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国家从哪里来？

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流传下来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种种记载与说法，与我们看到的其他文明的状况有相当大的差距。

其中一个差距是中国的传统文献，无法有效且有说服力地解释这个文明及其国家组织到底是怎么来的。小屯殷墟发掘结果显示，商朝的国家组织已经很发达。

这从青铜器就可见一斑：重建夏、商、周的活动区域，标出发掘出土青铜器的几个考古遗址，再考察制造青铜器的三种原料——铜、锡和产生高热的燃料，就会发现原料产地和成品出土处之间有颇远的距离。换句话说，必须有足够的人力组织，不只是去挖掘和开采，还要将相当庞大沉重的原料运过来，然后将作坊建起来，并控制精巧复杂的塑造冶炼程序，才能制造出存留至今的青铜器。在商朝（至少在出现青铜器之前），集体组织显然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这种组织是怎么来的？中国有一套传统的说法，但这套说法在现今看来没有说服力。传统说法没有解释组织发展的过程，是如何从粗糙、原始慢慢变得精巧、复杂，也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怎样的需求，让这么多人出于自愿或被迫组成一个国家。

传统的说法是，因为有圣王，有天资英明的黄帝，他一个人就管理了整个国家。我们很难再接受这样的说法。正因为中国的传统没有一个到现在还能有说服力的说法，所以我们会从比较文明的角度，参考其他文明的例证来寻找答案。和商朝的时间约略相当又能相比的，一是美索不达米亚，一是埃及。这是两个重要的古老文明发源地。

然而，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发展和中国相比，我们会马上察觉到不对劲儿的地方。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较大型的社会组织，以城邦和城市的形式出现。因为彼此之间的征战，为了防卫而形成城市。可是在城市将人保护好了之后，就发展出别的需求，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交易的需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现最早的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根源是计数。

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共同冲刷出来的这片平原，又称两河流域。其文明遗物中，很常见、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泥印。在西方的大博物馆中都看得到这样的文物，小小的圆柱状，由泥制作而成，上面刻上花纹或图案，然后晒干或烧硬，让上面的刻文固定。什么时候会用到这种泥印？当人们彼此交易，要确认彼此同意的条件时，取过一块泥版，将交易内容用楔形文字写在上面，然后再封版，封版上用泥章滚过去，章上的图案印在上面，这样就没有人能擅自偷偷改动文字记录了，也就保障了泥版文件的信用。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文明的发展与商业行为、数字和契约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没有这样发达的商业行为和商业需求，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明起源来解释中国，行不通。

02
关于国家起源的“治水社会说”

那么，中国会不会比较像埃及？埃及文明最显著的是金字塔等大型工程。兴建这样的大型工程，使得集体组织大幅发展，而大型工程的震慑作用，又反过来强化了集体组织中上层统治者的权力，让他们得以更容易、更有效地动员更多人力，兴建更多、更大、更震慑人心的大工程。

比较文明，尤其文明起源的比较论上，曾经一度流行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 提出的“治水社会说”。他认为中国的文明及国家起源，应该和灌溉密切相关。为了进行大型的灌溉工程，人们愿意让渡部分权力，因为灌溉直接影响农作生产，有具体、现实的动机，而且灌溉水利工程没办法零星地做，必须靠集体的努力。魏特夫很敏锐地看出，约公元1000年之后，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最惊人的灌溉系统。中国农业和水利灌溉工程关系密切，中国的农作物几乎都仰赖灌溉。魏特夫将这个现象向前推，再对照埃及的例子，既然埃及整个国家组织环绕着兴建金字塔而形成，那么中国的国家组织很有可能就是环绕着大型、集体水利工程产生的。这就是他的“治水社会说”，也一度吸引、说服了不少人，认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探测中国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而，这里面有些问题，仔细探讨后，使得“治水社会说”在表面上的说服力丧失了。1955年，钱穆先生就特别针对“治水社会说”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作《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收录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中），但这篇论文完全没提魏特夫，也没有一个字讲到“治水社会说”。

钱穆先生将中国古史材料中与农作物有关系的记载做了一次完整且全面的检验，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钱穆先生在整理后，发现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作物，依次是稷、黍、稻、粱。稷是高粱的前身，黍是玉米的前身，稻是旱稻，粱是小米。后来何炳棣先生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中，也做过更详细、更准确的检验。他掌握了孢子分析的技术，可以分析从古老的地层里挖出来的各种孢子化石，借以研究出古代植物的物种分布。何炳棣先生的结论基本上与钱穆先生在1955年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考察了中国古代的主要农作物之后，钱穆先生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中国古代的农作物与灌溉无关，而是以钱穆先生称之为“山耕”的形式进行的。稷、黍、稻、粱都是在相对干旱的地方生长的作物。第二，他认为，文献里明确表现出这四样东西的珍贵程度。稻和粱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到了战国时代，都还说人追求富贵是“为稻粱谋”，显示了稻和粱的价值。 这个顺序也反映了食物与水之间的关系：越不需要水的食物越粗，越缺乏价值。如果水利灌溉工程很早就很发达的话，还会这样排序吗？如果说需要用比较多水的稻和粱，被认为是比较好吃的，那么在灌溉工程发达的情况下，大家应该都去生产稻和粱了，为何还种黍和稷呢？

钱穆先生的这篇文章引出了他对中国经济史的一个突破性看法。钱穆经常被说成是保守派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家，然而实际上在面对历史和中国古书时，他一点儿都不保守，绝不死守传统说法。早在20世纪30年代写《先秦诸子系年》时，他就对《左传》里的“开阡陌”有了与传统相反的解读。

“阡陌”指的是路，即横的路和直的路，那么“开阡陌” 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开出路来，在田里开出田埂来。传统上都是这样解释的：原来的一大块田没有田埂，阡、陌分界，到了春秋晚期，由“公田”变成“私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信念动摇了，因而人们在田里开出田埂来作为分界。

但是钱穆对“开”字进行了古文字学的细密考证，再加上对封建制的全面理解，主张“开阡陌”是真意，和传统的理解刚好相反，应该是除掉阡陌，把阡陌，即田间分隔的地界、道路铲平。用这个方式来理解“开阡陌”，突然之间，中国经济史上很多东西都通了。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发展就是封建制与井田制的崩坏。原本依照封建制，土地是明确分成一块一块，地界清楚隔开的，然而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地界区隔“阡陌”开始被取消了。为什么要取消，一则因为失去了原本封建地界分隔的需要，二则更重要的是为了灌溉。

钱穆先生写《中国古代农作物考》就是为了将这个古代农业经济过程讲得更明白——中国的大型灌溉工程是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才开始的，而大型灌溉工程的兴起，是以封建制与井田制的崩坏为前提的，从此中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就推翻了“治水社会说”的根本基础。中国不可能是因为灌溉水利而组成国家，建立大型统治组织的，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之前的几百年，中国的国家组织就已经建立并积极运作了，留下了许多不可否认的证据。显然，套用埃及依赖大型工程建立国家组织的模式来解释中国古史，也行不通。

03
新石器时代的居所和食物

写完《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之后，钱穆先生又在1956年发表了《中国古代山居考》，强化“山耕”的主张。这篇长论文主要考证的是古文献中的“穴”，以及和“穴”相关的字。古文字里大部分与居住有关系的字都源自“穴”字，是相关而且同样的来源。钱先生明确主张，从古文字学回溯，中国古代人的居住形式是穴居和山居。在不太高且离水源近的地方，挖洞穴而居，是留在文字记忆中的古代居住环境。因而早期农作，也就是以这种环境能够生产的作物为主，这类作物也就不可能需要大量的灌溉。

钱穆先生是完全从古文字学的考证得到这样的结论。他当时无法用到考古学上的发掘证据。几十年来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基本上和钱穆先生的推论一致，但也在一些重要的地方有所补充与修正。

从目前发掘的考古证据来看，在约九千年前，几个地方已经有人居住的痕迹。到了约七千年前，陆续形成了几个重要的中心。从遗址出土的文物与建筑形式上看，这几个中心的文化差异很明显。比较明确的几个文化圈，一个是仰韶文化圈，另一个是大汶口文化圈，它开始的时间和仰韶文化圈差不多。大汶口文化就是后来龙山文化的基础。在南边，有大溪文化圈和马家浜文化圈。此外，不那么明确的，在东北边有红山文化圈，在东南边有大坌坑文化圈。

依照目前的考古资料，考古学家相信，这几个不同的文化中心，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发展出各自的特色文化。到五六千年前，彼此之间开始有了交流。它们的交流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进行，我们今天开高速公路一小时能到的距离，当时的人基于不同的偶然动机，通过不同的移动方式，可能要花二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走完。

仰韶文化圈后来发展为最早的一个文明中心，这里应该也是文字首先出现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么多个不同的文化圈，不过后来拥有文字的文明就取得了优势，尤其是在历史记忆与传承上的优势，所以用文字来述说古代历史时，中国文明的起源很自然就偏向以黄土区域为核心的了，其他没有发明或习用文字的区域，相对被遗忘了，一直到几千年后的考古发掘，我们才重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钱穆先生的《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考证出了四种重要作物，依次是：稷、黍、稻、粱。通过考古资料，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理解，四种作物的排序其实反映了一种“北方中心”的立场。从考古上，我们看到，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这些南方的新石器遗址出土了旱稻种植的明确证据，旱稻在南方发展很早也很普遍，但对北方仰韶文化圈的人来说，旱稻是外来的，所以比较珍贵难得。如此我们就明白了，中国“北麦南稻”的倾向，大概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已经形成。

对于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山居”，考古资料对此也有重要的补充。在关中仰韶文化区，居址多半离河很近，而且比河高一些，一方面为了取水方便，一方面应该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西安半坡等新石器遗址，都是在临河较高的地方发现的，而且这河不是大河，也不是黄河。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出现，但不见得与黄河本身有关。过去会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一部分还是认定早期农业需要灌溉，理所当然地认定在黄河边，能借黄河水灌溉，是中国农业起源的必要条件。

不过，除了仰韶文化区的居住选择之外，还有长江流域湖熟地区的台形遗址。 这个区域雨量比较丰沛，取水方便，这里的人就稍稍远离水边，在高起来的台地上居住。这里与北方最大的差异在于，这里不会有山居，也比较早就有地上建筑物，并不依赖穴居。

04
新石器时代房舍遗址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上，很幸运地挖到了一些居住遗址。磁山裴李岗文化是比较早、比较简单的文化。这个居住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红烧土 。有一块地方土质特别硬，证明当时已经有固定用火的地方，因为长年在那个地方用火，就把底下的地面烧硬了。

日照东海峪的房址，面积就更大了。有清楚的柱洞，围绕着一个灶址，就是烧灶固定用火的地方，旁边还遗留有陶罐。这里出土了好几个房舍遗址。

最具有历史说服力的是西安半坡的居住遗址。这里出土的每一个房舍遗址都有柱洞，柱洞的作用当然是立柱子支撑屋顶。另外房舍内地面都是下凹的，所以他们进屋是往下走的。半坡遗址F1大房子是整个遗址中最大的一座房子，有四个大柱洞，旁边还有小柱洞。经过重建，他们大致的居住样态不是钱穆先生所说的那种山洞穴居，而是半地下居。半地下居远比穴居少受自然条件限制。这种穴居的形式使得当时的人必须选择比较高的地方挖房子和盖房子。在太低的地方，尤其是比较潮湿的地区，一挖下去，泥水就冒上来。要有一定的高度，才能完成这样的房舍建筑。

这里我们碰触到了考古最迷人的地方，如何运用推论与想象，扩充对于眼前考古事实的理解。通过从西安半坡挖出并重建的这种房舍样貌，我们能进一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理解或猜测？

通过这样的房舍遗址，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农业已经有了发展。在发展农业之前，人类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不外乎渔猎与采集。不论是渔猎或采集，都需要很广大的领域才能养活一个人，更别说养活一家人了。采集文化能采集到的营养最丰富的食物是核桃一类的坚果，而核桃树的生长有一定的条件，今天把这片地方的核桃采完了，不可能明天又长出新的核桃来，所以若想让每一个人都活着，必须有相当大的空间。于是，渔猎与采集的生活无法发展出定居的文化，也不太可能花那么大的功夫去盖这样的房子。可以想见，在有限的工具条件下，要挖一个半穴居，砍木头，立柱子，做屋顶，多么不容易。没有道理花那么大力气，却使得自己来往于渔猎和采集地区更加受限、更加遥远。

为什么农业可以支撑这种生活？农业就是谷物生产的重大突破，人从原来靠采集所得到的营养，转变成为主要以谷类作为热量的来源。谷类最关键的特色是一年生，也就是说，在同一块土地上今年种了，明年和后年还可以继续种。

人类要发展农业文化，要依赖谷类为主要食物，这中间又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在没有充分掌握火的作用之前，大部分谷类作物都不可食。靠用火将谷物加水煮软蒸熟，人才有办法食用谷物过活。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有农业，必定要住在水边，还必定要有火，所以必定要有某种形式的灶。

有火有水，但若是缺了可以装水受热的容器，农业生活还是不能成立。在人类文明起源中，这是一项可能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才出现的艰难突破，那就是陶器的发明。目前全世界的考古遗址中，最早的陶器痕迹大约出现在一万年前。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才在全世界多个文明的起源地陆续出现陶器。有了陶器，农业的条件才算真正成熟。

05
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与陶器

姜寨遗址的年代约为六千五百年前。这是一整个居住村落，全部发掘出土，所以不仅可以了解个别居住形式，还能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原型。

村落里有不少房子，房子有大有小，坐落于不同的方向。房屋群的外围有一道壕沟，这是为了防止野兽侵袭的。壕沟可以防大部分动物，却防不了一种特别的动物——人，要防人就得筑城墙。所以如果发现城墙取代壕沟，围在村落外，通常也就表示住民防范的主要威胁从野兽转变为其他的人类。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相当有限。当时的工具以石器为主，要用原始的石器工具造出像姜寨那样供人们长期定居的村落，必然要花很长的时间。姜寨的集体村落之所以存在，多户人家要住在一起，可能是因为要挖壕沟。用那么原始的工具，个别人家绝对无法独自去挖防卫壕沟，只有聚拢起来才可以让大家都免于野兽的袭击。

另外，在许多村落型的居住遗址都发现了可能比壕沟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火窑。火窑是用来烧制陶器的。陶器没那么容易烧得出来。火窑有火膛，有火道，将要烧的东西放在里面。大约五千年前的考古遗址出土的火窑和现在台湾苗栗地区还在用的火窑，基本构造没有太大的改变。火窑中间是可以产生高温的地方，然后要有一个让高温通过的通道，借高温将泥土原料做成的东西改造为不透水的陶器。

我们越来越相信，形成中国古代村落的另一个理由来自陶器制作的专业化。挖一个壕沟很难，同样，盖一个火窑，懂得怎样做火窑，使制作陶器的程序变得固定、有把握，也很不容易。拥有构筑火窑能力的人，往往就能吸引其他人靠过来，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小中型村落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各个遗址中出现陶器的演变，还有陶器在当时人的生活中可能扮演角色的相应变化。

庙底沟的陶器相对简单，我们很容易猜到它们的功能。庙底沟陶器的重要性在于出现平底的器型。之前的陶器，一来模仿大自然可以盛水的物体，比如瓢瓜等，二来有技术的限制，所以几乎都是圆底，显然是将陶器吊起来，从下面生火。这种形制的缺点是站不住，所以人们渐渐产生了突破技术限制、做平底容器的想法。

除此之外，陶器的另一项重大转变与技术突破是三足器。中空器皿下方做了三只脚，可以腾空站立，让火从三足器底下烧，就省了吊器皿的麻烦。早期出现的三足器都不大，因为很不好烧，牵涉如何让三足和中空的主体黏合，稍微大一点儿就更难了。另外一个重要进展，是容器把手出现了。不过，在庙底沟时期，三足器还不多，有把手的容器也很少。

没过多久，各个文化的制陶技术有很大的改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因为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大汶口与良渚这两种文化是商朝重要的前身；相对地，仰韶文化——尤其是河南仰韶文化——可能是夏朝与夏人文化的前身。和属于仰韶文化圈的庙底沟二期相比，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就花哨多了。大汶口有更多不同形制的陶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陶器的模样越来越特别；第二，从今天的陶工与烧窑技术往回推，这些陶器烧制的难度越来越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大汶口开始出现一些不太能纯粹从功能角度理解的陶器形制。

越来越多无法在功能与烧制方式上找出道理的陶器，引我们不得不假想：这些陶器对当时的人应该有作为器皿之外的重要意义。

陶器的出现与存在，原本基于其耐高温与不漏水的功能性，促成了农业的快速发展，让谷类作物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热量来源。可是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扮演的角色好像已经不止如此了。有一些陶器很不好烧，看起来也不好用，他们为什么要花这功夫去做？除非是在好烧与好用之外，这样的东西还能带给当时的人不同的满足。

06
陶器的重要意义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可以推想，在那个时代，陶器是人与大自然分界，属于人的生活中最明显、最独特的拥有物。若要在由大自然生产和提供的东西之外，拥有一种不同的、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大自然取撷的东西，陶器绝对会是第一选择。当然，他们的生活中还有工具，不过在人类已经做出奇特多样的陶器时，工具却还处于相对原始的阶段，所以和工具相比，陶器是更合适的原始财产形式。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主张：生产工具的改变造成生产力的改变，是历史演变的根本原因。然而，我们看中国历史，从约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约三千五百年前，这几个区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并没有重大变化，一直以磨制石器作为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可是，各个不同区域在这两千多年间发展出来的文明何其不同！因此，不能单纯从生产工具的改变去理解文明的变化，尤其不能用它来理解中国文明的变化。

越往东南走，陶器文化的发展越惊人。很多陶器形制显然是要分开先做好几个部分，然后再将各个部分拼起来，放进窑里烧成一个完整的器物，多么耗费心力和时间，更不用说这个过程中遭遇过多少失败！这样做出来的陶器却没有多增加什么特殊的功能。因此，我们无法忽视的事实是，陶器在此脱离了生活上简单的必需品地位，也不再是谷类作物储存和烹煮的附随品。

往西北方向走，有发展路线不一样的甘肃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在陶器形制上不突出，但是陶器表面却有丰富的纹饰。花纹这么华丽，变化那么多，又是为了什么？

在马家窑文化的遗址中，将同一个坑的陶器都放在一起，我们马上会注意到：陶器的形体几乎都一样，在形制上面没什么创意，然而，几乎每个陶器表面烧绘的花纹都不一样。纹样完全不影响功能，所以费工夫画出来的花纹也不是为了好用。而且，这些陶器是在墓葬中发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天真地只把陶器当作器皿，只是好用的东西？它们必然还有其他的意义。

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彩陶展览，最漂亮、最常被展出的就是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它们又大又漂亮，还有纹饰。但也就是这些现象使我们怀疑：这些陶罐真的是原本生活中使用的吗？它们摆放在墓葬里，保存完整，而且从出土的情况看来，不像有生活中使用过的痕迹。或许，这些陶罐就是为了放入墓葬中而特别烧制的？

考古最迷人的地方正在于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逼得你不能不想，不能不有解释。我们发现，或者说我们也被迫去理解，至少到了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及其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制造、运用这些陶器的“有思想”的人，他们的生活里应该有了超越纯粹实用功能以外的考虑。

07
墓葬在说什么？

新石器时代出土的许多墓葬，让我们进一步相信这一时期的人们必定有相当程度的意义思考，要不然不会有这些特殊的现象。

华阴墓阵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其中M1有五个坑，每个坑里都埋了不止一人。有的有陪葬品，有的没有；有的遗骸是一次葬，死了就被埋在那里，还有一些尸骨是二次葬，先葬过，后来才被移过来的。所有华阴墓葬竖坑，都是南北朝向，所有的遗体都是东西朝向，所有的头都朝同一边。这不会是偶然，这群人一定在想什么事情，一定有自己的道理判断：人要下葬，就必须如此，才是正确的方式。

这里墓葬的方位和华阴墓阵相反，头朝西边，不过方位都很正，正东或正西。中国文化中面向正方位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这里有不同的墓葬。一个是直身葬，陪葬品放在遗骸旁。另一个却在外面多做了更大一片夯土层，将陪葬品摆放在夯土层上。这两个墓葬的比较很容易理解，后者一定是在这个社会里特别重要的人，所以利用不同层的墓葬范围和不同的陪葬品来彰显其地位。但是我们真的很想知道，哪些器物放上面，哪些器物放里面，有什么区别、什么意义？

有人认为，这象征了当时的制陶者拥有很大的权力，或许，那是一位制陶者的墓葬。出土的陪葬品看起来都没有被使用过，也许是特别烧来摆入墓中的“明器”。 一种猜测是死者应该和制陶有密切关系，一位制陶者为自己或父亲，或是徒弟为师傅，烧了一整套明器，将他可以烧出的各式各样的陶器都做了，所以同样的陶罐有这么多不同的花纹，简直像是一套烧陶的编目。它们像在展示：“嗯，我们家烧的陶器通通都在这里了，你们大家可以趁机看一下。”

那是一个重要的制陶者向他所处的世界、所处的社会发布的权力宣言。我们可以继续努力去发掘，去猜想。考古有一个好处，因为考古能拥有的出土资料太有限，所以考古的史学方法通常比文献的史学方法宽松。意思是说，反正资料那么少，在现有的考古资料里，只要没有明确抵触的，你都可以提出你的假想。这是考古另一个很迷人的地方，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想，它可能是怎么回事。

显然在这个时候，有些信仰观念已经萌芽。考古工作一定要和“死人骨头”打交道，一定要发掘许多墓葬。但是即便挖过许多死人，有些墓葬出土时，还是会让发掘的人觉得心里发毛，因为你清楚地感觉到那不是一般的埋葬，那里面有几千年前的人的思考与想象浮动，穿越几千年时空要对我们说些什么。

即使是考古学家看到像大溪文化出土的屈身葬，还是难免心里发毛。屈身葬已经很困难了，大溪文化的墓葬还用一种更困难、更戏剧性的姿态来下葬，让人总觉得这后面应该是有故事的。

08
陶器在说什么？

西安半坡出土了为数甚多的陶器，这些陶器的花纹与马家窑的花纹不一样。早期马家窑的陶器纹饰是由绳纹、网纹一路发展，以整齐的几何图形为主。半坡出土的陶器，上面的纹饰却是他们对于世界的观察（鱼、羊等动物）。所以陶器的存在对当时的人很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除了让谷物和作物更方便食用和储存之外，陶器还成为人去想象外在世界，进而去表达他跟周遭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一个重要媒介。

相较于其他文化，中国陶器的发明不算特别早。目前最早的陶器出土证据在俄罗斯。然而，从出土的考古遗址来看，中国这块地区在四五千年前就呈现了一种强烈的倾向，那就是陶器具备高度的社会意义。这是在其他许多文明中不曾看到的。陶器的社会意义越来越重要，这与中国国家的起源、中国最早的统治方式有着幽微却密切的关系。与其他地区的古文明相比，陶器——不管是在仰韶、大汶口还是良渚——都早早开始扮演作为群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意义承载和意义表达工具的角色。

在中国新石器考古上有一只极为有名的陶碗，上面画了一个像是X光片上看到的人。我们无法从功能面上解释，为什么要在一只碗里面画东西，而且画的是人的骷骨。和前面所说的墓葬现象一样，这只碗告诉我们：当时的人对于死亡与死后世界应该有他们特殊的想象。没有死后世界的特殊想象，不太可能愿意或需要花力气做二次葬。有不少发掘出土的竖坑葬，很多骸骨排列葬下来，很多大陆的学者解释那是家庭或家族坟坑。到今天，我们也都有家族大墓，一个人死了，先葬在自己的坟里，隔一段时间后，要捡骨，将剩下的骨头收起来，摆放在金斗瓮（骨灰坛）里，放入家族集体的祖坟。或许新石器时代的竖坑葬就是类似的做法。显然那时的人开始想象死去的人彼此之间，以及死人和活人之间的关系了。

马家窑陶器上的纹饰在表达什么？光凭直觉，我们就感受到这时已经跃动着一种具体化的倾向，这已经是造型艺术的开端了。陶罐上画了一个人，这个人形的意义或许和原始阳具崇拜有关，也可能代表某种生殖神。这几个陶器都一样，抽象的纹饰和具象的描绘并存，进一步具象的造型几乎要取代原来的陶罐形制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再进一步应该就会出现关于动物或人的纯造型呈现。

最初烧陶土是为了制造器具，可是人类后来发现，陶土还有更多用处。可以在陶土上画图，还可以用陶土做具象造型，可以将陶土捏成眼睛里看到的东西，也可以试着去画那些具体的东西。看到一样东西，想要把它画下来，这正是文明发源的一个冲动。

奇特的是，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看到这个冲动的萌芽，可是后来却迟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同时期的其他新石器文化相比，中国新石器文化能找到的具象造型艺术极为稀少。陶罐上面明明已经刻出了一个人，如果其用意是借此呈现外在世界，表达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那么下一步应该就是将陶罐丢掉，用陶土塑造一个人的模样。但是我们现在从考古资料上看到的最强悍的趋势反而是，陶罐的基本造型一直存留下来。西安半坡已经有这么多具体的图形和图案，然而这类具体的图画，到了后来从陶器演进到青铜器，都找不到进一步发展的证据。

依照现有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我们看出一个重要的焦点：中国农业的起源过程中，每一种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确立都和农业有关，也都和陶器有关。然而，如果说这几个不同文化的彼此缓慢互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共通性，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形成的话，那么，至少有一个是对于器皿形制以及抽象纹饰的重视与坚持。大部分墓葬里的陪葬品都是陶器，用工具陪葬则少得多。此外，造型艺术在古代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发展。从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到后来的青铜器，原来陶器所延续下来的这个脉络，在之后的中国文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09
以器皿为开端理解中国国家起源

后来出现的青铜器绝不只是生活器具而已。陶器刚开始制造，或许还可以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用简单的方式烧制。然而，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像马家窑出土的陶器，所需的火窑条件就太复杂了，非得有专业化、集体化的发展不可。到了制造青铜器，那就更不得了了。烧制陶器一般至少需要600℃，换作铜器，就要烧到1000℃。这当然不是一般随手捡来干燥后的木材所能烧出的温度。其中涉及特殊的燃料，更涉及萃取原料的特殊方式，毕竟铜不是从地上捡了就有，混合青铜所需的锡也不是。制作越困难，耗费的力气越大，显然也就需要越强烈的动机和理由了。

“中国青铜时代”其实是一个奇怪的表达，尤其对于依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大陆史学家来说，更是如此。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工具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国出现青铜，明确证据出现于约公元前3000年，那应该算作青铜时代的开端。不过，青铜时代前面的新石器时代，后面的铁器时代，其定义就是社会以石器或铁器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如果采用这个严格的定义，那就无从安顿中国青铜时代了。我们几乎找不到中国放弃了石器工具而改用青铜生产工具的任何证据。

这要回到《左传》上记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目前传留下来或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基本上就是两种东西，一是礼器，二是兵器。青铜农具极其稀少。如果从生产工具的角度来看，中国其实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朝小屯殷墟制作出如此辉煌的青铜器皿的时代，农业生产都是使用石器。到了西周，就陆续出现了铁制工具，中间根本没有生产工具上的青铜时代。

既然没有生产上的用途，为什么会有青铜？为什么用如此难锻造的青铜去做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一般所熟知的代表性青铜器，例如毛公鼎和散氏盘，是为了拿来烹煮盛菜的吗？当然不是，它们不是实用的东西。

青铜器的发展与源流，必须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那不是到了商朝，在商人文化中突然产生的现象，而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端倪。最早的中国人，比如大汶口、仰韶、良渚和河姆渡等几个文化区的人不知是独立发展还是彼此影响，开始出现的明确共通点，就在于视陶器为重要的意义承载工具，而不只是生活上有用的容器而已。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承载的意义就逐渐超过它在生活上所提供的便利。

良渚文化出土了精巧的玉器，更是没有实用性的物品。而良渚的玉器和陶器，都有丰富、漂亮的纹饰。类似的纹饰风格，我们会在商朝的青铜器上看到熟练的线条，带有高度抽象性，而非具体造型。

我们没办法仅仅凭借考古明确地界定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文化”。然而，有几条线索清楚地浮现出来，可供我们追踪。第一，我们大致明了，从七八千年前，在现在叫作中国的这个区域里，哪些地方曾经有人居住，他们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发展生产（大部分都是农业），又相应发展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第二，我们知道，后来商朝显现出的高度文明成就，是在七八千年前以降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慢慢积累起来的。这中间并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从前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所提的“西来说” ，认为要到中亚去找中国文化源头的说法，现在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从考古上看，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证据。

相反地，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满天星斗般散落分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是后来夏文明与商文明的主要构成元素。至少在一件事上，就是对容器的执迷——只要看到容器，就喜欢得不得了——的确是一脉相承的。

本来的工具转变成在文化生活、文化意义上的重要角色。这是其他同阶段文明中看不到的现象。你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看看，只要是六朝 之前，你能看到的重要展品，几乎都是器皿。相对地，古代近东和古希腊的文化中，容器绝对没有这种重要性。不是说他们没有漂亮的器皿，古希腊所留下来的瓮，像是济慈特别写诗《希腊古瓮颂》（ Ode on a Grecian Urn ）来歌咏的，是很美，可是它们和中国从陶器一路下来到青铜器文明，整个脉络上器皿扮演的角色，却大异其趣。

至少在现阶段，要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要理解中国国家的起源，必须研究器皿。 L+FpstiXnRJs/TVkXfM7WKqWB9NjamHWK3D+kjuyqPBdgrwB63jcFMM9y4d2XMRa