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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后，大概有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大汶口文化连接龙山文化，构成了山东龙山文化。另外有上接仰韶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更西边有陕西龙山文化，延伸出去就是甘肃的马家窑文化。南边早期有河姆渡文化，然后河姆渡慢慢扩展成为一个更大的长江流域的文化，一般称之为湖熟文化。
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的形成，首先冲击了我们过去对于夏、商、周的理解。
以往对于夏、商、周的理解很简单、很直接，就是夏朝灭亡了之后是商朝，商朝灭亡了之后是周朝，这是用后来的朝代概念回头想象夏、商、周时期，不自觉地假定夏、商、周就像宋、元、明、清，是一个个政权的更替，是前后相续的政权名称。然而，若是运用与传统记载上夏、商、周同时期或稍早的考古资料，有些事显然不太对劲儿。
图4-1 大汶口文化陶器图
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殷墟，它是20世纪中国考古最辉煌的成就之一。殷墟考古发掘出大批甲骨，整理这些甲骨使历史学家得以重新验证了《史记·殷本纪》的世系表。另外，这些甲骨记录的内容，也使得一般通称“商朝”的这个“朝”字启人疑窦。从甲骨资料检验商人与非商人（不属“商”这个民族或这个文化的人）之间的关系，就发现“周”这个字不断出现，因此有足够多的材料让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字指的都是在西边的一个群体、一个民族。通过董作宾了不起的耐心编排，我们可以借由甲骨文详细的编年，知道殷墟的材料最早从武丁开始，武丁时期就已经明确出现“周”字，指聚居在商人西边的一个民族。
经过罗振玉和王国维校正之后的《史记·殷本纪》世系表，一共列了十八位商先王庙号，武丁是从成汤算来第十二个。
从武丁之后，一直到纣王结束，商灭亡，至少还有两百年的时间。换句话说，甲骨资料清楚显示，周人和商人至少有两百年的时间是重叠的。我们不能不开始怀疑：传统上认为周是一个朝代，是接续商朝出现的，这样的想法对吗？
再往上推，那商和夏呢？传统的说法也是夏桀被商汤灭了之后，才有商朝。那我们也来检验一下夏朝的相关考古发掘。古史学家徐旭生详细考查了古代的文献资料，对比所有古代地理学上与夏朝有关的资料，判断夏朝遗迹最有可能存在于河南西部。1959年，徐旭生筹划了一个大型的豫西考古，后来成果惊人，挖出了极为重要的偃师二里头遗址。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挖出了夯土宫墙基址，也挖出了大量文物，还挖出了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古史研究上最早的金属遗留物。徐旭生本来是要找夏墟，结果在豫西偃师二里头找到明显高于已知新石器时代后期文明程度的遗址，包括城墙、宫室、夯土宫室基址和大量物件，甚至包括金属。他会如何解释这个遗址的发现呢？
照理说，徐旭生应该很兴奋地宣告找到夏墟，然而因为特别的历史机缘，徐旭生没有做出这样顺理成章的结论。偃师这个地方，在古史地理资料上有过一个“西亳”。据传统文献记载，商汤灭了夏之后，建立的第一个都城是亳。偃师有过西亳这个名称，就让徐旭生认为这个遗址应该和商朝有关。压在二里头文化上面的地层，还有类似商朝中期文化的痕迹。
徐旭生就断定，偃师二里头应该属早商文化，从早商一路发展到中商。整个二里头的遗址，在时间和文化上是连续的，从上层一路往下并没有看出明显的断裂。徐旭生进一步推论，若底层属夏朝，上层已经到了商朝中期，那么中间经历了夏商改朝换代，就应该显示出剧烈变动的迹象才对，所以更确定了偃师二里头是商文明的一部分，不是夏朝的。
豫西考古团是由徐旭生主持的，偃师二里头是由他主导挖出来的，而且他对夏朝地理做过详尽的研究，最后他说挖出来的不是夏朝遗址，而是一个早商的都城遗址，别人很难有资格和立场去质疑。
后来经过“文革”的破坏和中断，中国考古学家重新回来整理中国古史架构时，经过反复对比讨论，越来越多人支持徐旭生最早的假定，夏墟应该在豫西没错，而且偃师二里头的地理位置就正落在文献记载上的夏朝方位，也就开始有了试图从偃师二里头考古遗址来探索夏朝与夏文明的主张。一直到1974年、1975年，终于有人出面挑战徐旭生的判断。
也许徐旭生错了，或者说徐旭生其实原本就是对的，但被西亳这个地名给误导了。这个翻案的假定，在对中国古史的理解上掀起巨大的波澜。偃师二里头可以被认定为夏文化遗迹吗？在断代上，偃师二里头被断为夏朝，比早商更早，从考古层位上看没有问题。偃师二里头（豫西）和古史记载中商人发迹的地方，有相当大的差距，几乎所有关于商人起源的文献记录都指向更东边的地方。
唯一的问题，如果是夏文化延续到商中期，那为什么在这个遗址上看到的是强烈的延续性，而没有夏人被商人征服、取而代之的激烈断裂变化？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重新看待商朝与夏朝的关系。
徐旭生看到考古遗迹中从底层一路往上并没有出现剧烈的变动，因此他判断应属延续几百年的同一个文明，基于此判定二里头为商朝文明。今天我们有理由换一种说法来理解，也完全符合考古资料所呈现的：底层本来就是夏朝文明，而一直到历史记载上所称的商朝的年代，其文明反映在物质遗留上并没有大的变动，是因为从夏朝变成商朝，至少对偃师这个地方，并没有造成巨大的冲击。
换句话说，从各种不同因素进行分析，有另一个可能性更大的解释：偃师这里本来就是夏人的基地，尽管夏朝结束了，却并不表示来了一个外来民族或外来文化，压在这块夏人基地上。夏文明依照原有的形式继续在发展，夏民族及其文化并没有灭亡。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同时理解西亳这个地名的因由。西亳指的是，当商朝建都的亳在夏人都城之东，或许就是从商人本位出发，将这个地方称为西亳，一座在亳的西边的大城。
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和古史专家接受的看法是：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原本的共主架构（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详细还原共主制度的运作）有了巨大改变，由商人取代夏人作为共主。商人建立了自己的基地，叫作亳，以亳为中心行使共主权力。然而夏人并没有因商人获得共主地位而被消灭，他们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其生活与文明。商人也始终意识到在其势力之西另有一支强大的旧有民族，商人以亳作为都城的名称，就将夏人旧都城所在地称为西亳。这样的理解让很多考古上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答。
其中一个获得较合理解答的问题，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如何与传统文献搭接。夏、商、周不是，至少不全然是前后接续的朝代，而是不同区域的三种文化，这就能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的考古资料吻合了。
夏、商、周很可能就是在三个不同区域所产生的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三个地区陆续发展了比新石器时代更复杂、更庞大的村落联合组织，这种村落联合组织的势力分布，在东边是商，中间是夏，在西边则是周。而中国古代国家的成立是这三个区域、三股文化、三个民族互动的结果。
从考古上看很清楚，河南龙山文化一步步演变成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演变到约四千年前，出现了夏文化的痕迹。
另外，由陕西龙山文化发展出了周文化。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周原考古，目的就是要考证出周朝、周人和周文化的源头。将陕西龙山与周原考古结果按考古层位可以毫不勉强地联系起来，那么差不多在公元前1800年，这里有了社会组织和文化上的转变。合理推测，周人与周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就在陕西存在了。
最难定位的是商。大汶口以降的山东龙山文化展现了与商文化明确的相似性，然而从古史地理考据上看，商人发迹的地点比大汶口和山东龙山更往南些，比南方河姆渡文化衍生的湖熟文化区稍微往北边一些。所以商人的起源到现在不清楚，这是中国考古研究的大困扰，也是张光直先生一生留下的最大遗憾。
可供查考的商人起源的相关地点，几乎都在黄河冲积区。这里的土都不是原生的。黄河每年带下来的冲积土，几千年来反复覆盖了这个地区。就算有考古遗迹，也都被沉埋在不知多深的沉积土下面，无法发掘。所以一直到今天，早商的考古迟迟无法有具体的突破。
我们只能借由在夏、周考古所得的经验，来对商朝文明起源进行初步的理解与推断。我们合理推测，商人一部分起源于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一部分来自河姆渡与湖熟文化，所以商朝可能会比夏朝、周朝更加热闹和丰富。因为从地理上看，商应该是由两种不同文化互动融合所产生的。夏文化所承袭的河南龙山文化，与周文化所承袭的陕西龙山文化则不是这样。
确立了这样的概念之后，过去文献中的很多不通之处——古人刻意不去追究，后来疑古派刻意凸显的那些矛盾——就可以有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了。例如夏、商、周都有其始生神话。夏的始祖是鲧、禹，商的始祖是契，周的始祖是稷，这是《史记》各卷本纪上分别记录的内容。但是《史记·三代世表》里，鲧（夏）是颛顼的后代，契（商）是帝喾的后代，后稷是少昊的后代。而颛顼、帝喾和少昊，都是黄帝的儿子。夏、商、周三代始祖都从黄帝那里传下来，所以，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史记·三代世表》还告诉我们，夏朝先传了十四代，到夏桀时被汤灭亡；汤开创了商朝，又过了十七代（后来根据甲骨文记录修正，应该是十八代）到纣，又被周人所亡。换句话说，依《史记》的纪年回推，从夏朝开始到周朝建立，其间是一千一百年。
再看这三个朝代的始祖：鲧、契、后稷。鲧和禹最有名的故事是舜命这对父子去治水，后稷是尧、舜时代的农官，契也是舜朝廷里面的官。依照这个故事，他们这几个人是同时代的人。让我们整理一下，最早有黄帝，从黄帝的儿子引申出不同世系，传下夏、商、周这三支，鲧、契、后稷是他们各自的始祖，而这三个始祖是同时期的人。过了十四代，契的子孙跑到夏这边来，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再过了十七代，后稷的子孙又过来接替商的位置。
《史记》已经明确记载，这三个朝代背后有三支长远的世系，而且这三支是同时建立、同时存在的，并不是单纯的先后顺序。
lineage（世系）和clan（宗族）是人类学里两个类似但不完全一样的概念。
lineage指的是家族系谱。像是从一个家族一世祖开始一直到今天，家谱记录的就是lineage中的每一个环节——你父亲的父亲，你祖父的父亲，你曾祖父的父亲，一直推到家族第一世祖，还旁及一代代别支兄弟，脉络传承清清楚楚。再比如，今天生活在上海的一位市民，追溯自己的先辈，家谱记录的lineage要一直记录到几个世纪以前迁徙到上海的第一代祖先。
clan呢？有一部分仍然像族谱，只是在这个家族建立之前，在前面加上这个家族建立者前面的世系，这样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扩大很多的族谱，就不会那么完整。中间有许多中断、阙漏，一直往上排，排到这个氏族的始祖，很可能是一个叫李世民的人。这是clan，你很可能会遇到另一个姓李的人，他们家也有一本族谱，丰富详细，但是和你们家族谱会有一个地方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家族的始祖也叫李世民。而那位上海市民往上还可以推出更多的祖先，远在苏北，甚至可能追溯到魏晋时代的河北世族。
这是什么意思？人类学上讲的clan往往都有后来的建构。人们会倾向于基于不同理由而给自己建构一个长远的始祖，久远到无法明确追究世系之处，以这个始祖的名义统合成一个更大的、想象的氏族。
两个不认识的人或两群陌生人要结盟，最好的方式就是认兄弟。认兄弟最简单的方式，是去找到或创造一个彼此都同意、都愿意接受的认识的祖先，当作共同的祖先。如此一来，很快大家就能变成一个clan，在氏族架构下发展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
这种氏族组构机制在民族志和历史资料，乃至现实中都很普遍。用这种方法推论中国文化的起源，黄帝传说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机制中产生的。夏、商、周是三个不同氏族、不同文化，但后来发展出越来越紧密的关系。将不同群体融合在一起，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给他们一个共同的祖先，那就是黄帝。三个本来各有不同起源和特色的文明、社会、民族，因黄帝而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庞大的亲族组织。
考古证据显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这和文献上的黄帝始祖一元传说大不相同。然而，我们再回头仔细看一下，至少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多族多元的记忆其实还没有彻底消失，所以各族始生神话仍然反映了古史上的夏、商、周多元并存的情况，这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的推论是一致的：夏、商、周是三个不同的独立族群，他们进行了非常复杂、非常激烈的互动，最后产生了一个融合的新文明。
这三个巨大的原初文明应该是经过漫长的斗争，才终于找到和平相处的模式。要和平相处，就得忘掉彼此曾经斗争的过往，于是建构另外一套说法，将三个世系、三个族群，转化为时间上先后衔接的顺序，再通过后来日益强大的社会组织的核心关系——亲族关系——将三族融合在一起。综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这可能是最接近中国历史起源实际状况的一种解释。
夏、商、周的国家起源方式极为独特，在世界的古史研究中很少见。为什么会有国家出现？这来自基本同时快速发展的三个先进文明间的竞争。依照目前看到的考古资料，约四千年前，山东龙山南边、河南龙山和陕西龙山这三个文化区域，用人类学的发展阶段概念来说，三个社会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从部落社会进入酋邦社会
。
部落是人类最早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集合形式。部落的重要特色是，集合、组织在部落中的每一个成员（这个成员不一定是个人，可以是一个家庭，或一个互助的打猎群等），基本上是以平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进入酋邦组织，就出现了一个酋长。酋邦以酋长为中心，而且每一个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依照与酋长之间的距离来决定的。
从经济方面来看，进入酋邦组织，才出现了生产资料的剩余。部落基本上是一个合作组织，大家平等合作，将事情做完，部落并没有太大的分配功能。酋邦却是以分配组织的形态存在的。在酋邦中出现了生产集中制，这是酋邦之所以胜于部落的最主要特征。有了中心，有了酋长，不管是农耕或是渔猎采集，成员的收获至少有部分要交给酋长，或有部分交由酋长来进行分配。酋长会依照成员与他的关系远近重新分配，这是酋长最大的功能。
为什么在这种新组织模式中才会出现生产资料的剩余呢？我们要明白：平等是最难创造出文明的，因为每个人都将生产所得在自己身上分别耗费掉了。假设维持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八元钱，而每一个人的生产力值十元钱，在平等组织中，每个人都拥有两元钱的盈余。换个角度看，每个人也都只能创造出两元钱的享受。这样的剩余不足以产生文明突破。
什么时候文明才会真正出现呢？有一天，群体中一个特别有办法的人，在原本生产十元钱价值，耗费八元钱价值的情况下，将每个人多出来的两元钱，统统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这时候，他可以创造出两百元甚至两千元的价值，这就是文明的萌芽。借由分配所产生的集中制，是从部落到酋邦的重大变化。
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墓葬可以看出，有些部落组织中的生产与财富有了逐渐集中的迹象。到了约四千年前，这三个主要区域都明显出现了集中制创造出来的文明。
集中制创造出来的文明就构成了三个彼此接触，进而彼此竞争的中心。竞争关系刺激他们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域，同时也就强化了对内的集中程度。集中程度越高，就有越多的资源投入竞争扩张。甚至就连自保，增加防卫能力，也有赖于财富资源的集中。以前挖壕沟就够了，后来非得盖城墙，而且必须是夯土打造的坚实城墙不可，那就非得加强组织，要动员很多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赶紧将城墙筑起来。
中国的国家机制，显然是在这三个不同中心的竞争中得以快速成长的。相互竞争与防卫，加速了互动，也加速了彼此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以古史的尺度来衡量——大概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这一千年中，中国快速产生了一个辉煌的国家组织与国家制度，以及一套与国家组织和国家制度相对应的高度文明。
参照古史文献，在这样的三角竞争关系中，夏原本应该是最先进的。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率先步入跨部落共主地位。这里，我们碰到了夏朝考古资料不足的困难。偃师二里头很重要，可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偃师二里头以外，并没有太多其他相关的夏史材料可以和偃师二里头相对应，连成一条夏人和夏文化面貌的线索。更大的限制在于，即使是偃师二里头遗址，也没有可供辨读的文字资料。
因而，夏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突破，可以使它成为较大区域的共主，是一个难解之谜。
不能直接找到夏人的证据，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看看能不能通过研究在夏人之后崛起为共主的商人，以及商人所展现出来的文化特色，回溯三个地区竞争中的关键或秘诀。
依照时间顺序，我们应该先将夏文化弄清楚，明白他们凭什么能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成为区域共主，再讨论商人、商文化有怎样的突破优势，以至于能超越夏人。然而考古学的性质就是如此，没有足够的夏文化资料，不能强求，只好发挥推理与想象能力，运用既有的资料推测未知的历史。
回到前面提过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中国国家的出现，并不是伴随着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的突破。考古资料清楚显示，从约八千年前一路下来，中国地区的石器生产工具并没有突破性的变化。工具没有突破，意味着随后两三千年中，个人的生产能力不可能快速增长。
在那几千年中，人的体力一样，身体组织完全一样，所面对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也一样，连使用的工具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个人生产力从何提升？也就是说，总体的生产力，也只会随着自然人口的增长而增加而已。
但奇怪的是，约四千年前，这块土地上的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和约六千年前的情况天差地别！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城、宫室、青铜器、甲骨和文字等。我们要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总生产量没有巨大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约六千年前创造不出文明，到约四千年前就可以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文明？
看来只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在这两千年中，这块地区出现了剧烈的社会组织变动。社会组织上的变动让过去相对平等的人——或者引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说法，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活的人——开始了阶级分化。在阶级分化的过程中，分出了拥有私有财产者和没有私有财产者，后者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他的生产所得通过某种社会组织与社会强制力，被集中到少数富有的人身上。无产者越来越穷，而他们的人数却越来越多；有产者越来越富，而他们的人数却越来越少。资源集中让富有的少数人得以挥霍，才创造出我们看得到的文明。
在原来平等的公社组织中，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着均贫的生活。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改变？为什么到后来多数人会坐视少数人变得富有并维持富有呢？让社会所有权的分配区别开来，因而创造出文明，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解答这一连串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去探索、研究古代的玉器与青铜器。前面提过，商文化的来源有二：一个是大汶口下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另一个是湖熟文化。湖熟文化——尤其是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图4-2 良渚的玉器图
我们前面看到的新石器时期墓葬中的陪葬品，绝大部分可以清楚辨识出其工具意义，比如箭镞、石斧，当然更多的是陶器。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湖熟文化的墓葬中也有陪葬品，而且陪葬品的数量很多，但最主要的却是玉器，例如玉璧、玉琽和玉琮等几个典型的玉器形制。
这些东西的意义何在？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看不出它们的用途，它们没有实用功能，也不可能被拿去用作工具。相较之下，马家窑的墓葬里发现那么多同型陶罐，我们判断，那或许是中国最早专为陪葬而造的明器，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不过那些毕竟还是陶罐，我们一眼就可明白其缘由——在这个社会中，陶罐是有用的，所以一个富有的人，他死后要带走很多有用的东西到另一个世界去。可是，我们完全说不出良渚的玉器怎么用，它就进入另一个领域，一个由象征意义而非现实功用构成的领域。
图4-3 良渚的玉琮图
良渚出土的玉琮值得特别注意。从形状就知道，它绝对是经过精心雕刻的，不会有任何天然的石头长这个样子。而且良渚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具备同样形制的对象，其形式都是内圆外方，更证明了这个形状绝非偶然，恐怕已有严格的雕刻规范，也就必然有其形状上的道理。
良渚人没有留下关于道理与想法的记录。但是，玉琮的形状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天圆地方”的传统说法。苍穹是圆的，地表是方的，玉琮会不会就是天地具体而微的象征？为什么纯粹非功能性的象征对象，会成为那个文化中富有的人墓葬里最主要的东西？
在玉琮等玉器上，我们看到这个典型的图案：像是一张戴着眼镜的脸，上面又压了另一张比较小的脸。显然，当时的人对于这个图案也必然有其解释。这个图案在这个文明里，必然有其象征，也有其象征所发挥的力量，不然不会出现如此清楚的复制。
有人想：“我要画一个图形……”就算每个人画的图形都是模仿自然而来，但是，毕竟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必须是社会上已经建立了一种集体习惯，认定这个图形代表什么意义，大家才会复制同样的图形。从某个角度看，玉器图案是文化中的明确符号，只是我们无从解读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假如商朝是由大汶口文化和湖熟文化的互动所产生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试着从商人文化中发掘出来的事物，回推良渚玉器可能的意义。以安阳发掘出来的玉器为例，在玉器的雕磨上，商人与山东龙山文化间的关系远没有和良渚文化密切。安阳发掘出土了软玉雕琢的物件，带有半具象的形体，和良渚玉器一样，没有任何实用功能，不再是器具，比较像我们今天理解的艺术品。
然而，有一点很特别：如果这些非实用的造型是模仿自然而来的话，照理说，其表面不应该有纹饰，而应该将重点放在造型上。然而安阳出土的玉石之器，基本上没有一个表面光滑，每一个都带有纹饰。就连一眼看去就是鸟造型的玉器，身上都密密麻麻地布满纹饰。
图4-4 安阳玉器图
殷墟的事物造型清楚显示，当时的人观察大自然，再将之重现出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一套自己的美学标准。商朝的青铜器，有犀尊、鸟尊，顾名思义，就是做成犀牛、鸟的形状，但是都带有非写实的风格化线条，也都布满纹饰。
那些动物造型上的纹饰和一般青铜器皿上的纹饰非常接近。从这样的物体中最容易看出两个传统或两种不同的工艺文化在商朝融合在一起。一个是来自类似良渚、河姆渡那个方向的石器雕琢，这里有一些对于动物特别的观察与描绘。然而这部分传统到了商朝，和另外的山东龙山文化互相影响，原来朝具体形象发展的石器文化与雕琢工艺相结合，呈现在全新的器皿上。
商朝的青铜器形制很多，看得人眼花缭乱，有鼎、鬲、甗、簋、釜、爵、角和斝等。青铜的起源有多种可能性。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由制陶技术产生了火窑；到了二里头文化，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陶器——白陶。按照烧制温度来排列，黑陶所需的温度比彩陶高，白陶所需的温度比黑陶高。窑温要到1000℃~1200℃，才能烧出白陶来。所以一个地方出现白陶，就意味着该地的火窑技术已经突破1000℃。能在火窑里烧到1000℃~1200℃，泥土里包含的金属矿物质也都会被烧出来。
图4-5 青铜器皿形制图
我们可以合理想象，这个区域的人一旦发明了让火窑温度那么高的技术，必然会在烧陶过程中看到各式各样极为新鲜的金属现象。然后可能再花几百年的时间不断试验，逐渐试出一种远比陶器更稳定和坚硬的材质。
商文化在这方面的表现很突出。发现青铜之后，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取代陶器。青铜的用途除了少量用于兵器制造，绝大部分用于将原来的陶器改成青铜材质。从这一个事实，我们可能得到的推论是：正因为青铜等金属材质都是在烧陶的过程中发现的，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不像今天的我们拥有一套强大的科学知识体系和系统的科学思维方法——很自然倾向于认为这个新的材料比陶器更坚硬，更适合拿来取代陶器。因为在制造过程中发现的相似性与联想，使得青铜自然取代了陶器，用来制造许多承袭陶器功能的器皿。
在新石器时代，陶器的重要性来自它是水、火与谷类混合的重要处所。另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在远古人的眼中，陶器应该像是具有神力的东西，可以将原本硬邦邦的东西化成方便可食的食物，他们无法理解水与火在陶器那个环境中起的变化，很容易对这种容器产生魔法想象。
随着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很早就有把谷物变化的神奇作用归因于器皿的想法。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器皿获得了宗教意义。器皿拥有宗教意义，所以后来的人发现任何新的贵重材料，自然就会将贵重材料用在神奇的东西上，让它更神奇。
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国的青铜器很少真正运用青铜硬度高的实用特性。即便看到商朝的青铜兵器，我们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认定，那是在战场上打仗用的。它们有可能是在仪式中使用。
我们可以从观察分析商朝的青铜器中最普遍的鼎来了解其制造过程。鼎的形制和花纹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青铜器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中国的青铜器从商到周，除了少数例外，基本上都是用铸范的方式做出来的。青铜与陶土和陶器有着密切的关系。
先做一个器物模型，然后在模型外面做成范，一块一块接起来，将它包起来。也就是首先要用陶土烧出一个和青铜完成物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在这个上面包覆一块一块用陶土做的范。范做好后，把它拆开，移走里面的模型，再重新组起来，变成一套中空的范。往里浇灌青铜汁，等青铜汁冷却后，拆掉外面的范，就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青铜器。
图4-6 商朝兵匕首图
因此，青铜器的形制当然会受到铸范法的限制。不过除了看到限制，我们更应该看到那个时代工艺技术与工艺设计发展的惊人程度。商朝的青铜器，尺寸不会很大，然而用现代的技术仔细去复原制造过程，就会发现以下几点难处：它必须先有极精密的设计。里面的模子形状必须先考虑到外面的范的筑法。范要能一块一块切开，还要能一块一块拼回去，拼出没有缺漏的样子。这个需要极精巧的思考和高超的空间思维能力，事先规划清楚什么形状和哪个角度可以做，什么形状和哪个角度不能做。
除中国之外，其他主要青铜文明制造复杂的青铜器，最终都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脱蜡法。脱蜡法不像铸范法那么复杂。蜡在高温下会熔化，所以就先用蜡做出器物的样子，在外面用泥巴包起来，然后点火，一方面将泥烧硬，一方面将蜡熔成液体，只要预留一个孔，让蜡液流出来，就成功烧出中空模子了。再把让蜡液流出的洞填起来，从另一个开口将青铜汁浇灌下去，等它冷却，变硬，打掉外面的模子，里面那个青铜器就会和原本用蜡做的器物一模一样。显然用脱蜡法做出来的形状更为丰富，也更为精确。
中国大约有一千年的时间一直用铸范法制造青铜器，没有用脱蜡法。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很早就发现了蜡，但就是没有把蜡用于制造青铜器。一种解释是：青铜器如何制造的方法和过程，与制造出来的器物结果一样重要。
青铜的炊具基本上都是从陶器形制中配合铸范法小部分调整而来的。和过去的陶器相比，这个时期的青铜器，明显多出来的形制是各式各样的酒器。这说明酿酒技术发达，而且饮酒这件事获得了过去没有的群体性意义。至于是什么意义，器物本身不说话，只好靠后来的文献记录来推测。
在后世文献中，有两种青铜酒器形制记载得很清楚，一种是角，一种是爵。爵上头有两个凸起来的小钮，其功能在《礼记》中说得很清楚，是阻止喝酒时猛力干杯的，是节制用的。如果猛力一干，这两个钮撞在脸上，会很痛。或许早在商朝，就已经有了酗酒问题及其连带产生的解决考虑。
另外，在《尚书》中有一篇《酒诰》，相传是周公对受封去统领妹邦的康叔的警惕。妹邦是商人原来居住的地区。文中反复申说：去妹邦的人绝对不会养成酗酒的习惯。“天命”之所以选择了周人，靠的就是不酗酒、不沉溺。所以周公让康叔一定不能忘了，绝对不可以到了妹邦就被当地的商人影响，失去了原本的纪律。
让我们思考一下比较特殊的器物：有一只青铜盆，盆里环绕了四条龙，更特别的地方是，它里面刻有两个像老虎的图样，张大了嘴巴，将一个人头包在中间。在一个大钺（斧头）上也刻着完全一样的图形。另外，还有几个类似变形的例子，出现在不一样的器物上。
这象征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一下青铜器上的纹饰。前面提过青铜器上纹饰的重要性。最主要的几种纹饰有饕餮纹、夔纹和龙纹等。几乎所有的纹饰，其源头都与动物有关，从动物的具体描绘抽象而来。例如饕餮，一下子就看到像眼睛的形象。我们可以查到的古书文献上说：饕餮指的是贪吃，饕餮
和大吃、肉食都有密切关系。
以此推论，前面列举的图样是在描述动物吃人吗？表面上看来挺像的。可是张光直先生做了不同的解释，给了我们更宽广的意义空间。他认为：青铜器上的纹饰彰显了一种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我们想当然的威胁关系。
张光直先生在其经典史著《美术、神话与祭祀》（ Art，Myth，and Ritual ）一书中以文献和考古巧妙且绵密的对照，主张饕餮纹所展现的是人如何借由动物进出不同世界的神话。也就是说，青铜器上的纹饰与奇特的图样是在记载并展现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所拥有的神奇力量。这种神奇力量最主要的内容是，他或他们可以和一般人认为已经不存在的人进行交流。用现代说法来说就是，商朝人可以和灵异沟通，而他们跨界沟通最重要的对象，是祖先。
通过后世文献重建商人的观念，他们似乎将世界分成两大块：一块是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另一块是去世的祖宗所存在的领域。这有点儿像在古希腊世界观中，人和奥林匹斯山诸神有所区别却又频繁互动的观念架构。上面的那个领域随时有能力，也随时可以介入并改变下面的空间。
只不过，古希腊人想象的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往往纯粹出于任性而干预、改变人的命运。很多古希腊神话故事的重点都在于让人相信命运是无法违抗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然而，在商人的概念中，上下两个领域却有一套具体的互动秩序，最根本的互动原则就是：自家祖先保佑自家子孙，谁家的祖先在天上越有权威，他的子孙在地上就越有能力。
如何证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又如何让别人感受到上面的领域中，商人的祖先胜过其他人的祖先，因而商人在世间也就理当占有统治地位？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一定要有两块领域之间互相沟通的证据。
依照张光直先生的说法，青铜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都是礼器，都是仪式性的器物。每次动用这些青铜器，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让所有人感知到，凭什么你们要听我的，就因为在我背后有一个超越、巨大，你们无法拥有和展示的灵异力量。
商人以夸张的规模与方式，长期反复地示范：我们商人和你们不一样，虽然大家都有祖先，可是只有我们拥有随时可以和祖先直接对话的通道。通过这些你们无从拥有的青铜神器，青铜神器上还有可以通天地、上下往返的神兽，我可以直接召唤我们的祖先，请他们降灵来协助。这就是后来周人带着点儿不屑所说的“神道设教”
。
张光直先生的洞见一来说明，为什么商人会耗费庞大的资源去造青铜器。二来说明，为什么青铜器都是礼器，没有实用工具。三来说明，为什么青铜器上普遍有那么复杂的纹饰，且纹饰和动物关系密切。四来也说明，为什么就算到了后来历史中出现了文字记录，人们还是给像鼎这样的青铜器那么高的象征地位。
更关键的，通过张光直先生的说法，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商朝集中资源的运作模式。
商人掌握了巨大的威吓优势，他们可以宣称并示范，自己可以通过一个神秘巨兽张大的嘴巴前往另一个世界，将超越的力量召唤出来。于是那些没有这种通天地本事的人只能乖乖听话，乖乖地按照商人安排的方式奉献生产所得，如此造成了资源的高度集中。
商人很有可能就是靠青铜器及其通天地功能而崛起，并取夏的共主地位而代之。那么往上推，夏人又凭什么崛起，夺得最早的共主地位呢？如果单从考古遗址上看，一个很有可能的答案是——夏人发明了最有效的夯土技术。
夯土一点儿都不容易，集结那么多人，先做好版筑，将泥土担来倒进去，再反复以石具予以夯实。这不仅涉及工作技术，还涉及组织技术。一旦掌握了高超的夯土技术，就能产生很大的效果。一方面，可以筑起较高而坚实的城墙，大幅减少敌人的威胁；另一方面，可以分出城乡，也就是在地理形式上构造了集中制的条件，乡人为了取得城墙保护，就得贡献其部分生产所得，换来有敌侵扰时进城躲避的权利。
城是资源的集中地。或许夏人就是靠懂得如何筑城，进而在筑城过程中集中周围的资源，进而将夯土技术运用在盖宫殿上。宫殿有什么好处？它突出了别人无法完成的独特性。权力越大，城盖得越高，宫殿也盖得越大，于是就有越多的人附和投靠过来，寻求保护，如此产生的集中效果就越大，逐渐造就了这个地区的共主。他们拥有不被别人攻打的优势条件。
和夏人势力范围相接的商人，或许曾一度认夏人为共主，有了和夏文化频繁的接触。他们显然模仿、学习了夏人的夯土技术，但光学会夏人的本事，不足以凌驾于夏人之上。让商人脱颖而出的，最有可能的还是他们懂得设计之前从未有过的繁复仪式，以这套仪式召唤灵异力量，从而构建自身的权威。
商人对内对外都表示，他们能打胜仗，是因为有神力在背后。商人用这种方式化解别人的挑战，建构自己的共主势力。因此，到周人翦商之时，周人要挑战商人的共主地位，当然得有破解商人优势的方法。所以会有文王到周公的人文转向，特别强调天命，并有“人文化成”
的说法出现。这显然是要否定商人的祖先优势，将重点转为如何争取抽象、普遍、共同、与任何个别祖先无涉的天命。周人不像商人一样迷信不可知的神力，提出了“天”的概念，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取消商人最主要的权力来源，质疑、否定其作为共主的合法性。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夏、商、周三代历史就拥有了不同的理解。以这种方式来理解三代，又可以和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证据彼此呼应。虽然不能说两者百分之百契合，但至少比以前所相信的那些传说更加合理，也更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