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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很长的发展阶段里，尤其是在它们进行经济追赶的早期，制造业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这是因为制造业与这些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农业等第一产业相比，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也更能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而制造业发展的结果，是国民收入水平的快速上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0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不断增长。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733元。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行业中中国制造业所获得的典型成功，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崛起趋势。
以彩电行业为例。根据群智咨询（Sigmaintell）调查数据，2018年，全球电视出货量为2.398亿台。2014～2018年这五年间，中国电视厂商在全球的份额从27%增长到36%。在全球出货量（含代工及自有品牌在内）最大的前15家公司当中，有7家来自中国。
在智能手机行业，据Counterpoint统计，2018年，华为全球市场份额为15%，高居全球第三（参考图1-5）。并且，华为处于智能手机相对高端的领域。2018年，华为、OPPO、vivo这三个中国品牌均拥有了各自的畅销机型：华为P20 Pro，华为Mate 10 Pro, OPPO Find X, vivo NEXS。
图1-5 华为手机在全球竞争中的表现
（数据来源：https://www.counterpointresearch.com/global-smartphone-shipments-share-last-eight-years-of-winners-losers/）
2011年1 1月，执掌华为手机业务的余承东在微博上连续发布了两条信息，而这在当时甚至被称为“天方夜谭”：“从明年（2012年）开始，大家将逐步看到智能手机行业的巨大变化，产品竞争力的规格将被重写……明年我们将发布一系列手机产品，不出意外，将真正实现逐步超越国外领先竞争对手的目标……”
今天，当我们在丹麦哥本哈根沿街行走，在快要到达那个有着明亮色彩的新港步行街时，就会发现一块醒目的广告牌矗立在街头，上面就是大大的华为标志，很容易就能被来来往往的人们注意到。对于中国游客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亲近感的标志，也意味着中国制造的触角正在悄然地伸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中国制造业尽管在市场追赶方面是较为成功的，但是在技术追赶方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一些最新的看法表明，中国制造业在一些产业领域的技术方面也获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
事实上，中国制造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对中国人的影响，借助全球化浪潮，中国制造对西方家庭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正在日益增强。美国记者萨拉·邦焦尔尼（Sara Bongiorni）在《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美国家庭的生活历险》中写道，在2004年的圣诞节，他忽然发现在39件圣诞礼物中，有25件是“中国制造”，而且家中很多生活用品，比如鞋、袜子、玩具、台灯等也都来自中国。于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和体验中国制造对于西方家庭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一家人开启了一场“生活冒险”——从2005年1月1日起，开始尝试一年不购买有“中国制造”标识产品的日子。这本书所描述的作者的体验生动有趣，可以看作是中国制造对于全球影响的一个微观缩影。
现在看来，中国制造业已经拥有了较为强大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并且拥有了在全球舞台上竞争的自信，然而，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1年之前，就会看到，当时的中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中国以加入WTO的形式决心全面融入全球化体系的时候，不论是中国的政府、企业还是公众，对于加入WTO可能会给中国制造业带来冲击都有着相当程度的担忧，甚至中国一些政策制定者也担心对外开放太快，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企业还没有做好迎接全球化竞争的准备。一些悲观的人甚至认为，随着关税壁垒的降低，中国本土企业将会迅速丢失它们的市场份额，而且这将导致中国制造业的很多领域都会被外资企业掌控，中国本土企业将只能在非常低端的市场中获得有限的生存机会。
多伦多大学教授洛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和牛津大学副教授埃里克·图恩（Eric Thun）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最初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
尽管在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会因竞争对手的增加暂时失去一些市场份额，但这也迫使本土企业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能力，沿着市场阶梯向上逐步迁移，最终在许多领域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一直遵循的渐进式原则，也就是采取逐步开放的方式，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因为任何竞争规则的改变，如同生物进化中所面对的环境变化，不同程度的环境变化会带来不同的影响。而要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参与者要么具备一定的内禀能力，要么就是能在环境变动过程中建立起某种生存能力。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在这个渐进式变化的过程中，系统内部的参与者可能缺乏改变自身的动机，而且也缺乏对于改变方向的清晰认知，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市场体系建立所引入的竞争，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变化。回顾自197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正是在外部的压力以及竞争环境中才一步步走向了繁荣。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制造的快速崛起甚至改变了这个世界对于“制造”（manufacturing）在全球化竞争中的价值认知。因为，随着欧美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制造环节的向外转移，发达国家在整个产业价值链环节中是相对忽视制造环节的，制造环节似乎在全球化竞争格局中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在此大背景之下，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在1992年提出了“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这条曲线认为，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中，附加值更多地体现在两端，即研究与设计、销售与品牌，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因此，对于那些后发企业而言，最好的选择是从微笑曲线的底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逐步迁移，这样才能建立起更有价值的竞争优势。这种看法不仅仅得到了来自产业界的接受和响应，也被一些来自学术界的研究者所认同。
微笑曲线所表达的看法或许有很大的合理性，尤其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制造业尝试在产业价值链中向上迁移的阶段。然而，这种看法也存在着两个潜在的问题。第一，我们知道著名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问题，也就是在微观层次体现出来的行为规律并不能简单地推演到宏观层面。对于企业个体而言，它遵循微笑曲线来引导其战略转型和定位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站在整个中国制造业层面，事实未必如此。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尽管有一些领先的本土企业在这些年实现了能力和市场定位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向上迁移，但就中国制造业整体而言，绝大多数企业依然处于微笑曲线中的附加价值最低的中间环节，也就是制造环节。即便如此，中国制造在这些年里，依然可以通过全面拥抱全球化并深度地嵌入全球产业链，获得较为强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在中美贸易战中，面对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极其强大的美国，这些力量甚至可以支撑中国寻找到势均力敌的机会。第二，少数极富远见的研究学者在很多年前就已经预见了“制造”对于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例如，创新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大卫·J.蒂斯（David J.Teece）早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
中就写道：“我们的分析为制造重要性的论点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尤其是对那些创新国家而言。那些没有必要的制造及相关能力的创新性企业可能无法生存，即使是他们最擅于创新。”就中国制造业目前的整体情况而言，中国制造目前最强大的地方仍然不是研发和品牌，而是依托高效率、高柔性的制造链和较为完备的本土产业链。
就此而言，中国在将自己从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转变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个成功背后的决定因素却仍未被很好地诠释或理解。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中国制造业在过去40多年里的快速增长？增长的背后是什么因素或机制在起作用？而且，在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他经济体创造了这样的增长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