病人的心理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开始处于一种矛盾境地，既认识到自己可能要死，但又心不甘、情不愿，总是心怀期望，不完全相信死亡的来临。这时，一方面，病人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实际病情；另一方面，他又很害怕知道实情，内心与精神上十分矛盾和痛苦。

第三阶段，接受。终于，病人知道了真实的病情，明确了自己死亡的不可避免，于是，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死亡的最后到来。

实际上，人类个体垂死心理的变化是整个人类死亡的意识变化的缩影。就一切生命有机体而言，如果说一切生物都本能地“贪”生“怕”死的话，那我们人类则更加自觉地“恋”生“畏”死。对生与死的悖论性的思考与自觉，使人类更加充分地体会到死亡使人的生存时间成为最稀缺的东西，使生命成为最宝贵的价值，由此激起了人类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意志，去延缓生命，躲避死亡，抗拒死亡。为此，人类利用、创设一切有益于“生”的东西，如宗教、道德、爱、父母、家庭、权威、思想、艺术、科学等等，试图凭借他们的力量去营造某种“神化工程”， 以此力争不朽，否定荒诞的命运。

林和生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早期的人类凭借的是古老的“灵魂”和“万物有灵”的意识，以原始的宗教、神话的形式拒斥死亡。到了系统宗教，人的不死性维系于一个最高的万能的“神”，这个神就是造物主。它高于尘世，却决定人间的生死祸福。人由神创造，死后又归于神。这样，人的生和死便与神联系在一起，人的不死性在神那里找到了依托，人与神统一起来了。人由此为自己建构起一个自足的意义世界，惶恐不安的心灵得到了安顿。由于人只有在死后才能升到极乐世界与神同在，结果，“死”这一原本恐惧的宿命反倒成为形上的、神圣的乃至令人神往的事情，世俗的尘世生存仅仅是暂时的假象或幻想，只有死后才能得到永生，死后的灵魂的存在才是本真的。于是，生与死各自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此观念上，人们往往把人生看成是一部苦难史，把死视为对苦难人生的解脱，从而导致厌生悦死，渴望死亡。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正是这样来诱导世人的。从圣·奥古斯都、托马斯·阿奎那到马丁·路德，无不劝告人们：只有信仰万能的上帝，人们才能得到救赎、复活，才能获得永恒，与神同在。至于说当代滋生的各种邪教，也无一不是借助灵魂不死、进入天国享受极乐世界来诱惑世人，由此造成了大量的人间血案。

如果说近代以前的人类由于其势力弱小须凭借宗教神话来抗拒死亡的话，那么，靠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人类则依靠科学来抗拒死亡。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取得的巨大世俗功效，人类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人类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人的主体性极大地提高和增强。生命的能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和释放，个体的主体意识更加坚强。因此，人们的目光不再紧盯着外层天国各路神仙或来世，而是投向人的现世生活，关注现实的生活怎么样更加富足、美好、完满，更加有质量，简洁地说，就是优生。其实，像现代生物技术等科学技术就是人类今天更加自觉的对自身“生”的确证与“死”的拒斥。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历史上种种抗拒死亡、超脱死亡的方式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大都是人类否定荒诞命运，力争不朽的防御机制和神化工程，是人类建构自身生活、确立自身意义的精神坐标和“安身立命”之所，以此为终极存在来安顿人的生死。这种终极存在或为生生不息的“神”“宗族”“天地”，或为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或为永生不灭的理想境界“涅槃”，都是人类的终极归宿和寄所，它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信念和理想，为人生确立意义和价值，为世界提供终极的解释。

当行将失去一切，人们所要奔向的死亡之乡又在哪里呢？是升入天堂还是下坠地狱？可以说，几乎没有例外，任何人都希望有一个宁静的、温馨的最后归宿。因此，强烈的回归感是完成人生旅程最后走向死亡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共同心理，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叶落归根”。

其实，一个人奋斗了一辈子，不管他是腰缠万贯、名声显赫，还是孤苦伶仃、籍籍无名，一旦老之将至，他们最为忧心忡忡的是担心自己会客死异乡，永远成为一个漂泊游荡的孤魂野鬼。其时，返回故乡、落叶归根，最后安息在故乡的土地上，回到自己已故的亲人身边，这是绝大多数人最大的心愿，也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共有的心理倾向。

以中国人的死亡观念看，人死以后，仍会碰到生前的亲友，鬼世界如同人世间一样，还有人间的恩怨。即使生前不能在一起，死后也期望能团聚在一起，埋藏在一起。中国人历来特别眷恋自己的故土。自周代以来，凡是客死异乡的人，一般都要由亲属护送遗体归葬故里。如战国时期的楚怀王客死秦国，秦人将其送还楚国安葬。对那些战死在沙场上的亡者，往往以棺木收殓，送归原籍安葬。这种对死难将士的归葬，就是古人引以为豪的“马革裹尸”。还是在古代，即使是罪犯叛将，也允许其归葬故里。如魏国叛将文钦死后，就允许他的儿子收尸并用牛车运回故乡安葬。这种叶落归根的习俗早已深入人心，被人们普遍接受。

同样地，基督教把死亡解释为上帝的召唤，当然，这是针对基督徒中有希望升天的人而言。回到上帝的身边，得到上帝的庇护，在潜意识中无疑也体现了人们的死亡归属心理。在古希伯来人的死亡观念中，也有浓浓的回归意识。他们认为，死，不外乎是要回到他的本民（或列祖）那里去。《圣经》讲：“亚伯拉罕气绝而死，归到他的本民那里。”这种把死形容为回到祖先身边的说法比“去死”更富有人情味，也更能给人一种心理的安慰，这如同中国人说的“回老家”一样，是一种归祖的心理企望。归祖的心理实际上是把过去与现在自己的命运和祖先的命运、自己的死与祖先的死认同起来。不管祖辈在哪里，后辈总是沿着他们的足迹，去与他们相聚。

细究起来，归属心理的根由是对死的孤寂感、死亡的虚无性的恐惧。死亡，意味着人将失去一切：亲人、朋友、友谊、爱情、财产乃至整个世界，剩下的是巨大的虚空。面对迷惘和惶然不安的空旷世界，人们感觉无依无靠，孤寂凄凉，就像一个被亲人抛弃的孩子，为生活所迫，孤零零地走向一个举目无亲、自己也不知道的目的地一样。归属心理就是人们消除这种孤独感带来的焦虑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归属心理的最终目的地是归祖，也就是回到祖地，回归大地，这是生命之神与大地之神的统一。我们看到，在远古神话中，创世神话是所有神话中最普遍的主题。而许多民族的创世神话，都把人类始祖的诞生联系于大地，是上帝用泥土创造了人类。这也许是原始先民看到植物生长于土地而产生的联想。这种观念是把死者埋于地下，使人们再度回归于土地的心理根源。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土葬是世界上最为流行的丧葬形式了。因为，死亡可以解释为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回归于伟大辽阔的大地或回归祖地。比如，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土葬时往往是头朝西北，这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也就是华夏族是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迁徙、战争融合而成。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境内存在着三大部落联盟：中原的黄帝部落、东方夷人部落，包括太皞氏、少昊氏、蚩尤、后羿以及南方的三苗集团等。后来，炎黄部落之间的阪泉大战，黄帝部落东进，战胜炎帝部落。公元前2700年，炎黄和蚩尤部落之间的涿鹿之战，炎黄消灭了东夷集团和南苗集团（苗瑶先祖），占据了整个中原。可以说，华夏族是以炎黄部落联盟为主体，融合了一部分东夷集团和南方三苗集团而形成的，他们共同构成了华夏民族的主体力量。由于华夏族的祖先主要是来自我国的西北部，所以，土葬时头朝西北，意味着回归故里，回到祖先的身边。

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大地之神就是生命之神与死亡之神的统一。天父与地母爱抚交媾产生了生命，这也是常见的神话主题。大宇宙的生命，生生不息，循环不已，这与《易经》强调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有异曲同工之妙。《荷马史诗》这样礼赞大地母神：

根基深固的万物之母——

大地啊，我为你讴歌：

世世代代享受荣耀，靠你养活……

凡人的生命皆渊源于你，正如他的死被你所掌握…… jutSj/AzybwI1vlfy0fvORGoOCoc7K+dKzRESyiVPd2Cv1xGJWUjsXa+arD33O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