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秦王即位

——帝王诞生的背景（十三岁）

昭王统治多年后死去，继任的是两任短命君主：即位仅三天就去世的孝文王和在位三年多的庄襄王。所以，赵正年仅十三岁就即位做了秦王。两任王在位时间如此短，不得不令人生疑，但是他们最亲信的吕不韦并没有留下任何令人怀疑的证据。不过，出土史料《编年记》中记载了《史记》中没有的新史实。

秦历以冬季十月为一年之始。《史记》记载孝文王是在公元前251年十月即年初的某三天即位的，而出土史料《编年记》却说是在年终的闰九月。即位后要从次年的十月改年号为元年，如果是闰九月即位，孝文王元年就从紧接着的十月开始，而此时孝文王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么，主张元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另一方面，赵正五月即位为秦王，之后在十月改年号为始皇元年 （公元前246年），并开始了两项大规模土木工程：营建自己的王陵，同时引进外国技术，兴建大规模灌溉工程。这两项工程是为了向国内外郑重宣告十四岁年轻国王的存在，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个重大事件，即发觉来自韩国的技术人员郑国是个间谍。根据《史记》的《河渠书》和《李斯列传》记载，由于秦王积极任用其他国家的人，引进别国技术，在秦人内部出现了抵制势力。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完全没有提及间谍事件。它只记载说，发生了拥有众多食客的嫪毐和吕不韦两大势力反对秦王的事件，秦王因此下令驱逐他们门下的别国食客，于是李斯上书反对秦王的逐客令。到底哪个才是真相呢？

回国

关于赵正从邯郸逃回秦都咸阳的时间，一种说法是在昭王五十年，赵正年仅三岁时；一种说法是在他九岁时，他们母子比父亲子楚晚回国。《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也摇摆不定，但后一种说法更为合理。昭王五十年，王龁将军率秦军围攻邯郸，这肯定会给在赵国做质子的子楚及其妻儿带来危险。赵国本来打算杀死子楚及其妻儿，幸运的是子楚的夫人出身赵国豪门，她的家族帮助他们躲藏起来。如前所述，吕不韦又用六百金买通了看守的官吏，让子楚得以逃到秦军军营。

《战国策》中还保留着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吕不韦和赵国的某个人物进行交涉。当时已经约定让子楚做没有子嗣的华阳夫人的养子。如果让他回国，将来就会成为太子，因此，与其把他留在赵国一无用处，不如让他为赵国所用。于是赵国同意让子楚回国。商人吕不韦利用自己的人脉做成了这笔交易。

子楚回国时，秦始皇六十九岁高龄的曾祖父秦昭王的统治仍在继续。安国君虽说是太子，但已经四十七岁了，迟迟不能继承王位。安国君也一定考虑过昭王死了以后该怎么办，所以才约定以子楚为嫡嗣。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两个人做了一个玉符，在上面刻上约定的内容。这样安国君的其他儿子将来就不能继承王位了。

赵正也逐渐意识到，如果父亲子楚做了秦王，母亲做了正夫人的话，最终王位会轮到自己。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秦始皇的曾祖父昭王驾崩，王位终于传给祖父安国君。父亲子楚也按照约定成了太子。

两任秦王之死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昭王在昭王六十五年秋天亡故，安国君孝文王为先王服丧期满，于十月己亥日即位，时年五十三岁，但在三天后的辛丑日死亡。这是发生在孝文王元年年初的事。秦王即位仅三天就死了，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秦本纪》完全没有记载，但是从对孝文王猝死的应对中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出土史料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为此提供了重要线索（图2-1）。其中“五十六年，后九月，昭死”的记载提供了一个新的史实：昭王在十月之前的一个月即闰年年末的后（闰）九月已经死了。

这一年在九月的后面又设了一个九月，共有十三个月。《编年记》记载昭王后九月去世，这意味着孝文王即位可能也发生在后九月。根据历表，在《史记》所说的十月中既没有己亥日也没有辛丑日，但在《编年记》所说的后（闰）九月中却有己亥日（后九月二十八日）和辛丑日（后九月三十日，年终最后一天）。由此可以判定，孝文王是在昭王五十六年年末倒数第三天即位的，死于年末最后一天。

孝文王去世后，庄襄王同时即位，但由于孝文王的即位更受重视，因此从年初十月开始到九月截止的这一年称为“孝文王元年”。由于《编年记》中有如下记载：“孝文王元年，立即死”，可知当时并没有隐瞒孝文王即位后很快就去世这件事。如果我们考虑到孝文王不即位，庄襄王和秦王赵正就不能即位，那么就能够理解在昭王五十六年和庄襄王元年之间插入孝文王元年的做法了。再考虑到历史上一直保有对秦王赵正血统问题的猜疑，这样做也合乎逻辑。为仅做了三天秦王的孝文王建造的王陵被称作“寿陵”。寿陵至今没有被发掘，它远离昭王和庄襄王的王陵区，孤零零地残留在西安市区内。

庄襄王也在即位三年后，即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五月丙午（五月二十六日）死去，死因不明。这对支持庄襄王的吕不韦来说是突发状况，于是，赵正匆忙踏上了即位秦王之路。由于两任秦王的猝死，十三岁的赵正终于如吕不韦所愿，登上了王位（图2-2）。

秦王即位

赵正十三岁即位，比十九岁即位的惠文王、悼武王和昭王还要小。当然，若和他祖父孝文王五十三岁、父亲庄襄王三十二岁的即位年龄相比就更小了。十三岁的秦王若在普通百姓看来，不过是一个尚被称作“小男子”的孩子。正因为如此，赵正虽然即位做了秦王，但国政却被委托给大臣。少年秦王的年号，从即位的第二年开始称元年。

在秦国，普通百姓判断一个人是孩子还是大人的标准首先是身高，而不是年龄。男子六尺五寸、女子六尺二寸以下算作儿童，即被称为“小男子”或“小女子”。汉代也将十四岁以下视为未成年儿童，所以十三岁的秦王属于“小男子”。在秦国，成为一个男子的年龄是十七岁，长到十七岁后要作为“男子”登入户籍。

幼年即位的周成王曾将朝政委托给叔父周公旦。周公旦掌管朝政七年，直到成王成年。周公旦和召公（燕国的始祖）监护着年幼的成王。赵正即位秦王时的年龄和成王相仿，也是在十三岁到约二十二岁之间得到相邦（丞相）吕不韦的辅佐。在政令施行方面，有时形式上也采取母太后（赵姬）代行的方式。

秦王赵正继承的秦国领土，很大一部分来自侵占东方六国中与秦接壤的韩、魏、赵、楚四国的领土。秦在魏地设置了河东郡，在赵地设置了太原郡，在韩地设置了上党郡，在原来的周地设置了三川郡，在楚地设置了南郡。郡县制的郡是统辖县的地方行政组织。在战国时期，郡是侵略敌国领土后用以统治其占领地的根据地。有了这些郡，再加上巴蜀、汉中（汉水上游）之地，秦国就不再是一个局限于关中（夹在东面的函谷关和西面的陇关之间，或者被东面的函谷关、西面的散关、北面的萧关和南面的武关包围的地区）的小国。秦王赵正从曾祖父昭王那里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片广阔的领土。

间谍事件与逐客令

年少的秦王即位后，身边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郑国是韩国间谍的身份被拆穿，不过事件的真相已很难判断。韩国在七国中算是小国，一直面临着邻国秦的威胁。它派遣“水工”（当时对水利技术人员的称呼）郑国到秦国，从秦王即位的第二年即秦始皇元年开始修建水利工程。这件事本身是韩国向秦国输入先进技术，没有任何问题。当时秦王还同时开始了修建自己陵墓的土木工程。秦王还是少年，不可能直接指挥这两项工程，它们一定和辅佐秦王的行政首脑相邦吕不韦有关。

营建陵墓是一项制度。新王即位后，首先要埋葬先王，然后从第二年年初开始营造新王的陵墓。在汉代，尚未埋葬的陵墓叫初陵，皇帝埋葬后称作长陵（西汉高祖陵）、茂陵（武帝陵）等等。君王从活着的时候开始建设陵墓，并不是件需要特别忌讳的事。秦王此时还不是皇帝，所以陵墓开始时是作为王陵而不是皇帝陵建造的。由于曾祖父母和父母都葬在骊山西麓叫“芷阳”（东陵）的地方，所以秦始皇将自己的陵墓选定在骊山北麓。

营建陵墓工程首先是向地下深挖墓穴。后文将提到，在秦始皇陵东面的兵马俑坑中出土了刻有“相邦吕不韦造”文字的青铜制武器（图2-3）。《史记》中写作“相国吕不韦”，但“相邦吕不韦”才是正确的叫法。汉代为了避高祖刘邦的讳，将“相邦”改为“相国”。我们可以从铭文窥见吕不韦与秦始皇陵之间的联系。当然也可以想象郑国与吕不韦的关系。

郑国主持的水利工程开展九年后，爆发了嫪毐之乱（详见下章）。据说，不久，水工郑国实际上是韩国间谍一事就被发现了。这个事件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完全没有提及，但在综述水利历史的《河渠书》以及《李斯列传》中可以看到。根据《河渠书》的记载，秦本来要杀死郑国，但郑国为自己做间谍一事进行申辩，称水渠（灌溉水路）完成后秦国会受益，他因此得以活命。《河渠书》中没有提到旨在驱除所有别国人（客）的“逐客令”。

《孙子·用间篇》详细记载了战国时期从别国秘密获取情报的间谍活动，并列举了五种类型的间谍。派往敌国的间谍分两种，冒死带给敌国假情报的叫“死间”，活着获得敌国绝密情报的叫“生间”。利用敌国人做间谍的也分两种，利用普通人的叫“因间”，利用官吏的叫“内间”。最后一种是利用敌国间谍的，叫“反间”（双重间谍）。但郑国不属于上述五种中的任何一种，据《河渠书》记载，郑国的目的是阻止秦“东伐”的军事行动。他让秦国首先开展土木工程建设，而不是军事行动。然而，即便是在同时开始的陵墓营建中，秦国所用的劳动力也是刑徒，土木工程并没有给普通成年男子组成的秦国军力造成大的阻碍。

另一方面，据《李斯列传》记载，借郑国间谍案发难，以此为由要求驱逐所有来自其他诸侯国“客人”的是秦的宗室（王族）和大臣。当时在秦国有很多别国人，很难判断他们谁是“生间”，谁是“死间”。秦的宗室和大臣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请求下达将所有东方国家的人都驱逐出境的逐客令。然而，当时有众多其他诸侯国的人在秦国，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现实的。

下逐客令的起因恐怕不是郑国间谍事件，如《秦始皇本纪》所载，应当是嫪毐之乱。《秦始皇本纪》记载，逐客令是在嫪毐之乱的第二年即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颁布的。当时，年轻的秦王赵正意识到拥有众多宾客、食客的嫪毐和吕不韦的权势已经凌驾于自己之上，因此他下决心搜查这些食客，将他们驱逐出去。李斯本人是楚人，先做了吕不韦的舍人（居住在主人家中服杂役的人），后来担任秦国的官吏。此时李斯已位居客卿高位，正是逐客的对象。他因此上书反对逐客。由此推想，《李斯列传》是把《河渠书》与《秦始皇本纪》的不同记载简单地糅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清代注释家梁玉绳已经指出，逐客令与郑国无关，而是起于嫪毐之乱（《史记志疑》）。

无论如何，李斯上书所写的七百多字是一篇上佳的文章，很有说服力。他认为，秦国在物资和人才都很匮乏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打破东方六国的合纵同盟，在经济、人口、军事方面保持优势地位，就是因为历代秦王都积极引进别国产品和人才。他说，现在从陛下身上佩戴的玉和珍珠，到黄金和丹青（红色和绿色的颜料）彩绘的日常器具，乃至后宫的郑卫之音和后宫的郑女，到处都充盈着别国的东西。秦王见到李斯的上书，马上撤销了逐客令。这件事巩固了李斯在秦国的政治地位。

可以看出，此时的秦王完全理解李斯这番话的意思，并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了判断——他已经无法再依赖嫪毐背后的吕不韦了。虽然郑国差一点被杀，但秦王被郑国之前的那番话所打动，于是让他完成了这项工程。这些都是刚刚长大成人的秦王做出的决断，嫪毐之乱和郑国间谍事件也是秦王为了成为一个独立的君王所经历的试炼。秦王赵正和取代了吕不韦地位的李斯一起，开始走上帝王之路。

郑国渠水的润泽

韩国人郑国主持的水利工程成功了，后世将它称作“郑国渠”。令人震撼的是，古代的郑国渠经过两千二百多年，至今仍在使用（图2-4）。这真的是一个“间谍”的成就吗？

它现在叫“泾惠渠”，渠水灌溉着小麦、玉米、棉花等旱田作物。泾水从仲山的山谷间流入关中盆地，最后与渭水合流。泾水与渭水自古以来就被相提并论。卫地《谷风》诗歌中有这样一句：“泾以渭浊”（《诗经·邶风》），意思是正因为浑浊的泾水和清澈的渭水汇合，水质才变得更加浑浊。泾水水流落差大，流速快。但东西向横贯关中平原的渭水却流速缓慢，由于水流缓慢，泥沙在河床沉积，河水十分清澈。渭水南面有来自秦岭山脉丰富的水资源滋养，但渭水北边的平原却很干燥，所以需要建造水渠进行灌溉。

泾水从山上降到平地后，马上弯曲改变流向。由于这一地形酷似瓠（葫芦），所以此处称作瓠口。即使在春天枯水期，河水也会由于离心力的作用沿着凸面的外侧流淌，人们很容易从灌溉水渠中取水，所以瓠口被选为郑国渠的引水口。但由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很快被侵蚀，泾水的河床逐渐低于耕地。为了克服这一落差带来的问题，人们不得不将引水口逐渐向上游移动。秦汉以来直至宋元明清的历代引水口依次向上游排列。现在的引水口位于最北端的水坝上。1985年，在郑国渠引水口附近发现了一块与水流成直角、全长2 650米的版筑（将夹在两块板之间的土按水平方向反复夯实）遗迹。推测可能是水坝，将水截流，通过提升水位进行引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建造水坝了。水压问题则借鉴了修建长城或城墙等的先进土木技术。

水渠沿着叫作“北山”的山脉一直向东注入洛水，长达三百余里，灌溉盐碱地四万余顷。受到河水的恩惠，每亩地的产量从普通的一石半增至一钟，即六斛四斗。遇到丰年，产量还会提高。干旱地区种植的谷物主要是粟和小麦。司马迁说，由于郑国渠的修建，关中日渐富庶，秦国才能够凭借其经济实力吞并诸侯。

在干旱的土壤条件下，地下水位上升，盐分会涌到地表。利用泾水的泥水将盐分冲走，并进行灌溉，这就是郑国渠的智慧所在。当地还修建了用以灌溉的排水沟。灌溉水存积到旱田后，会诱发地下水位上升。如果将排水沟设计在比灌溉水渠低的位置，地下水就不会漫过排水沟，可以防止盐碱化。秦时是否已有这样的智慧，我们还不确定。

郑国渠所使用的水利技术也被运用到同时期建设的秦始皇陵地下宫殿中（详见第八章）。地下宫殿工程是在骊山北麓平缓的斜坡上向下深挖，但挖到十五六米时出现了地下水渗透。由于地下宫殿深近三十米，为了将渗透的水排出，设计者就在更深处设置了排水沟。如果挖的深度超过三十米，水就会存积在排水沟里。由于修建在缓坡上，地下水缓缓地向北流淌。地下宫殿一建造完成，这个地下排水沟就用土埋上，作为地下水坝。

像郑国渠和秦始皇陵这样建造地上和地下水坝的构想，来源于从东方大平原（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平原）传入的先进水利技术。秦很早就开始从东方引进人才和技术，东方大商人吕不韦作为相邦在这方面起了引领作用。这些情况也表明，必须重新思考《史记·河渠书》和《李斯列传》记载的郑国是间谍的说法。 0ARw3lvZFyz5+8h7bijqF4WCh1qJfBvo/+k/4gSOUIfOADYGFLAD34muWY3Vyl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