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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重新解读中国制造业的优势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这样一个认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本身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业的追赶过程，包含了市场追赶过程和技术追赶过程（参考图1-6）。市场追赶更多地反映在本土企业在产品市场定位上的逐步上移，并且在边际盈利水平更高的市场定位上具有了一定的全球竞争力，反映在市场份额持续上升、在产业价值链中的溢价能力（也可以理解为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升；而技术追赶则体现在逐步建立了自身的研发能力，能够有效地吸收、利用和发展技术的能力，譬如拥有了更多的专利、与国外领先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在特定细分领域建立了独特的技术专长。就此而言，追赶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能力。不论是技术追赶还是市场追赶，能力的构建和发展是最为重要的核心。
图1-6 中国制造崛起本质上是技术追赶与市场追赶的过程
从市场追赶或技术追赶的角度来看，所有持续的追赶均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追赶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因为只有通过资源的投入，企业才可能建立起内生的能力。所以在追赶的过程中，企业首先需要解决的除了尽可能地引入外部资源，很重要的就是如何通过市场的回报来获得所需资源，进而利用该资源来维持更为持续的追赶。
第二，追赶需要足够的时间。在追赶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建立一些专长和能力，而这些专长和能力需要时间来完成逐步的积累。如果我们将追赶类比成一种游戏的话，专长和能力能否建立取决于你有多长的时间去玩这样一种游戏，尤其是对于一些具有一定复杂度的游戏而言。参与这个游戏的时间越长，你积累起自身能力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些不成功的追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自身的能力。如果先发者发展过快，加上剧烈变化的环境，那么后发企业是没办法完成这样的能力构建的。
第三，追赶需要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在追赶的过程里，后发国家往往需要从先发国家那里获得技术。依据经典的吸收能力观点，企业能够识别和利用外部技术的前提是必须具备吸收能力。而且后发国家具备的吸收能力越强，其追赶越有效。这个条件看起来简单，但它带来了一个问题：如何用它来解释“冷启动”？换言之，在最初的时候，所有的后发国家是没有充分的吸收能力的。因为相对于国外的先进技术，它们之间的差距过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的吸收能力几乎为零。那么，如何在“冷启动”的状态下去利用这种来自外部的先进技术，是一个有待解释的重要问题。
由于这些先决条件的存在，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追赶情境的特殊性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中国的制造企业满足追赶过程中必需的前提条件。接下来，我们将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来解读前两个前提条件，从中国创新系统的特殊性来解读第三个关于吸收能力的“冷启动”问题。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其追赶过程中都会强调对外资的利用，比如，会采取一些吸引外资的优惠投资条件来增加国外资本进入本国市场，以解决它们普遍面临的资本相对短缺的问题。而本土市场对于本土企业资源累积的重要性问题却常常被人们忽视。
对于中国而言，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出口。不过仍然有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本土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重要意义。据2007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对1 1264家高技术工业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2004—2006年，这些企业有超半数的创新活动针对本土市场。另据2008年的中国工业企业创新调查基本情况分析报告，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经费中，企业资金占82.8%，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高度依赖内部的资金积累进行创新活动。
洛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和埃里克·图恩（Eric Thun）对1995年和2004年中国工业普查数据进行了估算。
依据他们的测算，1995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总销售收入（国内加上进口）为5.44万亿人民币，出口部分与本土销售相比大致是略微高于20%的比例，中国企业大致占据了本土市场需求的2/3，其余的由外资企业和进口所填补。2004年的测算数据则显示，2004年制造业本土市场销售额达到了19.36万亿人民币，所有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有72%销售给国内市场。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进一步提到，尽管出口将继续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正在逐渐地从出口导向的增长转变为更为依赖本土消费和投资的经济结构，并且这种趋势事实上正在不断地加强。一个可以佐证这个变化趋势的数据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显示，虽然中国大陆拥有110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但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海外营收占比不到20%，相比之下，标普500企业
的这个比例平均为44%。
在我们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做出进一步的讨论之前，我们依据上述数据可以有一个直观的猜测，那就是中国的市场结构事实上使得中国本土企业可以更好地从本土市场当中获得回报，这种回报反过来可以支撑它们在学习、追赶和创新中进行更为持续的、更大规模的能力发展投入。
在全球各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经济体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政策，这包括许多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等。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其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尽管与那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较为类似，但仍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差异。在大型新兴经济体中，政府政策不仅会影响到供给侧的资源和知识可得性，也会影响到本土企业能力提升的动机及结果。当一个国家的发展导向是出口导向型时，政府的政策只需要考虑从资源供给角度予以支持，因为需求侧是由国际市场而不是国内政策决定的。
像中国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需求侧不仅包括国际市场，也包括规模庞大的潜在本土市场，这两个市场都从需求侧对本土企业的发展策略产生影响。
那么，中国市场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征？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其拥有了一个巨大的潜在本土市场需求。我们通常会认为，制造业的规模经济的外在表现，是通过庞大的规模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而这其实源于背后有效的劳动分工和学习效应。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有效市场规模，制造业很难发展起来。但是仅仅有一个庞大的本土市场规模并不能完全解释本土制造业企业的优势。因为随着国外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庞大的市场规模并不足以保证本土企业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生存或者获得发展机会。所以，这个特征还需要跟中国市场的另一个特征联系在一起，那就是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
中国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是这样的：最好的技术和最坏的技术、最时新的产品和最过时的产品、最复杂的产品需求和入门级的产品需求，它们能同时存在于一个市场中，构成这个市场中的诸多细分，并且每一个分割市场依然可以具有相当的规模。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你可以看到国外品牌的豪华车与入门级的本土品牌汽车毫不违和地同时出现在街头；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拿着不同品牌的手机的人擦肩而过……几乎在任何一个生活领域，我们都能看到高度多样化的商品选择——不论是从价格上、质量上、性能上，还是从品牌的来源国别上。如果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城乡收入差距，这种多样性会呈现得更为强烈。有时候，我们甚至很难用单一的词汇来描述中国的整体市场特征，因为需求者们在支付能力和产品需求上存在着巨大的跨度。
庞大的潜在本土市场规模可以为中国制造业带来一些明显的优势。
首先，巨大的市场潜力给予了本土企业更强的动机去捕捉那些潜在的市场机会，也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强烈的创业动力。为了更大程度地把握这些市场的增长机会，他们有着更为强烈的积极性去开发新的技术、产品，提升企业能力。为了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完成产品、技术和能力的发展，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强烈的风险承担倾向和极富创造力的思维方式。
其次，在这样的市场当中，本土企业更易于寻找到适合的生存空间，并进行财务资源的累积，从而支撑长期的追赶过程。因为只有一个拥有庞大本土市场规模，同时拥有高度分割结构的市场，才能满足这样的两个条件——有足够的细分市场来避开与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强大竞争者进行直接竞争，以及即使是选择细分市场定位仍然有足够的规模来获取规模经济。尤其是对于技术能力的发展而言，企业需要通过不断的试错来积累知识和经验，例如在知识搜索、高水平人才和对已有员工的能力提升上进行有意识的投资。而这种对未来能力进行的投资在很多时候依赖于本土企业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一项对拉丁美洲机床工业的研究表明，缺乏充足的国内市场会使这个行业的本土厂商在技术升级和能力构建上遭遇较大的阻碍。
再者，后发国家常常在追赶过程中采取“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也就是开放市场给那些能够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国外企业（包括给予它们一些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庞大的潜在市场规模对跨国公司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在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进行合资谈判时可以帮助本土企业大大增加获取技术的谈判能力。在中国制造业对外开放的早期阶段，由于本土企业的能力尚远未形成，借助本土市场所产生的吸引力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持续进行，在本土市场中不断有新的增量需求产生并被释放出来。当人们从农村进入城镇的时候，他们的基本需求会随之上升，需求的多样性也会开始上升。而这些不断被释放出来的增量需求，总体而言是处于市场的底端，而这个市场定位往往是国外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较为忽略的。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高质高价市场，因为这样更易于它们发挥自己在能力、技术、品质和品牌上的优势，并可以借此获得非常丰厚的产品利润。这无疑会增加中国企业避开国外企业竞争以寻找到初始阶段的生存空间的机会。与此同时，在高度细分的市场结构中，人们在需求上存在的多样性，以及那些具有显著本地化特征的需求，通常难以被跨国公司常规的市场策略所覆盖，这也将为本土企业带来可以发展的生存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本土企业经常在模仿的基础上融入本土化创新的原因。
后发国家的追赶者所需要克服的并不仅仅是“资源限制”问题，
还需要克服追赶早期阶段的“冷启动”（cold start）问题。
所谓的冷启动问题，指的是在追赶尤其是技术追赶的初期，本国企业的知识和能力基础与国外跨国公司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初始差距，导致本国企业依靠自身内在的能力，很难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要理解追赶过程中的冷启动问题，我们可以从“吸收能力理论”（absorptive capacity theory）说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韦斯利·M.科恩（Wesley M.Cohen）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教授丹尼尔·A.利文索尔（Daniel A.Levinthal）提出的 吸收能力理论 指出，即使外部存在着许多潜在可得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企业就能够吸收和利用这些知识，因为要识别这些知识的价值以及吸收这些来自外部的知识，企业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已有知识基础或者说吸收能力。③这样的话，在追赶情境下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悖论——那就是后发企业在追赶早期，本身由于知识差距或技术差距太大，其所拥有的能力基础和外部潜在可利用知识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门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后发企业本身就需要通过吸收和利用这些外部知识来建立和发展足够的吸收能力；而吸收能力的逻辑又要求你先拥有吸收能力，否则你就无法吸收和利用这些外部知识——这便是一个经典的悖论， 一个行为的前提恰恰是这个行为的结果 。
这个悖论的存在，向研究者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后发企业乃至后发国家的追赶研究当中，仅仅把注意力放在这些被研究的企业或产业是如何依靠自身的内在能力和策略来完成技术和能力追赶过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已经拥有的内在能力和所采取的外部技术利用策略固然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仍然无法解答在追赶初期面临的冷启动悖论，也无法为那些处于追赶早期阶段的企业或产业提供具有实用性的实践建议。
解决这个悖论，我们需要将本土市场结构纳入分析过程。如果我们把在一个国家本土市场中所有的企业（包含本土企业以及在该国运营的外国企业），按照它们的市场定位（也就是质量和技术水平上的差异性分布）由低到高依次排列，就可以将这些企业所形成的市场结构看作是一个“阶梯”。
这个市场阶梯存在这样的两重含义：一方面，每个企业都会出现在这个市场阶梯的某个定位上，而这个定位取决于它当前的质量水准和技术水平，由于追赶过程中企业都会不断地通过学习沿着市场阶梯向上迁移，因而这个过程就非常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爬楼梯的情形；另一方面，处于这个市场阶梯中的任何一家企业，它们与阶梯中临近的企业（处于相邻的上端或下端）之间的知识差距是它们与整个阶梯中任何其他企业之间的知识差距当中最小的，因而这些临近的企业也是它们易于进行知识引入、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进一步来说，这些临近的企业都会从它们各自的临近上端企业进行学习和模仿，这样就导致市场阶梯顶端的企业所带来的先进知识（不论是技术知识还是管理经验）都可以像瀑布一样逐级地被吸收消化，转换为下一级企业所能够理解和吸收的知识，从而使整个市场阶梯中的企业都有可能从中获益。
当然，市场阶梯中的企业能否从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收益，在一定的企业内在能力、知识获取策略和资源条件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阶梯的连续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得到直观的认识。犹如登山，沿着台阶逐级上行，我们终会到达山顶，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那么，我们设想下存在着如图1-7所示的登山阶梯：左边的台阶更为连续，每个台阶都不是那么高，我们可以比较轻易地迈步上去；而右边的台阶连续性则较低，其中有很多台阶都是比较高的。那么，哪种阶梯更易于我们登山呢？
图1-7 追赶阶梯的连续性
答案显而易见，是左边这个更为连续的台阶。那么，以市场阶梯和技术阶梯的连续性为核心，我们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类型的产业更适合中国制造业企业完成它们的追赶？在我们的观察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是那些存在着大量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产品和技术具有明显的模块化特点、本国存在着较为完备的产业价值链、技术发展的趋向相对稳定而明确的行业，更适合中国制造业企业完成它们的追赶。
自从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并于2001年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化以来，中国制造业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甚至可以说，中国制造业是过去40多年来，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
早先我们在谈论企业全球化问题时，通常是看企业是否会向海外出口产品，或通过设立办事处、收购和兼并海外资产、与国外企业在海外设立合资企业等形式，将经营活动放在海外，我们不妨把这类做法称为“主动式的”全球化。然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即使它们的产品、投资或者运营并没有真正进入海外市场，它们所有的经营活动都发生在中国本土市场，它们的产品也完全是在本国市场进行销售，但作为本土企业的它们，已经在中国市场中与众多的国外跨国公司及国际品牌产生了激烈的直接竞争。这被我们称为“被动式的”全球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和品牌将中国市场看作是它们全球化布局中重要的环节或组成部分，“被动式的”全球化也变得越来越普遍。换言之，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的生存和竞争环境必然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正如2013年，马云在访谈中阐述了他当时对于全球化的理解：“政府官员也讲，要全球化，好像不在国外没有个工厂，没有个办事处，很丢脸似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家大公司。全球化的企业，绝不是看你有多少海外的分支机构，有多少的海外客户，全球化主要是全球化的眼光、思考、战略和组织文化，有全球业务的企业未必是全球化的，全球化的企业未必有全球的业务……在我看来，中国市场已经是个国际化的市场，十年后，群雄逐鹿的市场是在中国。我家门口这块地已经够肥了，干吗跑人家地上跟人打，除非我的中国市场没了，我才会到外面去打。”
对于那些寻求主动式全球化的中国企业而言，它们在全球化扩张中并不需要必然放弃本土市场。相应地，即使有些中国企业在海外运营方面已经在不断地扩大规模，但是本土市场仍然是它们全球化版图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是支撑它们在海外扩张的根基。当企业在本土市场和海外市场同时进行运营时，这种双市场策略将会为中国企业带来一些潜在的优势，并增加它们从市场中获得回报的机会。例如，它们可以根据本土市场和海外市场不同步的发展状况，动态地调整它们的制造资源配置。当海外市场有更好的机会时，可以把制造资源更多地配置在海外市场，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反之亦然。这样，企业就可以缓解由于市场环境的收缩，造成能力培养上所需资源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企业也可以从本土市场与海外市场的并行运营中获得协同优势，譬如把海外的产品研发设计能力与本土所拥有的制造资源及销售渠道进行整合，通过将海外研发中心的产品设计进行本土化调整后引入中国市场。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的研究学者特意创造了一个新的单词——glocal——它是global（全球化）与local（本地化）两个英文单词的合并。这意味着，一方面，那些在全球化运营的企业在产品和服务提供上既要考虑全球化运营标准化带来的规模优势，同时也要考虑本地化需求存在的差异化；另一方面，在运营管理上既要考虑全球化过程中集权式管理所具有的效率优势，同时又需要兼顾本地化运营中分权式管理所具有的灵活性优势。
此外，即使从帮助中国企业克服资源限制问题角度来看，双市场策略也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扩张中，是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资金的先期投入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在本土市场获得的现金流。譬如像联想、华为的早期出海，其实都是依赖于从中国本土市场获得的回报，支撑它们向海外市场的扩张，进而支撑它们在本土及全球市场阶梯中的向上迁移。时任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的陈绍鹏在一个访谈中这样描述道：“我们拥有中国市场这样一个大本营。目前在全球PC行业中，最大的是美国市场，第二是中国市场，但我绝对相信有一天，中国会超过美国而成为PC第一大市场。一个公司要很好地成长，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母体市场，这个母体市场给了它充分的业务模式和资源积累，而我们就拥有这样一个基地，我们是从这个增长最快的大市场里成长起来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是领导者。目前已占有36%的市场份额，还不算今后将增加的份额，只要保持这样的市场份额，靠着市场快速增长的带动，就能够促进我们在全球市场的发展，这点优势也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