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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优势来源，一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人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些角度大多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资本和技术上的相对劣势，以及在劳动力供给上的相对优势，在制造业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制造业结构和类型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更多的是基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而非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在此情形下，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以成为成本优势的重要来源。
作为后发者的模仿优势： 技术和知识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而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要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发展技术和积累知识，除了对自身已有能力的要求，还需要为此进行大量的人力和资本投入。由于知识和技术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也就是那些创新者无法完全占有来自创新的收益，而那些模仿者则可以免费或者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通过人才流动、模仿、观察和反求工程等手段来获取和吸收这些知识并进而从中获益，因此，那些处于追随者或者模仿者地位的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来获得后发优势，尤其是在技术缺乏独占性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较为薄弱的情境下更是如此。中国作为具有很强吸收能力的后发国家，无疑从这种模仿优势中获取了相当大的利益。
制度性的优势：
一些观点甚至认为，中国政府设计并实施了有效的政策，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短短的25年里就发生了巨大转变，而这个在很多经济体当中往往需要一个世纪才能完成。
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体系的影响之中，中国政府与企业对于市场机制的认知还处于探索阶段，当时许多对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系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制度设计尚未形成，因而总体上当时中国企业在追赶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制度性的限制和缺失问题。不过随着中国政府采取“局部的突变+全局的渐进”方式进行了许多改革，并结合中国特有的制度情境，通过迅速的学习和试错，逐渐积累起相应的制度性优势。尤其是，由于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以及高效率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使得中国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来自政府的有利推动，并从中国不断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机制中获得了制度性的发展优势。这一点在很多产业的追赶过程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上述解读方式看上去似乎都非常有说服力，也合乎我们的常规认知。但是，即使是以我们已知的经验证据、理论逻辑的严谨性来分析，这些优势仍不足以解释中国制造的持续崛起。
我们需要意识到，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后发者模仿优势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所有的后发国家，至少是在它们进行追赶的早期阶段里，都必然地拥有这些优势。但是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中国这样的持续高速增长却是极为罕见的。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国民收入水平总体上的上升，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劳动力的成本实际上是持续呈上升趋势的，在最近的十年中，这种趋势尤为明显。随着中国政府对于税收政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更为严格的执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总体劳动力成本上移，不可避免地对企业产生了经营成本上的压力。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说，劳动力成本这些年来不断上升，导致低成本优势被不断削弱，那么，中国制造的优势是如何得以持续的？
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低成本优势并不总能解释一些后发企业实现持续性追赶的现象。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乔恩·席格森（Jon Sigurdson）对中国的纺织业进行了一些观察，进而指出，即使是这样一个对劳动力成本高度依赖的行业，中国纺织企业所建立的竞争优势也并不仅仅来自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来自它们的大量技术升级。
以富士康为例，作为全球电子代工行业规模最大的领导企业，在20世纪70-80年代，它在中国台湾还是一家默默无闻的电子代工企业。20世纪90年代初，富士康开始在中国大陆投资建厂。随着规模的迅速扩张，1990～1996年，富士康的毛利率水平超过20%，而当时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仁宝电脑
的毛利率仅为10%左右。这一阶段的发展似乎印证了中国大陆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影响。不过，2007年开始，富士康在全球电子代工行业市场份额跃居首位，并一直保持至今，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当中，富士康的优势是如何得以持续的？很显然，纯粹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
对于那些从制度层面给出的解释，也存在着一个有趣的悖论。对于一些同样的制度性因素，人们常常会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诠释。这些制度性的因素最常被提及的是国有所有权或者说国有企业形式，以及政府干预（尤其是以产业政策形式）。西方学者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他们所得出的结论相当不一致。在国家所有权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国有企业是一种低效率的产业组织形式，因而在中国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当中，应该减少甚至是消除这种组织形式。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在产业追赶以及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一直被忽视，近年来才有一些研究开始注意到国家所有权对于创新产生的正面影响。而从追赶的角度，即使是以日本和韩国的追赶历史经验来看，那些得到政府大量支持的大型企业集团在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中也都扮演了无法忽视的关键角色。至于以产业政策形式实施的政府干预，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信奉的观念与国家追赶实践经验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从理论逻辑上，自由市场主义的信奉者认为，政府无法保证它比市场更为聪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将会扭曲市场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会带来负面的结果。
然而，在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当中，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指责之一是，中国所实施的产业政策使得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不正当”的优势。而这又恰恰表明了中国在产业政策实施上的有效性——因为如果中国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是无效的，它必然不可能会被美国提出作为指责中国的论点。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制造崛起背后的关键因素，因为那些普遍的因素无法完全解释一些与众不同的现象——虽然我们并不否认上述因素对于中国制造崛起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新的解释框架，必然与中国情境的特殊性有关。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往往容易产生一个错觉，那就是在全球化时代，本国因素对于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和追赶的影响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此情形下，资本、劳动、知识等生产要素可以更为自由地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进行流动。然而，正如著名的战略管理研究学者迈克尔·E.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写道：“竞争优势是通过一种高度本地化的过程来建立和维持的。国家之间在经济结构、价值观、制度和历史上的差异将会深刻地影响它们所获得的竞争成功。本国因素似乎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是同等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全球化或许表面上使得本国因素变得没那么重要，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全球化似乎使得本国因素变得更为重要了。”
一些西方学者也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中国情境存在着一些特别之处，这将使得中国在发展中所呈现的规律有可能会与其他国家迥异。这个世界并不存在着关乎未来的标准答案，未来存在着种种可能性。每个国家都可以并且会选择不同的道路和方向，而这些选择大多时候受到它们在此前所做的选择的影响，甚至被这些前期选择决定。美国麻省理工的詹姆斯·M.厄特贝克（James·M.Utterback）教授在其著作《把握创新》中文版序言中指出：“读者一定不要以为在这里看到的模式就肯定能用于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在许多方面，我们（美国）的工业化和创新经验有其独特性……任何一个产业或经济中创新方向的形成，不仅受制于我们自身所处的特定时间和地点，而且也受制于已经走过的道路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则在一篇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中国情境的变化需要一种不同的模型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因为中国的情境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中国模式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其他任何地方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