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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这个名称代表的是在我们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中出现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其核心内容是指始发于2006年美国住房市场投机泡沫的破裂，进而在现阶段以金融状况恶化以及全球信贷紧缩的形式引发许多国家的连锁反应所带来的一连串后果。次贷危机所释放的能量可能会肆虐很多年，我们还将面临更多的间接破坏的威胁。信用市场的混乱状况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并将会对我们的经济体系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这场危机已经引发一些根本性的社会变化——那些影响我们的消费习惯、价值观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从此以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及工作交往的方式都会与以往有所不同。
如果让这些破坏性的变化随意蔓延，这些变化所造成的破坏将不只限于经济方面，还将危及我们社会的基础——那些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乐观以及共同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而且这种破坏的后果将会在今后数十年持续不断地显现出来。对社会基础本身的评估非常困难，特别是那些很小、很分散的单元及细节很容易被忽略。但社会基础确确实实处于危险之中，在考虑应对次贷危机的解决方案时，我们应该把它摆放到那些我们所关注问题的中心位置。
历史无数次证明经济政策在维护社会基础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就曾经遭受一份特殊的经济协定所带来的严重破坏，这份经济协定就是《凡尔赛和约》。在这份标志着战争结束的和约中，规定了对德国的惩罚性战争赔款，德国需要赔付的金额远远超出它的偿付能力。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凡尔赛当即以从英国代表团辞职作为抗议，并于1919年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预言该和约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那时凯恩斯的说法没能引起任何人的重视，该和约的效力也一直在持续，然而事实上德国却从未能支付规定的赔款。凯恩斯所预言的灾难还是降临了，只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一种强烈的民族仇恨的形式，而且仅仅一代人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一场具有可比性的灾难——虽然不属于完全相同的性质——今天正在酝酿之中，类似的忧虑正在敲打我们的神经。又一次，很多人由于不能偿付贷款正被债主强行追讨；又一次，他们觉得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的责任，这些问题是由一种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引发的；又一次，他们眼看着曾经十分值得信赖的那些经济机构在他们周围一个接一个地轰然倒下；又一次，他们觉得被骗了——被灌输了那些过分乐观的思想，以致被诱使去冒过高的风险。
目前，社会和经济的躁动与无序带来的破坏是什么性质、有多大程度，现在还很难预测，但是若干年的经济增长减速已基本成为定局。我们因此得准备过若干年的苦日子，就像瑞典和墨西哥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按揭贷款泛滥后的情形。甚至可能出现另一个“失去的10年”，像墨西哥高油价带来消费热后在20世纪80年代遭受的痛苦，或者像日本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磨难。
在本书中，我认为产生次贷危机的房地产泡沫之所以最终能增长到如此大的程度，是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并不完全了解投机泡沫，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投机泡沫。甚至那些掌握着全面资讯的有识之士——他们当然从历史的教训中知道泡沫的存在，并且可以转述其中一些具体的案例——也并不完全清楚次贷危机酝酿过程中的真实情况。商界领袖及政府领导人既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局面，也没有建立相应的新的金融体制对此进行必要的管理。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房地产泡沫（早先的股票市场泡沫也对此“贡献”颇多）造成的心理恐慌，这个观点我们以前已经进行了很充分的阐述。但是很显然，大多数人对这个观点并没有认真理解，至少他们并不完全认同由这个观点所推导出来的那些结论。在分析危机原因的时候，人们通常把它完全归结于这样几类原因：住房抵押贷款人的欺诈，证券投资人、对冲基金、评级机构的贪得无厌，甚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所犯下的错误。
现在，是让我们正确认识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并采取切实的步骤，重新构筑住房市场和金融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的时候了。这样做就意味着在采用短期手段降低危机风险程度的同时，还应着眼于一些长期变革，以控制泡沫的增长，稳定住房市场以及更大范围的金融市场，为房主及商业活动提供更大的金融保障，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充分放手让那些新的观念促进金融创新。
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问题始现于2007年的美国，之后蔓延到整个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房价及房屋产权交易的热度不断上升，市场一派欣欣向荣，投资房地产似乎成了所有人保障财务安全，甚至追逐财富最有效的途径。
1997—2005年，美国住房自有率的各项指标在所有地区、所有年龄组、所有种族组、所有收入组都出现了全面上升。根据美国统计局的资料，当期住房自有率从65.7%上升到68.9%（其中房主自住房的比例至少有11.5%的增长）。据统计，美国住房自有率增长最快的分布状况为：西部地区、35岁以下年龄组、收入低于平均线的人群、拉美及黑人族群。
鼓励居者有其屋是一个意义深远而且令人肃然起敬的目标，它传达的是一种参与意识以及国家认同感，而且较高的住房自有率对一个健康的社会也有着相当多的益处。在后文，我将回顾美国在20世纪推广居者有其屋时所采用的机制及其演变过程。但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说明在推广居者有其屋时如果走得太远，也会出现问题。居者有其屋当然有很多好处，但这种方式并非对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最理想的居住选择。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现实，因为自2005年起，美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开始出现下降。
次贷危机的成因链条是怎样的呢？过分冒进的抵押贷款人、丧失原则的评估师以及信心满满的借款人，合力推动了住房市场的繁荣。抵押贷款的始作俑者按预先做好的计划准备将这些抵押贷款转售给券商，因此，他们对偿债的风险审查并不是十分上心。通常情况下，他们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评估一般都只是走走过场，很少通过国税局核实借款人的收入状况，虽然之前他们都例行公事地要求对方签署了一份允许做这个核查的委托书。有时，这些放款人还会怂恿那些信用记录历史很短、很天真的人进入急速膨胀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借钱。这些按抵押贷款被以一种非常复杂而且颇为神秘的方式，通过打包、出售、转售等不同手段转让给了世界各地的投资人，这套程序为这场危机搭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国际化平台。住房市场的泡沫，加上泡沫与抵押贷款证券化过程中的激励机制间的相互作用，还有被放大了的道德风险，进一步刺激了抵押贷款人中的某些害群之马，使得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高房价使得建造房子变成一项高利润的业务，2005年第四季度住房投资在美国GDP中的比例上升到6.3%，是1950—1951年那波住房繁荣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美国国家领导人对前景的展望总是一片光明，但随着大量的新房涌入市场，美国的房价在2006年中期还是开始下跌了。由于价格下跌呈加速的态势，住宅建筑市场的繁荣率先见顶了。
与此同时，抵押贷款利率也结束了刚开始那段时期的“优惠”，开始被调高了。借款人，特别是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开始出现断供的情况，原因可能是欠款的金额超出房屋的市场价值，也有可能是用现在的收入无法再支付高企的月供。那些金融机构曾经热情地参与在当时似乎是一个勇敢者新世界的居者有其屋推广计划，以及神奇的金融创新，而现在大多数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危难之中。国际信贷市场开始出现资金呆滞的迹象。
我们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我们必须做好面对一场严重的经济紧缩的心理准备，这场紧缩将会给那些处于危机中心的次级抵押贷款借贷者，以及散布在这些借贷者身后的数百万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美国的银行及经纪公司损失惨重，花旗银行、美林证券及摩根士丹利的主要领导者都丢掉了工作。目前整个社会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
危机还在向住房市场以外的领域蔓延。信用卡及汽车贷款业务的违约率也出现了可怕的攀升。地方债券保险人的信用评级出现了下降的苗头，这种情况带来的直接风险是，市场上已经出现的这些问题可能会波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系统。商业票据市场遭受了沉重打击，企业融资债券市场也同样受到影响。
次贷危机也不会止步于美国的边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繁荣的地产市场已经出现见顶的迹象，最起码也是走平的迹象。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渗入其他国家，下面的情况可以作为例证：德国的德意志工业银行和萨克森银行濒临破产，法国巴黎银行管理的几只基金已经清盘，英国北岩银行出现挤兑。
紧接着，这些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出现的问题，又将其影响反馈回美国，引发了美元的疲软、股市的动荡以及一系列新的金融问题，比如美国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面临的困境。这个残酷的反馈循环系统——在美国产生的问题从美国流到其他国家，然后又流回美国——当然不只是简单的重复。
目前的经济危机常常被某些人作为要求“复辟”——退回过去那种简单的金融交易方式上的理由，这种想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目前的局势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更加努力地认真思考并切实改进我们的风险管理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我们发展中的金融系统的基础架构。尽管发生了现在的这场危机，但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非常现代的金融体系在最近的数十年取得了很多历史性的成就，并且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支持大学重大项目的研究，以及建设学校和医院等。
每一次危机都孕育着变革的种子。我们可以用积极的方法重新构建金融活动的制度框架，以稳定经济秩序，重新激发各个国家的财富梦想，大力支持那些金融创新过程中的佼佼者，让经过这场危机洗礼后的世界甚至比没有出现危机的世界更加美好。现在，这样的时机已经成熟。
本书尝试揭示现在正横行世界的次贷危机的真实面目，并为认识这样一种制度性涅槃奠定基础。本书认为，常识性的短期修补和更深层次的长期改进都将把我们带进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本书不可能包罗其他人所提出的解决危机的全部建议——理由很简单，这类建议简直汗牛充栋。本书将设定一些更大的目标，使未来的最终解决方案极有可能围绕这些目标产生出来。
本书针对的读者群遍布全世界。次贷危机现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际问题，书中提供的解决方案原则上也可以被其他国家采用。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机制变革意味着提供一个更强大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下，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的地产及金融市场运行。无论火车的动力有多好，技术装备水平有多高，它必须与供其运行的铁轨相适应。政策机制与保险机制是供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运行的两条铁轨。然而现有的风险管理机制已经老朽，极不稳定。我们现在是在古老的铁轨上跑高速列车。政府领导人和商界领袖必须仔细检查铁轨及枕木，并进行必要的更换。次贷危机解决方案的内容全是关于机制变革的：超越短期修补的愿景，以及改革上层建筑的勇气。
尽管次贷危机是全球性的，但要了解危机的本源，还应该回到它始发的地方，回到它始发的年代，即20世纪的美国。在这次次贷问题发生之前，美国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的住房市场危机发生在1925—1933年。这期间，住房价格下跌了30%，失业率在大萧条的顶峰时期上升到25%。危机毫不留情地暴露了那个时代金融体制的缺陷。当时，大多数人借了5年期或更短的短期抵押贷款，他们满心希望能在贷款到期前申请展期。但是，由于危机爆发，借款人慢慢明白，他们不可能继续获得融资支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债主收走。
当时还没有相应的公共机制保护借款人免受由于未能获得新的按揭而失去家园的痛苦。不过由于高层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对制度框架进行了相应的变革，最终避免了大规模民众无家可归现象的出现，恢复重建的目标也最终得以实现。
这场历史性危机中的政策手法应该可以在制定针对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加以借鉴，用于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由于大萧条期间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恶化，私营及公共领域出现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创新。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在历史上备受关注，但这些意义重大的变革的出现其实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某个人制定的政策。准确地说，它反映的是政府领导人及商界领袖齐心协力认识危机，并在充分了解危机的基础上，对美国经济的体制基础进行必要改革所做的共同努力。
在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前身）的提议下，美国国会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建立了新的联邦住宅贷款银行体系，这个体系与1913年依法建立的联邦储备体系平行。联邦储备体系拥有12家区域性银行，新的联邦住宅贷款银行体系也拥有同等规模的机构；联邦储备体系拥有对其成员银行进行资产折让的权力，联邦住宅贷款银行体系也能向抵押贷款发起人提供同样的帮助。这是在应对大规模危机时的一个颇为大胆的做法。联邦住宅贷款银行体系此后曾经做过一些调整，但直到今天它仍然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并通过向抵押贷款提供资助帮助我们应对现在的这场危机。
私营领域的变革也同样充满新意。1932年，地产评估业者走到一起，成立了美国地产评估师协会，使它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组织，该组织现在叫美国评估协会，这个名称是在1991年与地产评估师组织合并后才正式启用的。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协会的正式成员就已经在公司名称后加上M. A. I.（Member, Appraisal Institute的缩写）标志自己是美国评估协会成员单位。在危机的压力下，这个新生的专业评估行业开始采用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雷明顿兰德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生产的穿孔卡和运算系统，对数据进行批量处理。这些20世纪30年代住房市场危机时产生于私营领域的创新成果一直沿用到今天，并通过为抵押贷款人提供更为可靠的房屋估值，帮助防范——至少是限制——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当时，为应对很多房屋所有人面临的丧失抵押物赎回权的冲击，立法层面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变革。1933年，也就是赫伯特·胡佛政府任期快结束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破产法》，该法第一次让大多数普通的工薪阶层可以通过破产保护保障自己的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引发的改革不仅稳定了房地产业，还进一步推进了当时金融体制的民主化进程，维护了公共利益，使所有人都可以受益于更有效率的金融技术。
改革并未就此止步。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美国国会成立了住房房主贷款公司（HOLC），向地方的住房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使高风险的住房抵押贷款转变为担保性质，与此同时，对住房抵押贷款提供政府补贴。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做的并非只是提供补贴那么简单，而是改变了抵押贷款行业最基本的规则。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坚持，由它资助的新的抵押贷款期限必须是15年，利率固定而且自选分期还款，这就意味着每月的还款额是基本固定的，由此也就避免了到期日巨额还款的压力。
1934年，美国国会成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FHA），目的是帮助那些当时还没有能力买房的人圆自己的住房梦。联邦住宅管理局在改进按揭机制方面走得甚至比住房房主贷款公司还要远：将贷款期限提高到20年，同时也像住房房主贷款公司一样，要求抵押贷款的利率固定，自选分期还款。这套办法开始慢慢地演变成现在很常见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模式，这种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模式使抵押贷款渐渐成为一种长达30年的契约，这种做法同样也得到了联邦住宅管理局的支持。
还是在1934年，美国国会批准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银行体系提供保险服务，防范再次发生类似1933年出现的与房地产市场危机关联的可怕的银行倒闭现象。尽管在国家层面上提供保险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当激进的新生事物，但它运行良好，从此以后，美国没有再出现过银行挤兑的现象。
另一个出现在1934年的影响更深远的创新，是美国国会批准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该委员会是一家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保证金融市场良好运转的管理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设性地处理与金融机构的关系，按照对各方公平、有利的原则开展工作。
1938年，美国国会成立联邦全国抵押贷款协会（FNMA），不久被戏称为房利美，现在这个戏称已经成为正式名称。房利美对抵押贷款行业的支持又更进一步，最终培育了蓬勃发展的抵押贷款债券化市场。
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各项措施的合理性很清楚地反映在相应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寿命上：除了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外，其他所有机构目前都还在运行。不仅如此，这些机构还成为全世界类似机构的榜样。这些机构在全球的推广持续了很多年，有些是数十年，现在的情况是，每一个有着先进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有一个类似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机构，虽然有些国家的类似机构到20世纪90年代才建立起来。另外，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也都为银行和相关机构提供储蓄保险，以鼓励低收入者购买住房。
最近一次的次贷危机相当严重，但政府做出的反应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比起来令人失望，而且从所涉及的范围看，推出的措施总体来说还远远不够。
乔治·W.布什在2007年夏天宣布了联邦住宅管理局住房保全再融资保险计划救市行动，旨在帮助那些浮动利率抵押贷款人免受高利率的困扰。但是，就算该救市计划预定的目标全部得以实现，这个计划能帮助贷款人得到的也只是由房利美担保的抵押贷款，只占全部抵押贷款总数的大约2%。而且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差距就更大了。
主流动性增强管道（MLEC）救市计划由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M.保尔森于2007年秋季提出，这个救市计划的总规模就算是按其最大的可能计算，也不足大萧条时代改革的产物——现在仍在运转的联邦住宅贷款银行体系的1/10。而且随着计划停滞，主流动性增强管道救市计划也被完全取消了。
美国证券化论坛于2007年底推出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重置标准的实施，虽然会带来对抵押贷款赔付额的调整，但能纳入盘子的金额还不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所承保的存款额的1%。
根据布什政府公布的2008年2月的谈判结果，救生索计划（Project Lifeline）抵押失效到期日的宽限期只有30天，而且这仅仅是一些主要的放款人对总统的呼吁所做出的表态。
已颁布的其他措施还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降息，2007年12月21日公布的定期标售工具（TAF），2008年3月11日公布的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2008年3月16日公布的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此外还有2008年2月13日由布什总统签署生效的《经济刺激法案》。这些措施或许会有些效果，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里的减税方案、定期标售工具、定期证券借贷工具和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贷款的总规模，合计也只占到美国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尽管所涉及的规模还在增长，但与现在已经出现的这些问题所处的数量级根本无法匹配。就算是救市所覆盖的范围能够得到进一步扩展，我们还是无法知道这些具体的措施对解决根本性的信心危机——这是本次次贷危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危机——能起到多大作用。
上面的所有这些措施中没有任何一项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机制创新，没有一个能开创更好的局面来支持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它们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快速修补性质的，并没能从全方位解决问题的角度切入。
美国国会应对这场危机的反应很慢。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在2007年度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做证时（我当时也在现场）说道：“我担心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的应对政策与今后将要面临的危险的数量级远不匹配。”这番话是舒默在笔者动笔前几个月时说的，此后，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对危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现在还不清楚它们是否能有效地调动解决目前困境所需要的巨大资源。危机在进一步恶化，并开始消耗大量的政府资源，甚至让这些资源本身的持续都可能成为新问题。危机的影响在持续深化，而真正算得上是根本性应对措施的方案，我们仍然一项都还没有见到。
很多记者无数次地问我，对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长期衰退的可能性有什么看法；只有极少数人会问我对解决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那些根本性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探寻我们怎么设立新的经过变革后的机制，使我们的社会免遭危机带来的那些根本性问题的危害。事实上，这些问题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自问的问题。想要最大限度地降低类似这次次贷危机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对我们的危害，制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基于下面两条原则。
从短期看，政府领导人及商界领袖首先必须尽快解决已经出现的这些泡沫以及泡沫破裂所带来的后果。船已经开始下沉，在我们采取其他措施前，首先必须施救。事实上，我们应该先救出那些情况特别糟糕的人，同时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安排一些具体的救市措施，以防止我们的经济体系崩溃。这些救市的安排应该及时、准确，不能出现任何不公正、不公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政府进行短期干预，对那些行走在断供边缘、摇摇欲坠的抵押贷款借款人提供必要的支持，这方面或许可以借鉴20世纪30年代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的做法。
从长远看，前文已经提及，我们需要建设更加强大的风险管理机制，抑制泡沫的增长——泡沫的不断增长是产生目前次贷危机等类似事件的根源——让我们社会的全体成员今后尽可能地不会再次受到此类事件困扰，与此同时，还要保证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受到负面影响。
本书提出的次贷危机解决方案期望达到以下三个目标。
第一，改进金融信息基础设施，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于更加完善的金融活动、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向更大范围的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财经资讯、更有效的财务建议，将他们更好地置于社会体制的保护之下，同时，还应该采用一套更为先进的经济度量单位体系。这些措施将构建必要的基础，使所有的消费者及房主在做财务决策的时候能够基于最充分的资讯而不是仅凭经验，甚至是异想天开。完善的财经资讯及更好的决策手段，能够让消费者自己有能力监控泡沫的影响范围。
第二，扩展金融市场的范围，将更广泛的经济风险纳入其中。这样的一个动议所涵盖的内容是马上大规模地扩大市场规模，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其他关键性的经济风险。有了这些更加广泛的市场，加上一个更加可靠的信息基础架构，就可以为各种各样抑制泡沫增长的措施提供基础的金融保障。
第三，开发零售金融工具，包括联动型按揭、住宅产权保险以及生计保险，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保障。今天的家庭拥有房产的典型方式是资本投资的形式。房屋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动产高度暴露于单一、固定的杠杆风险下的资产安排——但这可能是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最危险的资产方式。标准的按揭没有为市场发生变化可能导致的还款困难提供保护，但其实抵押贷款条款中能够而且也应该可以设计一些确保借款人从容应对他有可能面临的那些主要风险的条款，来对这些变化做出补救性的安排。其他的零售工具可以为那些已经付清抵押贷款的房主提供保护，同时也可以保护那些没有购买住房的人免受经济衰退的困扰。
如果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我们所能做到的就不仅是控制那些引发危机，比如我们今天面临的次贷危机的泡沫，我们还可以为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危机提供更强大的保护，鼓励那些更加规范的金融行为，促进家庭财富的增长，强化社会结构，并为经济的更加稳定以及更快增长创造条件。
要把这里提到的所有措施以及其他重要的体制变革的方方面面付诸实践，将会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应该是社会各阶层的领导者一个共同的使命，而不只是总统或者首相内部班子里某几个人的工作。它需要政策制定者、商界精英、传媒及学界的共同努力。幸运的是，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有资源、有智力资本完成它——关键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变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尽管在谈论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各种公开场合中提及这个主题的还很少，但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次贷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好处将惠及越来越多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开始走向金融民主化。那些重量级的评论家，从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到已故的房地产经济学家爱德华·格兰里奇都认为，次级抵押贷款是一个有着积极意义的新生事物（尽管其间曾经发生过一些滥贷的个案），因为它有效地将拥有固定资产的特权扩展到了广大的低收入人群。
但是，虽然这些次级抵押贷款有着崇高的社会抱负，但它们的实施过程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它们需要有一部金融机器给它们提供支持和服务，但又缺乏必要的风险管理机制来支撑这部越来越复杂的金融机器的运转——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如果能按安全、高效、前瞻的原则设计风险管理机制，并作为今后市场活动的基础，次贷危机不仅可以被化解，而且化解后还可以催生一种为金融民主化服务的良好氛围。
这种努力的第一个前提是，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房地产行业所固有的风险，而且可以掌握更快速分散这些风险的诀窍。然而，现在的这些次贷按揭——尽管包含民主的诉求——在启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房地产行业自身具有的风险。
第二个前提是，在进行现代金融技术创新的民主化扩展时，必须更加透彻地理解人类的心理反应规律，以确保风险的蔓延能同步孕育出正常的经济刺激，控制道德风险。次贷危机从本源上说是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因为这一切都是泡沫。危机的产生不是因为天气影响或者火山喷发，而是因为没有预见到那些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风险——那种建立在对收益的过度追逐上的“非理性繁荣”，人们买进了一个增长的泡沫。
要彻底解决次贷危机揭示的这些经济问题，需要我们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在考虑有效的风险防范的同时，更加努力地促进现代金融技术创新，同时，更加努力地以新政时代改革者的视野，挣脱束缚去想，放开手脚去干。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民主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散风险，为经济生活提供更加牢固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民主并不只是一个结果，同时也是为其他方面提供服务的手段，当然，这种服务也会产生与其付出相称的结果：通过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金融民主的内涵已经在所谓的微观金融革命中做出了明确的定义。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穆罕默德·尤努斯和他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为他们正在发展中的创新活动注入新的动力。微观金融革命由一系列新机制组成，它们放贷给那些最小的经济体，通常还是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
尤努斯得到了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领导人的赞赏。来自更广泛的世界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也对把金融服务带给更多的人表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墨西哥时任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召集专家制定了政策，要在该国推广“金融文化”。美洲开发银行也已采取行动，要将其金融服务范围扩展到覆盖整个拉丁美洲的全部人口。
本书提出的次贷危机解决方案中的部分内容与这些计划有着相同的脉络，但也有差别。差别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本书所提及的措施针对的是最发达的国家。本书所讨论的是通过为全体民众建设新的金融基础体系，来应对这场次贷危机以及未来类似的危机，并且通过采用我们已经掌握的最先进的技术来为这个目的服务。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我将通过对次贷危机的各个维度及心理本原的分析，对目前的这场次贷危机进行尽可能完整的描述。然后，我会详细地介绍各种短期及长期的解决方案。贯穿全书所强调的是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改革制度框架是一项急需马上着手的工作，如果我们想控制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并从这场危机中有所收获，就必须刻不容缓地启动这项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向一个新的、更完善的经济体系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